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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题目还有一个例子,那就是家人与外人对已婚妇女的拐弯抹角的称呼。这样的妇女实际没有名字,只有两个姓,她丈夫的姓和她娘家的姓。人们叫她“某某他妈” 。于是,一位你熟悉的中国人,会告诉你“小黑他妈”的病情。也许你从未听说过谁家里有“小黑” ,但他坚持认为你一定知道。然而,如果没有儿童的话,事情就会尴尬多了。这个妇女或许可能被称为 “小黑他婶” ，或者其他曲里拐弯的称呼。上了年纪的已婚妇女会随口称她们的丈夫为“外面的” ，意思是指那个管家外之事的人；但年轻的已婚妇女如果还没有孩子，不能暗示一些有关的词语，经常在称呼自己丈夫时就不免有些困窘，有时称“先生” 。有一次我们听到这样一个妇女被逼无奈。只能用职业来代替——“油磨坊是这样说的! ”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0

1860 年之后，这种天性也根本没有耗尽。与中国进行外交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解释被完全误解的事情的历史。诸如此类的情况之下，认为外国人会履行诺言，这种先入之见已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尽管也有个别不遵守规则的例外情况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同样坚定地相信外国人会公正地办事，尽管也有些外国人，也有许多外国的例子正相反。但是，有了这样两点，中国人就有了一个支点，借以去动摇那个最顽固的外国人。“你这样说了。”“不，我没说。”“但我理解你是这样说的。我们都是这样理解的。请原谅我们的愚笨，请付钱，你说过你会付的。”这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成千上万次争执的实质，一百次这样的情况中有九十七次外国人付了钱，正如中国人的料想，外国人要借此表明自己完全可靠完全公正。剩下三次也会有别的办法，其中两次是成功地拿到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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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说清楚，事后没争议”，这是中国人谨慎的格言。不过，情况常常会是这样：你在事先的约定中哪怕动足脑筋，事后还是有争议。不管你在这方面有多么小心，钱在中国可能是最会给外国人带来麻烦的东西。不管涉及的中国人是受过教育的学者，还是无知的苦力，都没什么区别。所有的中国人都生来就有一种本能，会利用误解。他们发现自己像一月里的北风钻进门缝，又像河水渗进船缝，迅速又毫不费力。在某些方面，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非凡地适应并发展了中国人的这种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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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双重标准的存在，常常使西方人特别烦恼，但中国人却乐于此道。两种货币、两种衡器、两种尺度，中国人看来很自然，也很正常，根本不必提出异议。有人去问一个卖肉饼的人。问他每天做多少只饼；他回答说要用“一百斤面粉”，至于这些面粉究竟能做成几张饼，就聪明地留给提伺者自己去估算了。相似的情况还有，有人去问一个农民他的一头牛有多重，前面说的重量看来太轻了，后来他解释说，忘了算上骨头的分量了！有人问一个仆人的身高，但他报出的身高明显不对，再问他，他才承认没算上肩膀以上部分。他当过兵，负重时锁骨的高度才是重要的。中国士兵除了脑袋之外是要派各种用场的，因此忽略了脑袋。还有一种不同的计算方法：一个乡下人说他住的地方“离城九十里地”，仔细追问之下，他才答应少说一点，原来他是算来回路程，他最后承认实际距离只有“单程四十五里”。　　最为明显的不统一，是铜钱的计算。而铜钱是这个帝国唯一的货币。在帝国的任何地方，这个系统都是十进位制、因而是最简便的计算方法。但是，如果一个人不特意问一下，谁也不敢肯定一串钱就是一百个铜钱。他根本不必去各个省的很多地方，就足以发现，一串钱有各种各样的数量，多少均没有规则，也无从解释。从理论上的一百到九十九、九十八、九十六、八十三（山西省会），一直到三十三个（直隶省东部），可能在其他地方还有更少的。银两买卖的情况，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两个地方的“两”是一样的，除非巧合。同一个地方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两”。外来人会极端困惑，所有的人都会有所损失，除非你是专门与银子打交道的人。这也给所有诚实的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烦恼，而在中国，许多人都是老实巴交的百姓。货币始终混乱，其动机是明显的，但我们现在只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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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金勋爵回答上海商界提问这件事已过去许多年，但他的话至今听来仍使人感到正确而又中肯：“当阻止这个国家内部自由的障碍消除之后，西方基督教文化会发现面对的不是野蛮，而是全身都有衰退和缺陷的古老文明，值得同情，也值得尊重。在接下去就会有的竞争中，基督教文化将要在聪明而又心存疑虑的人民中找出一条路径，所作的宣言就是一种信仰，一种升入天国的信仰，宣称无论从公众道德和个人道德上而言，都保证比呆在尘世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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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节好比气垫，里面没有东西，但它奇妙地减轻了震荡。同时，我们补充这样一点是公正的：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礼貌（如同中国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一样）经常是想要表示自己的确懂礼节，而不是希望客人舒服。他坚持要生火，你却并不想生火；他坚持要用这火烧开水来给你泡茶，而你却不想喝这杯茶。他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眼睛被烟熏得直流泪，你的喉咙呛得像刚吞下一味煎好的药用蜀癸。但是，主人至少做出了样子，他知道如何待客。客人不高兴，那是客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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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该说,一个对类似目前鞑靼王朝前途命运感兴趣的中国人,就是爱国的。但是,有极好的理由认为,无论何朝何代,国民大众的感情与现在相同——极度的冷淡。孔子曾经在《论语》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表达了人们对公共事务的态度: “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在我们看来,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是结果,而在极大程度上是中国人普遍对不属于自己负责的事情不感兴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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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不能适应和遵守中国的观念和礼仪,也不能适应在我们看来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使得中国人几乎不加掩饰地蔑视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我们不会也不可能明白什么是规矩。外国人不是不会鞠躬,而是总的来说觉得难以用中国方式鞠一个中国的躬,身体上的困难与伦理上的困难同样多。外国人无视礼仪,举止轻浮,即使有精力,也不会有耐心花上二十分钟,不紧不慢地踱方步, 这样的结果无论正反两方面都可以预见。外国人不愿意用 “老半天”时间去空谈。对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事情远非如此,因为在中国,人人都有大量的时间,却很少人有钱。中国人应该学会明白,当他消磨时间的时候,这时间是属于他的,还是属于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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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纷扰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的担心与焦虑都在所难免。中国人不仅与别的民族一样历经磨难，而且磨难更为深重。任何一个地区都有相当比例的人时常处在死亡的边缘，这就是他们社会生活的条件。雨水略少，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人要饿死；雨水稍多，又意味着他们的家园将毁于洪涝，对此只有听天由命。任何一个中国人总难免官司缠身，哪怕全然无辜，也会毁掉自己。这样的灾难许多不仅是可见的，而且可以感觉到它们在不断地悄然而至，好似铁制尸衣在慢慢收紧。对我们来说，最为恐怖的事情就是一场不期而至的灾难骤然降临，带来各种可怕的后果。中国人面对这些事情时，正因为不可避免，也就只能“眼睁睁地忍着”，这正是这个民族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亲眼目睹过饥馑年月里上百万个默默饿死的人，会理解这里的意思。你要完全理解，就要亲眼去看。但不管怎么看，西方人还是很难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的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的观念，而盎格鲁—撒克逊人则继承和发展了这一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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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具有暗示性的情形，即中文中大多数表示情感的字都带有“心”字偏旁，可是“仁”字当中却没有“心”。人们在体现“仁”的美德时，也往往是不带“诚心”的，其导致的普遍结果我们已经谈到了。让现实的慈善活动变成一种本能，无论是否有确知的需求，都利用一切机会去做善事，这样的心理在中国人中间几乎是完全看不到的。这的确不能说是人类的进步。如果说中国人能培养出上述心理，那也必须经历西方国家所经历过的那个过程，这个过程使仁慈成为生活中一个固有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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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善举在中国人的仁爱中占据着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可是据我们观察，对于某一位男人或女人所做出的具体帮助反而被放在了一个非常次要的位置上。这些善行都是千篇一律的，行善者既不会因此惹上任何麻烦，也用不着费多少思量。和发现别人的实际困难，然后再去雪中送炭相比，站在河岸上看着渔夫撒网打鱼，然后把他捕到的鱼全都买下来，再放回河里去，这无疑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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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般而言会是这个样子的，你责怪他没有履行诺言，他会答复说这没什么关系，他还会再作出另一个同样的许诺。如果他由于一个过失而受到了责怪，保证改正的诺言就会像一股清泉一样从他的双唇间流出。他对错误的认识是彻底的——事实上是太彻底了，使人除了诚信之外竟别无所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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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每个地方都适宜于谣言的迅速传播，几乎没有一个省份没有出现过某种形式的谣传。为了彻底制止这些事情的发生，时间因素是非常必需的，就像它在确定地质时代时是必不可少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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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这个充满智慧的警句体现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脚步轻轻地走路，也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关切。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感到很不合适的场合，中国人也始终是沉默寡言的。一点儿极小的火星也会燃起一起燎原大火，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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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这个帝国的状况作一番更为深入的分析之后，难道不会发现她最深切的需求之一就是更多的人类同情心吗？她需要感受到对儿童的同情，十八个世纪以来，这种情感已经成为各个种族和民族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尽管人们并未意识到。她需要感受到对妻子和母亲的同情，十八个世纪以来，这种情感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并且深入人心。她需要把人当做人来同情，她需要懂得，如甘霖一般自天堂洒落的仁爱品质，既祝福行善者，也祝福接受者——这是一种神圣的情感，塞涅卡称之为“心灵的缺陷”，但基督教的影响已将它培育，使它成了一株花开全球的最美丽的植物，这是一种美德，一个经常体现出这一美德的人是最接近于上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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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灾难最容易唤起人类天性中最美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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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中国人没有离家之后不打算再回去的。他们的希望永远是衣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被葬入祖坟。“在后代的脚下化作泥土”，只要这种命中注定的渴望还继续是中国人的一种原则性情感，那么他们就永远不会采取这种显然能够有效减轻他们痛苦的移民方式。我们信，中国大众生活条件的真正改善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任何成规模的迁徒，除非他们相信那是“命”。纵然有许多能引不满的原因，但一种无意识的意识却阻止了这种不满的发泄。但是，由于我们西方人并不具备中国人独具的这种很容易心满意足的才能，我们对中国人这一才能的论述因此还一直没有切中要害。看来的确是这样的，中国人养成了知足常乐的性格，就像鱼儿长出鳍来是为了在水中游动，鸟儿长出翅膀来是为了在天空飞翔。中国人勤东、宁静，道守社会规则，这些都是他们所谓的“天赋”。他们还有着无人能比的忍耐力，以及举世无双的忍受痛苦的殺力，因为他们相些痛是他们所无法左右的。中国人通常是快活的，他们的神经系就更不用说了，消化能力赶得上鸟。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我们没有清楚说明的原因，他们是不会白费力气拿脑袋去撞石墙的，他们知道那石墙或多或少都是难以撼动的，他们干脆对他们无能为力的绝大多数事情都表示屈从，也没有任何动終的抱怨。他们是按照这样一句老话来行事的：“治不了病，只能熬着。”简而言之，中国人懂得如何拥有，懂得如何追求，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否拥有，他们都懂得如何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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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人的真实性格，都可以通过对下面三个问题的回答被揭示出来：他与他自己的关系如何？他与其同胞的关系如何？他与其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点，其性格的立体图像就可以被描绘出来。那些跟着我们的论述一路走来的人已经能够知道，我们用这些测试题来测试当今的中国人时会得出什么样的答案来：他与他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都是缺乏诚信的；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是缺乏利他主义的；他与其所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的。中国人所缺少的并不是智性能力，也不是忍耐精神、实践能力和乐观性格，他们的这些品质都非常杰出。他们所缺少的是品格和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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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的本性中最深刻的精神真理的绝对漠视，是中国人心灵中一个最为可悲的特点，他们随时准备接受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一个没有精神的灵魂，一个没有生命的精神，一个没有起因的宇宙，一个没有上帝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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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难以让一个中国人理解，两种信仰形式是互相排斥的。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逻辑上的互相矛盾，更不会关心这个问题。他本能地学会了一种把两个绝对难以调和的命题调和在一起的艺术，方法就是强制性地承认两者中的每一方，而无视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所接受的智力训练，已经为把两种最不相容的信仰方式的结合做好了准备，就像液体可以通过内渗和外渗来进行融合一样。他已经把“智性的接受能力”带到了逻辑上的自杀境地，但他不明白这一点，即便告诉了他，他也不会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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