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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邦是一种地方性建制，城邦人知道自己的根扎在何处。人还保留着植物性，生长在culture、泥土、耕种、培育之中。文明或civilization，则与城市或cy连在一起。文明集中在大都会里，这些具有普世意义的大都会吸纳了历史的全部内容。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

陈嘉映《希腊别传》0

一个社会欣欣向荣的时候，启蒙的新见会得到较多宽容。共同体面临危险的时候，民众在心理上感到恐慌，更容易敌视自己不熟悉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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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苏格拉底有一个主导问题，那它就是：人怎么能够过上良好生活？他的回答是：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身体健康、财物丰足，而是灵魂的福祉。而唯有德性能带来灵魂的至福至善.所以我这里用“德性”而不是用“卓越”与之对应。“德性”接近于今人所说的“道德”，若说到两者的区别，我会说，德性更多在个人身上生长，而道德偏向于指称普遍的规范。希腊人常常列举四大美德：勇敢、智慧、正义、节制。以之衡量，苏格拉底可谓美德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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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眼里，事功辉赫，后人眼里，文教绵长。事功即因即果，取效于当时，时光无情，当年的因果湮灭无迹，文教灵犀相通，越千年而愈形彰显。耶格尔说，“每个时代都有因其自身之故而被赞扬的权利，其价值不仅在于它是产生另一个时代的工具。每个时代在历史的全幅图景中的最终地位，取决于它为自己时代的最高成就赋予精神和智力形式的能力”。诚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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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希腊思想史的权威J.B.伯里仍然断言：“希腊人首要也是最珍贵的成就当数无畏的思想自由。”伯里所说的思想自由可不是斯多葛学派所称的心灵自由——无论社会环境如何，思想仍然可以在内心深处自由驰骋。鼎盛期的希腊人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对他们来说，心智的自由发展要求自由的表达。敢讲，久而久之也不敢想了，忘了该怎么想。希腊人为自己创造了极难一见的思想-言论自由环境。

陈嘉映《希腊别传》0

与小说、电影不同，戏剧主要是由话语构成的。无论后世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有没有道理，无论图像时代多么色彩斑斓，希腊心灵最重视的，的确是话语。有人说，戏剧是展现行动的，这也对，但在戏剧里尤其在希腊舞台上——行动是用话语说出的，动作很少。演员通常并不模仿现实生活里的动作，杀戮一类引发感官刺激的场景更是绝无仅有。心理活动则完全由对白展现——演员戴着面具出场，并不展现表情。希腊戏剧是现实主义的，但它们并不模仿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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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就雅典而论，仅提政治家，轻易就可以数出德拉古、梭伦、克里斯提尼、地米斯托克利、客蒙、伯里克利。与此对照，在波斯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里，除了几个国王，我们很少能见到人的立体展现所谓“展现”，并非只是向他人展现，人在展现中达获自我理解。在希腊人看来，一个人只有在一个以，具体可感的共同体中才能够达获适当的自我感知自我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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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流行观念把人视作一种经济动物，用挣钱多少来衡量个人成功与否，用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来衡量社会是否合理。有一个基本方面被大大忽略了，那就是，人希望发挥自己的才能，展现自己的才能。我们在孩子身上可以最清楚地看到这个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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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乎更高的生存一直是希腊理想，只不过，典范的生存现在不再是把个人的卓越和荣誉视作最高追求的荷马式英雄。卓越以城邦为舞台来展现，荣耀来自城邦，个人的荣耀来自为城邦做出了贡献。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常被译成“人是政治的动物”，但若要体现希腊特色，不如译作“人是城邦的动物”。希腊男人首先是城邦人，他最重要的那一部分生活跟公共事务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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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哪种制度完美无瑕，每一种制度都有它的长处短处，这固然是老生常谈，但我想说的是，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他们爱自己的制度，就会尽力发扬这个制度的长处，避免其短处，共同体就会在这种制度下繁荣强盛，让我们觉得这种制度优点多多；反之，人们失去了对种制度的热情，民众只想从这个制度得到利益，菁英们转变成机会主义政客，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的漏罅为自已谋求权力和财富，这种制度的缺点就会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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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的后学之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柏拉图。柏拉图的父母两系都是雅典的顶流望族，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追随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游历了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据不是十分肯定的材料，他在耳顺之年曾接受友人迪翁的邀请前往叙拉古，当时，狄奥尼索斯二世刚刚接过叙拉古的僭主之位，迪翁是他的姐夫，也是他的股肱之臣。柏拉图的从政活动以失败告终，本人也遭遇困厄艰险之境。回到雅典之后，柏拉图在雅典近郊阿卡德摩斯（Akademos）圣殿旁创建了一所学园，后来被称为akademia，即今天所说的学园。柏拉图晚年就在这所学园里教学、写作。这所学园延续了将近一千年，直到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于公元529年因其异教性质下令关闭。柏拉图的思想博大精深，他留下了数十篇哲学对话作品，是后世学者取之不竭的宝库。柏拉图学园也聚集，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人。古希腊所谓哲人，不是我们今天在哲学系里遇到的哲学教师，他们探究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诗学，凡系统知识，都在探究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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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地方性的城邦并不会因为它太小了而不重要，而现在，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在几个大都会里发生，其他的“地方”都不具有历史意义，它们只是大都会文明因素的供养者。不少论者曾点出，无论从社会政治方面、文化艺术方面还是从人们的心态看，希腊化世界更像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世界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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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度是否运转良好，并不全看制度设计，还要看国民尤其是一国的菁英怎样对待这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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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终有一死，这是件憾事，但也正因为身为有死者，人才可能拥有复杂而深刻的感情。实际上，一切卓越都单单属于人，永远不死无比强大的神明谈不上勇敢、不屈、慷慨、笃爱、忠诚。亚里士多德一句话把这说完了：“天上没有阿喀琉斯。”

陈嘉映《希腊别传》0

关于生命有两种认知的途径：一种是体验式的，另一种是反思式的。前者得出的是一种简洁、直接的认知经验，常常是自然流露而不假造作的，让人在日常生活中直接获得一些心灵的慰藉和解放的力量。铃木大拙曾说过，禅的体验可以让我们直接回到生命的根本，将我们从各种约束之中解脱出来。而后者得出的往往是批判性的知识，通过调用各种概念去理解和论证生命的价值，虽然可以厘清一些经验，但也常常会让人远离现实的生活。所以，对于雅思贝尔斯、沃格林这样的哲学家，他们对轴心时代的关注绝不仅仅是“历史上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想要了解“那些伟大的心灵到底体验到了什么”。借助这样的思考角度，我们或许可以真正了解古代哲人的生活智慧，并应用在今天的生活中。

成庆《人生解忧》0

也就是说，“放下”这个词后来被大量引用，容易产生的一个误导是，似乎有一个东西被你举起来又放下。而佛学视角的“放下”是说，你要看清楚，其实紧张和不安是你自己造作出来的，是你错误的认知导致的，你被那些标准绑住了。就像刚刚讲的考核，其实你不是不想做好播客，也不是不想让它达到满意的收听率，但是你要知道，很多事情是你能操纵的，还有很多事情是你不能把控的。我们每个人，不能够把自己烘托到一个能够主宰很多事情的角色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常说另一个词，就是“随缘”。很多人对这个词的理解很消极，认为“随缘”就是“等吧”，但其实佛学视角下的“随缘”是说，每个人当下有他自己的因缘，它会慢慢地凑集起来，你要努力，因为这是因缘的一部分，而当条件恰好合适时，它就会形成一个结果。那个结果不由你掌控，但是你也在努力地实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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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像今天许多人会以工作时间来判断自己的人生阶段，好像到了某一个人生阶段，就要做些什么。如果把这些标签都去掉了，人就很少会有所担心。就像许多互联网大厂的员工，我觉得他们最大的危机并不是失业的危险，而是他在成长经历中从来没有想过任何一种其他的可能，导致他没有转身的余地。如果在这之前他就设想到，一个人的人生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而是应该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比如有其他的爱好和技能，成为一个很综合和立体的人，那么当他的职业出现危机时，这些可能性都会对他的人生转轨有很大帮助。但是现代社会赋予了人们一个虚假的对未来的想象，让人们都被吸引到某个单一的职业上，再突然某一天把人们抛弃掉。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社会现实，虽然你无法回避，但可以为之作准备。

成庆《人生解忧》0

常常听到人说，当生活变得周而复始，趋于平淡的时候，就会慢慢感受不到自已存在的意义，于是就会开始要“做”点特别的事情，好让自已恢复起生命的存在感。这种不断的自我平衡，其实是因为人无法克服走向死亡背后所隐藏的巨大虚无感，那是隐藏在内心中的黑暗力量。而我们之所以需要如此丰富多元的生活方式，本质上而言，都可以回到克服“死亡恐惧”的角度上理解。这就好比在面对一个令人生畏的对象时，我们常常高声叫阵，却是色厉内荏。但如果进一步思考，“生命存在”究竟代表什么？按照一般人习惯性的理解，无非就是对“我”的感知确认。可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存在”本身就是存在的，并不需要第三方加以背书和确认，但正如前面反复提到的，人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误认知，那就是将“存在”认定为某个绝对的“我”。一旦设定了这个前提，这个绝对的“我”就会面对一个逻辑的悖论，也就是“我”不应消亡，而现实却恰恰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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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了想要达成的各种目的，就会有生命的各种造作，也就是“业”，然后就导致各种相应的业果。而“业”就是推动生命造作的内在力量。“业”后来也成为佛教，乃至耆那教的核心概念，用来解释生命流转的动力与作用。佛教所谈的“业”，浅显一点来说，指人的行为、语言和心理活动会留下生命的印迹和惯性，并且产生一种引发后续身心造作的动力。比如《中阿含经》中有这样的解释：“云何知业？谓有二业：思、已思业，是谓知业。云何知业所因生？谓更乐也。因更乐则便有业，是谓知业所因生。”意思是说，“业”有两种，一种是由“思”发起的，也就是意业，即驱使意识活动的功能作用。另一种是已思业，也就是由意业所发起的身、口的造作，也就是身业和口业，分别代表身体和语言的活动。那么“业”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因为“更乐”，也就是“触”，因为“触”就会产生“受”，就会产生身、口、意的造作，这就是“业”发起的来源。而在《成唯识论》里，“业”还有一个比较经典和简要的定义，“能感后有诸业，名业”，也就是说，“业”有引发后续的造作功用。有时“业”也和“十二因缘”中的“行”交替使用，用以说明生命的发生、安住、变化与消亡的造作与演变。也就是说，生命的当下状态，都是过去的行为经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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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般若空性思想去看，认知主体和认知客体都并不具备实有的特质，而是互为缘起的非二元关系。如果套用物理学的说法，在围观层面，我们所观察到的对象其实是由观察主体的认知所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所看到的宇宙、山河、芸芸众生，不过是因认知而显现出的境界而已，认知不同，所观察到的世界也不同。在佛学理论中，常常会用“万法唯识”来解释这种认知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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