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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方面，一项荣誉就是一堂给我们上的有说服力的关于谦逊的课程，因为它意味着它并不像我们评判他人的价值或成就那样，为我们评判我们自身的价值。在奖赏中，是世界在宣告；而如果我们要接受奖赏并对此表示感谢，我们就只能通过忽略我们自己来做到这一点，并只能以这样的态度来行动，亦即朝世界敞开，朝一个使我们获得言说并被人倾听的空间的公众和世界敞开。

汉娜·鄂兰《黑暗时代的人们》0

世界并不会因为它是人类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会仅仅因为在其中有人的声音就变得有人性，它只在人们把它作为谈话的对象时才会如此。无论我们受到世界中的事物多大的影响，也无论它们困扰和刺痛我们有多深，只有在我们能和同伴谈论它们时，这些食物才会变得属人。而所有无法成为谈论对象的事物——真正的崇高、真正的恐怖和诡异——也许能找到一种人的声音以进入世界，但它仍然不是完全属人的。只有通过谈论世界和我们自身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才能把它们人性化，同时，也正是在谈论它们的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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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窘的情境中，人们是环境的牺牲品。这种情境本身就是一种羞辱，而与使它显形的光是来自耻辱还是来自荣誉几乎无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天才就在于，他用一个情境就概括了“困窘”的这些不同方面：当王子在《白痴》里著名的舞会场景中打碎了精美的花瓶时，他的笨拙、他在适应这个“人造物”的世界时的无能就暴露了出来；而同时，它还最为明确地显示出他的“善良”，亦即他对这世界来说是“过于善良”了。羞辱恰好就在于这一事实：他被暴露“为”某个善良的人，他不能不善良，正如他不能不笨拙那样。羞辱是困窘的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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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诗歌是一件让人不安的任务。诗歌可以引用，却不宜用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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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可能是第一个强调指出收藏是儿童的爱好的人。他说，对儿童来说，东西还不是商品，不依靠用途来判断其价值；同时，收藏也是有钱人的嗜好，他们拥有的足够多了，不再需要任何有用的东西，因而负担得起把“物体的变形”当作他们的事业。在这当中，他们必须不可避免地发现美，而美需要“无利害的愉悦”（康德）才辨识得出。无论如何，一件收藏品只具有爱好的价值而没有任何使用价值。（本雅明还没有意识到，收藏其实也是一种明智、稳妥、通常回报率极高的投资形式。）而正是因为收藏可以关注任何门类的物品（不仅仅是艺术品，它们在某种意义上脱离了有用物品的日常世界，因为它们毫无“益处”），因而才可以说，收藏使物品重新获得了作为一件东西的性质，因为现在物品不再是用以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具有它内在的价值，所以，本雅明才能把收藏者的热情理解为一种与革命家的热情相近的态度。像革命家一样，收藏者“梦想着他的路不仅通向一个遥远的或者消逝的世界，而且同时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在那里，可以肯定的是，人们所得到的不仅仅是他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并且，事物从单调乏味的有用性中解放了出来”。收藏是为完成人的救赎而进行的对事物的救赎。…“在最高的意义上，一个‘收藏者’的态度，就是继承人的态度”。（《开箱整理我的藏书》）本雅明说过，“所有权是一种最深刻的关系，借此人们拥有物品”，继承人通过占有物品，在过去建立起自我，从而不被现在所打扰，实现了“旧世界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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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找到的唯一客观而不容置疑的提示是，他越过一个诗人应有的限度太远了。实际上，他越过了那条人们为他而划出的可被容忍的界限。这是因为，这些界限无法从它们的外面被人察觉，甚至无法被人猜测。它们看上去像是模糊的山脊，肉眼几乎无法看到；可是一旦有人去翻越它们——甚至并没有真正翻越，仅是在那里被绊倒——这时它们就会突然变成陡壁。这里没有退路；无论他做什么，他都只能发现背后紧靠着陡壁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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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务必谨慎，你们这些赞颂希特勒的人，我……知道它很快就会死去，他的名声将活得更长些。但即使它通过征服地球，使它变得不再适于人类居住，也没有一首咋没他的诗歌能够永存，使得，那广大而日渐衰败的大陆传出的痛苦哀嚎来得太快了，它将淹没对摧残者的赞歌。是的，那些赞赏暴行的人，他们同样拥有悦耳的嗓音。然而，遗留下来的最美的歌仍然是垂死的天鹅之歌：他毫无畏惧地吟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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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由“当前”来提供养分的思考，与“思想的碎片”一起运作，这些“思想的碎片”是从过去采摘而来并聚集在它周围。就像潜入海底的深水采珠人，他不是去开掘海底，把它带进光明，而是尽力摘取奇珍异宝，摘取那些海底的珍珠和珊瑚，然后把它们带到水面之上。这种思考乃是沉入历史的海底——但这并不是为了恢复它曾经的样子，使得已消逝的时代重新复活。引导这种思考的乃是这样一种信念：虽然生命必定受时间之衰败的支配，但是衰败的过程同样也是结晶的过程，在大海的深处，曾经存活的生命沉没了、分解了，有些东西“经受了大海的变化”，以新的结晶形式和模样存活了下来，保持了对腐败的免疫力，仿佛它们只是等待着有一天采珠人来到这里，把它们带回到这个活生生的事迹——作为“思想的碎片”，作为某种“丰富而陌生”的东西，甚至可能是作为永不消逝的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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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由于“那些正在消失的东西所具有的新奇和美丽”，即使它不是真理，他也想保留它；另一方面，他知道，要切断传统的流转，没有比从传递下来的固体形态的片段中，切下“丰富而陌生”的珊瑚和珍珠更为有效的方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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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认为，让逐渐落魄的富人相信他们此时的贫穷，正如让逐渐富裕的穷人相信他们此刻的富足一样困难；前者似乎被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大手大脚冲昏了头脑，后者则似乎被小气吝啬所支配，这种小气吝啬不是别的，实际上只是根深蒂固的恐惧，不知道第二天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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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个比方，我们把不断生长着的作品比作火葬时的柴堆，它的评论者就像化学家，而它的批评家则是炼金术士。留给前者的是木头和灰烬，作为他分析的唯一对象；后者则一心想着火焰自身的谜：生命之谜。因此，批评家所要探寻的事这样一种真理：它生动的火焰还在过去沉重的木头和已逝生命的青灰上继续燃烧。作为炼金术士的批评家从事着这样一种含糊的工作：他将现实事物中的无用成分，转化为闪耀而永恒的真理之金；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观察并解释着带来这一神奇变形的历史过程——无论我们怎么想象这一形象，它都很难和我们把一个作者归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时头脑中通常出现的那些形象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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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世的绝对 ”所包含的，是在生命中对死亡意识的取消，是把生命（只要它还活着）从死亡中解放出来，因而生命就仿佛在永恒中进行。正如认知的功能是战胜“作为最内在的外部世界的时间”，并征服最靠近自我因而对自我来说最陌生和危险的世界那样，“尘世的绝对”所具有的功能，是通过使世界与自我相对峙，以在生命中征服死亡，反抗这个“孕育着死亡的世界”——因为自我在其核心、在其认知性的核心中，知道它自身是不死的。即使在布洛赫转向了逻辑实证主义时（尽管这是一种非常特别和具有独创性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也仍然坚持他先进的、基本的基督教信念：死亡和易朽性植根于世界中，而不死和永生则存在于自我中；因而对我们来说似乎必死的生命，其实是不死的，而对于我们来说似乎永在的世界，其实是死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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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讲故事的奖赏就是她能够将生活释放出来：“当一个讲故事者对故事保持忠诚时，那么，在故事的结尾，寂静就会说话。而在故事被他背叛的地方，寂静就仅仅是空虚。但我们这些忠实者，在说完最后一个词时，我们将会听到寂静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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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有许多黑暗时代，在其中公共领域被遮蔽，而世界变得如此不确定以至于人们不再过问政治，而只关心对他们的生命利益和私人自由来说值得考虑的问题。生活于这样一些时代并由它们所塑造、的人们，很可能总是倾向于要么厌恶世界和公共领域，尽量地忽略它们，要么越过它们，跑到它们背后——就仿佛世界只是人们可以躲藏到它背后的一种表象——以达成与他们的同伴的相互理解，而不考虑在他们之间存在的世界。在这样一些时代，如果情况非常糟糕，就会发展出一种特殊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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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仍未“被征服”，它仅被那些想首先着手“征服”过去的、具有善良意志的人所掌握。或许这种做法并不能对一切过去都产生影响，但是它肯定能对希特勒德国这一过去产生影响。然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是准确地知道过去是什么，同时承受这种知道并因而期待和守望着所有从这知道和承受中而来的事物。…力量（strength）和权力（power）并不是一回事。权力只在人们一起行动的地方才会产生，而非在人们作为个体变得更有力量的地方。任何力量都不足以大到可以取代权力；无论力量在哪里与权力对抗，屈服的总是力量。因此，当逃离无法通过绕开或遗忘现实来完成之时，即使是彻底的逃离和反抗力量，也要受制于既定的时代。正如有人认为自己过于善良和高贵，以至于不能与世界相对抗，或者他无法面对蔓延世界的绝对“否定性”。例如，完全忽略纳粹让人无法忍受的愚蠢的喋喋不休，这对人是多么有吸引力啊！然而，无论人是多么渴望屈从于这种诱惑而躲藏到自身灵魂的避难所中，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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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代》（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剑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一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可见，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花样翻新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借此佐证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使光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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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尔对人类生存的刻画中，任何真实或本真的事物，都遭到了公众领域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闲谈"的压倒性力量的侵袭，这种力量决定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预先决定或取消了任何未来之事的意义或无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除了通过从中撤离并返回孤独状态之外，不存在任何可能逃离这一共同的日常世界中“不可理解的琐屑”的出路。那种孤独状态，曾被巳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们用来对抗政治领域。... 在我们此处的语境中，关键在于: "Das Licht der Öffentlichkeit verdunkelt alles" ( "公众性的光把一切都弄得昏暗了") 这一讽刺性的、昕起来悖理的陈述，已经成为事情的真相，并实际上构成了对于我们生存境况的最简明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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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在这本书中，展示了她在理解具体历史情境中人的行为、作品和个性方面所具有的杰出才能。这种才能可以归结为精敏的判断力和深透的理解力。判断力乃是对差异进行细致甄别的能力，它关心的是运用普遍原则时情境或细节的特殊性。而理解力（理性）则是对事物的整体进行把握的能力，它关心的是事物的统一性或形相（ei-dos）。一种从判断力提升而来的理解力，最终使事物在经验中重新聚集为一个活生生的、丰富的整体：这不仅仅是得体，而且包含着穿透力。不像罗兰•巴特，她从不“把政治看作对人类（和思想）主体的一种压抑”，相反，人类要想从“黑暗时代”得救，恰恰要回归政治的公共领域，人与人之间实现交流沟通，而“讲故事”，正是打破缄默和孤立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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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视角来看，人类的新的统一体或许能通过一个沟通系统来获得它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一系统中，具有不同起源的人类可以在某种“同一性”（sameness）中展示他们自己。但是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划一性”（uniformity）。正如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彼此之间的绝对差异才能成为同一者，也就是说，成为人；同样地，每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保持并坚守自身的政治身份，才能进入到人性的世界历史之中。一个世界公民，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世界帝国的僭政之下，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语”来说话和思考，那么他就会是像“两性人”那样的怪物。使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从主观上说乃是“无限沟通的意愿”，在客观上则在于普遍的可理解性这一事实。人类的统及其团结，不可能建立在对一种宗教、一种哲学或一种政府形式的普遍一致的赞同之上，而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多”（manifold）总是指向着一种“一”（oneness），多样性隐藏同时又显示着这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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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莱辛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他才坚持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于人们不谈论身边当下碰巧发生的事，而谈论他们"持以为真"的事情之处。而这样一种谈话在孤独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属于这样一片场域:在其中有许多声音，每一种"持以为真"的宣告都既联结了人们，又把他们分开，从而在那些组成世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些真实的距离。任何超出这种场域之外的真理，无论它是给人们带来利益或灾祸，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人性的"。但这并非因为它会使人们彼此不和或将他们分离开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会导致所有的人立刻就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意见之下，以至于从许多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就好像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再是无限多数的人们，而只有一个单数的人，一个唯一的种类及其样本。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的话，由于世界只形成于多样化的人们之间的中介空间中，因而世界就会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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