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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像吉本评论古罗马那样来评价中国，即对普通民众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真实的；对一位哲学家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虚妄的；而对于官僚们来说，所有的宗教都同样是有用的。中国皇帝也和古罗马皇帝一样，都同时可以说是“一个高级教士，又是一个无神论者，和一个至高无上的神”。而造成中华帝国陷入这样一种境地的，就是那融合了多神论与泛神论的儒学。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0

“信”，英语里—般译为“sincerity”。在汉语中，这个会意字是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不过，在中国人值得称道的“五种品质”中，它排在了最后。在许多了解中国的外国人看来，“诚信”这种品质，在这个天子的帝国每时每地，的确被当成最不重要的一种美德。他们也将会同意基德教授的这一看法，他在谈论了中国人有关于“诚信”的观念之后，接着又说：“但是，如果在民族性格中确定一种美德，而不仅不在行动中加以实践，却处处蔑视这种原则。并且，也和现有的处世态度形成强烈错误，这一性格，非‘诚信’莫属了。中国人在公开的和私下场合里的表现与真正的诚信背道而驰。就连他们的敌人也以此而嘲笑他们，虚伪、矫饰、狡诈、不真诚和奴颜婢膝，正是这个民族的非常显著的一些性格。”这一判断很大程度上符合事实，至于多大，我们最好在详细地考察了下面的事例后，可以探求出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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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最为常用的启蒙教材《三字经》里，有句话，叫做：“教不严，师之惰。”尽管将这一格言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也要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天资。不过一般来说，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都非常严厉。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老师千方百计想让他掌握写应试八股文的秘诀，他没做到。于是这个学生出门时头破血流，那情形就像是遭遇了一场街头群殴。学生们经常挨气急败坏的老师的骂，那是寻常之事。另外，不幸受了老师惩罚的孩子，会令母亲感到极其丟脸。回家后，他还会遭到母亲的痛打。不难想象，这些稍微为自己孩子一点小问题就大打出手的母亲们，在遇到特别强烈的刺激后，一定也会更残酷毫不留情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他们的刑法制度。根据帝国的法典的查验很难确定哪些刑罚合法，哪些刑罚不合法，因为很多有悖于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风俗的认可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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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众多表现之中，最令人惊骇的表现是他们的残酷无情。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肯定都认为，他们对别人的痛苦所表现的冷漠，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以孩子为例来说，在家里他们都是无拘无束的，然而只要从开始接受教育的那一刻幵始，那种充满温情的天国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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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边号称人命关天，但生活的另一面，很少重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命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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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打出生开始，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之前的计划不紧不慢地做每一件事情。上学的时候，他们一整天都待在学堂里，从日出到日落，其间只休息一两次，吃些东西。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对其他的教育体系都闻所未闻。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整个过程都非常严格，尽管大多数考生在这种荒谬的考试过程中体验到了诸多不便，但还是很难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样一种对学识的检验方式本身就具有先天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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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称之为便携计时器的那些东西，中国人就整个民族而言还一无所知。即便是那些拥有钟表的人，也没有几个人会根据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他们最多只是每隔几年把钟表擦洗一下，让它们保持正常的运转，但这样的事情也不常见。普通的人则凭借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时间，用太阳一“竿”、两“竿”还是几“竿”高来描述时间。如果天阴，就通过家猫瞳孔的收缩和放大来获得大致的时间概念。这样的时间概念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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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问候语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候语完全不同，这种差异是意味深长的。中国人在遇到同伴的时候会说：“吃饭了没有？”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种场合下却说：“你做得怎么样？”做事是英国人的生存常态，吃饭却是中国人的生存常态。由此可以感觉到，对于我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意识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在正常的情况下，时间会被充分利用，直到最后一秒钟。而中国人却像大多数东方人那样，显得非常悠闲自在。中国人的一天仅被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时辰的名称并不能清晰地给出各个时辰的分界点，只是含混地表示一天的十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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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人的礼节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们的心目中怀有这样的定义：“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的真实善意。”这一定义的基础，可能是这样一种文明的观点，即在理论上将每个人的幸福都视为众人的幸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礼节是由若干专用术语构成的一项仪式，这些专用术语像所有的术语一样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源自大脑或心田的愿望，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单个儿的组成部分。有关如何使用尊称的整套理论与实践，即使不至于让西方人发疯，也至少会使他们头昏脑涨。这些用语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又被视为社会对话的必要前提。这些用语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前因必有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合适场合，则万事大吉。这就使得知书识礼的中国人会带着不加掩饰的（并非不自然的）轻蔑来看待这些“野人”，认为他们不懂“方圆”，甚至在他们了解到了这些礼节的优雅之后，居然还表现得如此无动于衷，真是蠢得不可救药。礼节就像是一个充气垫子。这垫子里面空无一物，可它却能够减轻颠簸之苦。与此同时，还得公正地补充一句，中国人对外国人表现出的礼节（如同他们相互之间表现出的礼节一样），更经常的是出于一种欲表明自己深谙得体举止之道的愿望，而不是想使客人感到舒服。宴请时也会采用同样的规矩，这是一种你们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慷慨的恐怖），热心的主人会特意在你的盘子里堆满丰盛的食物，他认为你应该喜欢这些好吃的东西，却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你根本没有食欲，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会说，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而在他看来，他毫无疑问已经尽到了他的地主之谊。他在合适时候的合适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没人能挑出什么不周之处来。倘若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那是他的事情，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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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鱼一入水，鸟一出笼，它们就自谋生路去吧他们应做的已经做完了。。。。。。他们只是在积德，在做自己的事，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他们可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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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经营体面也，有原理；得此体面也，有方法。我西洋人决不能知之。何则？我西洋人者，不能无间断而为此演剧之举动，致常迷于歧路也。夫支那人所谓体面，自西洋人视之，则漠然而不可捕，故以此言。是西洋人、支那人全异其趣，而决不能以同一之眼光视之。今若于村内起纷争，执调停之劳者必勉为两造求体面之平均，宛如欧洲之政治家不可不保国势之平均无异。故于斯时也，调停之主义，不以公平为目的，而在以关系各人体面之相当为目的。于诉讼之时，亦多行此主义。故其大半，以不分胜负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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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站在河边，将渔夫打的鱼全部买下然后放生，类似这种做法可以看到很多，每个人都在模仿做这些“善事”。因为这种善事本身对自身并没有什么影响，要比帮助那些上门求助的人解决问题容易得多。对凡事都看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放生的鸟和鱼只要重获自由，他们的善举也就完成了，别人再去捕捞也和他们无关。因为他们的善事已经做完，这些“积德”的活动并不包括给这些放生的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保证他们生存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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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例子：清军入关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种全新的发型。起初，很多中国人宁死不从，但清政府依然坚持这种剃发政策。后来，这种“辫子”发型却渐渐成了中国人的自豪。只有广东和福建用头巾遮盖前额，意图掩盖清政府带来的民族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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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两个地区，即使是相邻的，口音也不相同，这种差异很有意思，或许也是无法解释的。这种细微的差异日积月累，直到演变为一种新的“方言”。常常有人会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口头“语言”，尽管书面语言是相同的。我们还常常被告之，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同样差异甚大，用一句中国人的俗语来说，就是“十里不同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度量衡的不统一在这里也很普遍，而在西方国家，度量衡的绝对统一则是生活方便的一个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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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明最好的结果，就是它所造就的美好人生儒学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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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就像中国许多景色迷人的地方，远看美丽如画，可是走近点，总会发现破旧与可憎之处，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没有一张照片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景致，尽管人们说照片是'公正而无情'，但中国的照片不然，垃圾和臭味都不曾在取景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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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三个问题中就可从中发现人的真实素质；其一，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其二，他与他同伴的关系如何？其三，他与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点可以对他的性格进行准确定位。如今的中国人对己对人都无真诚可言，对他人缺少利他主义；他么与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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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由六项标准，每一项都极富含义；。。。其一是工业状况；二是社会习俗；三是妇女地位与家庭特点；四是政府机构和统治者的品质；五是公共教育的状况；六是宗教崇拜对实际生活的现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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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接受教育的，正如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号称什么都懂一样。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知识又致命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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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通过大灾荒年头的现象去评价一个民族，显然有失公允。然而，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感觉，就是特殊的岁月常常是检验社会基本原则的试金石。甚至与和平时期相比，可能会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卖儿并不只发生在灾荒年头，但是灾荒之年更普遍罢了，使得这种买卖人口的行为变得无足轻重。了解真情的人都知道，早几年，很多灾区买卖妇女儿童就像买卖骡子一样被公开，仅有的实质性区别就是前者不用被牵到集市上去。1878年的那场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华北三个省份，然后迅速向南蔓延。在大灾荒期间，大路上的车辆络绎不绝，车上所装的皆是用以买卖的妇女，并十分普遍。大量的妇女被运往内地。有的地方，因为人贩子千方百计转运刚买到的妇女，致使运输都出现了困难，甚至连一辆马车都雇不到。他们要把年轻的妇女从灾区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运往因造反而人口减少或多年娶妻困难的地区。这种奇特景象中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奇怪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尽管卖方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买者与卖者毕竟都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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