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发布的句子 | 句子抄

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愁烦”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在生物生命循环（生命循环的重复节奏，限制了人以独一无二的线形运动方式前进的生活）的最基本层次上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劳动艰辛的完美消除不仅剥夺了生物生命最自然的快乐，而且剥夺了人生命特有的生机和活力。人类的处境就是如此，辛苦操劳并非不改变生命本身就能去除的症状，相反是生命本身的模式，生命与束缚它的必然性相伴，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对于凡人来说，“神的愜意生活”也许是毫无生气的生活。（8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然而，不管是繁殖的急剧增长还是这一过程的社会化（即社会或集体的人一类代替个人成为过程主体），都不能消除（生命显示于其中的）身体过程或劳动活动本身经验的严格乃至冷酷的私人性。物品的丰裕或劳动时间的缩短都无法导致一个公共世界的建立；遭受剥夺的劳动动物也不会因为他失去了一个他自己私人的藏身之所，一个保护他自己免受公共领域侵犯的地方，就变得不那么私人了。马克思正确预言了在“社会生产力”不受阻得发展的条件下，公共领域的“消亡”（尽管他为之欢欣鼓舞是没道理的）；同样，在他预见到未来“社会化的人”将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把他们的自由时间花在严格说来是私人性的、本质上无世界的那些活动（我们今天称为“业余爱好”）中的时候，他也正确地贯彻了他作为劳动物的人的概念。（84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如果人们主要的兴趣不再是财产，而是财富的增长以及它积累的过程，事情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过程可能跟种群的生命过程一样是无限的，只不过要经常受到一个令它不快的事实的挑战和干扰，那就是单个的人没有永生，在他面前没有无限的时间。只有代替个人有限生命的、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生命，才有望成为这个积累过程的巨型主体，这个过程才能以充分的自由全速前进，不受个体寿命的限制和个人所持财产有限性的阻得。只有当人们不再作为只关心自身生存的个体，而是作为“类成员”（马克思习惯用的 Gattungswesen）来行动；只有当个体生命的再生产融入整个人类的生命过程当中，一种“社会化的人类”的集体生命过程才能沿着它自身的“必然性”前进，即在生命繁殖和生命所需物品的极大丰富这双重意义上，沿着自动化的过程前进。（83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唯一与这种无世界的经验，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痛苦中丧失界的经验严格一致的活动，是劳动，在劳动中人尽管也活动着，却被抛回到了自身，除了关心他自己的活着之外什么也不关心，人完全被囚禁与他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中，甚至无法让自已超越或摆脱自身机能的循环运作。我们前面提到与生命过程相联系的双重痛苦（在语言中只用一个词来表示）：一重是包含在人自身生命再生产中的痛苦，一重是包含在物种生命延续中的痛苦，按照《圣经》的说法，这两重痛苦是完全强加在入类生命之上的。如果生存和繁殖的艰辛是财产的真正来源，那么财产的私有性就是真正无世界的，如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经验和痛苦经验一样，无与伦比地为我们私人所有。（82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不过，人每天劳作来保持世界干净和抵御它的衰败的斗争，与英雄业绩几无相似之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清理废物、修护更新，这份劳动所需的不是勇气，这番辛苦令人难过的也不是危险，而是无情的重复。赫拉克勒斯的“劳作”与所有伟大业绩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不幸的是，只有在神话中才有这样的好事：奥吉阿斯的牛圈只要打扫一次就能永远保持干净，任务就完成了。（73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实际上，从世界的角度动。言说和思想之间的共同点要远远大于它们的任何一个与工作或劳动之间的共同点。它们自身都不事“生产”，不造成任何东西，和生命本身一样空虚。为了成为世界之物，即成为业绩、事实、事件、思想或观念形态，它们必须首先被观看、倾听和记忆，然后被物化为诗句、写下来的纸张或印好的书籍，表现为绘画或雕塑，成为各种各样的档案、文件和纪念碑。人类事务的整个事实世界要获得它的真实性和持续存在，首先要依靠他人的在场，他们的看、听和记忆，其次依靠无形之物向有形之物的转化。正如希腊人所相信的，记忆乃ー切艺术之母，没有记忆和使记忆化为现实所需的物化（ reification），行动、言说和思想的活生生运动就会在过程一结束就消失，丧失它们的真实性，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物质化是它们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留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其中，“死的文字”代替了瞬间存在的“活的精神”和从“活的精神”中涌出的东西。它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因为它们自身完全不具有世界性，从而需要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活动的帮助；也就是说，要取得实在性和物质化形态，它们就要依赖在人类技艺中与建造其他事物相同的一种技艺。人类世界的实在性和可依赖性，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物所环绕，这些物要比产生它们的活动更长久，也潜在地比创造它们的人的生命更长久。人类生活，就它是建造世界的活动而言，致力于持续的物化过程；而作为人造物的产品，其世界性程度取决于在世界本身内存在得更长或更短。（69-70页）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技艺人的确是一个统治者和主人，不仅因为他是主人或他把自身确立为整个自然的主人，而且因为他是他自身和他活动的主人。但对劳动动物和行动者来说就不是如此，前者被他自身生命必然性所支配，后者始终要依赖他的同伴。单单凭着对未来产品的形象，技艺人就能自由地生产；而单单面对他双手的作品，他又可以自由地破坏。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城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オ一直想要“幸福”，并认为有死之人是能够幸福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成为政治的，生活在城邦中，意即任何事情都要取决于话语和说服，而不是取决于暴力和压迫。在希腊人的自我理解中，用暴力强迫人，命令而非说服，乃是前政治的、用来对付在城邦之外生活的人的特有方式，也是家庭生活的方式，在家庭中，家长以无可质疑的专制权力统治，或者是亚洲的野蛮人国家的生活方式，在那里专制统治通常比作家庭组织。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关于技术的整个问题，即机器的引入如何改变了生活和世界的问题的讨论，常常被奇怪地误导到一门心思地关注机器是为人服务的还是给人带来伤害的问题上。这里假定了，每个工具和器械被设计出来，首先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轻松，让劳动更少痛苦，即它们的工具性完全是从人类中心主义的角度上被理解的。但实际上它们的工具性更主要地与它们被设计出来去生产的客体有关，它们的“人类价值”仅限于劳动动物对他们的使用。换言之，技艺人，工具的制造者，发明工具和器械是为了建造一个世界，而不是一一至少不主要是一用来帮助人的生命过程。因而这里的问题不是我们到底是机器的主人还是奴仆的问题，而是机器是否仍然服务于世界和世界之物或者相反，是否它和它的自动化运动过程已经开始统治，甚至破坏世界和世界之物的问题。（11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工具和机器的根本区别，也许最好地反映在一场显然没有案的无休止讨论上一到底是人应当“适应”机器还是机器应当适应人的“本性”的间题。我们在第一章已提到这场讨论为什么注定是无结果的主要原因：如果人的条件在于它是一个被条件规定的存在，任何东西无论是自然给定的还是人为的，一经他接触，就立刻变成他下一步存在的条件，那么，人在设计机器的同时也就让自己“适应”了一个机器环境。就像以往所有时代的工具和器具一样，机器确实已经变成了我们存在的种不可摆脱的处境。从而就我们的立场看，这场讨论的有趣之处毋宁说在于“适应”与否的问题到底会不会出现。无疑，人总在适应或需要特殊调整来适应他使用的工具；人或许还要让自己适应自己的双手，但机器的情形完全不同。与手工艺品的制作工具在工作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是人手的奴仆不一样，机器要求劳动者为它们服务，劳动者被迫改变他身体的自然节律来适应机器的运动。确实，这并不意味着人自身适应了机器或变成了机器的仆人，但是它确实意味着只要工作在机器上进行下去，机械过程就代替了人体的节奏。即使最精巧的工具也始终是人手的奴仆，不能指挥或代替人手；即使最原始的机器也指挥着身体的劳动，并最终取而代之。（112-11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正是因为劳动动物使用工具和器具的目的不是为了建造一个世界，而是为了减轻自身生命过程的辛劳，它自工业革命以来就已实质上生活在一个机器世界中了，劳动的解放用机器取代了几乎所有手工工具，实际上是用更高的自然力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补充了人的劳动力。（112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正是这种持存性，使世界之物相对来说独立于生产和使用它们的人，而它们的“客观性”，使它们至少在一段时间里能经受住、“抵挡住”它们的制造者和使用者贪婪无度的需索。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之物有让人的生活稳定下来的功能，而它们的客观性就在于这个事实：尽管人的本性变化无常，却能通过与同一把椅子、同一张桌子的联系，重获他们的相同性，即他们的同一性（与赫拉克利特所说的同一个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相反）。换言之，与人的主观性相对的是一个客观的人为世界，而不是一个威严冷漠、不受触动的大自然。相反，后者压倒性的原始力量迫使人们随着自身生物运动的循环无情地旋转，而人的生物循环运动又是如此接近于整个自然大家庭的循环运动。只有我们从自然给予我们的东西中建立起一个我们自己的客观世界，把世界嵌入自然环境来保卫我们不受自然的侵蚀，我们才能把自然视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没有一个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世界，就只有水恒的运动，而没有客观性。（10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如果不是从自然手里拿走物质资料并消耗它们，如果不是保护自身免于自然兴衰过程的侵蚀，劳动动物就不能生活。但如果没有其耐久性适合于使用并建立一个世界（它的水恒恰与生命的短暂形成鲜明对照）的东西，使人在其中有家园之感，那么这种生活就不是属人的。生活在一种消费者或劳动者社会里变得越轻而易举，它被必然性所驱迫的事实就越难以被察觉到，甚至作为必然性之外显的辛苦愁烦也几乎不为人所注意。此种状况的危险在于，这样一个社会被不断增长的繁殖力带来的富足搞得眼花缭乱，沉浸在一种无休止平稳运转过程当中，它就不再能认清自身的空虚——一种“不能在任何其劳动结束之后还存在主体中肯定和实现自身”的生活，注定是空虚的。（96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现代世界对必然性的胜利总是被归功于劳动的解放，即劳动动物被允许占领公共领域的事实；可是，令人不安的事实真相却是，只要劳动动物仍占据着公共领域，就不存在真正的公共领域，只存在私人活动的公开展现，其结果便是我们委婉地称作大众文化的东西。大众文化根深蒂固的难题在于普遍的不幸福。不幸福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和消费之间难以取得平衡，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动物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而这种幸福只有在生命过程的消耗和再生、痛苦和痛苦的释放之间达到完美的平衡时才能获得。在我们的社会中，对幸福的普遍渴求和普遍的不幸（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表征，表明我们已经开始生活在一个劳动社会中了，只不过它缺乏足够的劳动让人心满意足。因为只有劳动动物（而不是工匠和行动者）オー直想要“幸福”，并认为有死之人是能够幸福的。（9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现代劳动解放的危险是，它不仅不能把所有人都带人一个自由的时代，而且相反，它第一次迫使全体人类都处于必然性之轭下。当马克思坚信革命的目标不应当停留于劳动阶级业已实现的解放，而必须最终让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时，他就已经清楚地觉察到了这个危险。乍看之下，让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目标似乎是乌托邦性质的，而且也是马克思学说中唯一严格的乌托邦因素。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说就是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也最终意味着从消费中解放出来，即摆脱作为人类生活根本条件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不过最近十年来的发展，特别是自动化的进一步发展所开辟的可能性，已经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昨日的乌托邦会变成明日的现实，到了那时，有死的人类限于生物循环而固有的“辛劳愁烦”，最终竟剩下了消费的辛劳愁烦。然而，即使这个乌托邦也不能改变生命过程本质上不能建立世界的空虚性。生物生命周而复始的循环必须经历的两个阶段一劳动和消费阶段，也许会把它们的比例改变到让几乎所有的人类“劳动力”都花在消费上的程度，随之而来则是闲暇的严重社会问题，即如何为每日的消耗提供足够机会，以保持消费能力的完整。轻松、无痛苦的消费不会改变生物生命的吞噬性质，反而强化了这一吞噬性质，直至彻底从辛劳痛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人类，又要自由地去“消费”整个世界，并自由地再生产他每日想消费的所有东西。如果世界和世界的物要经受这个彻底机动化的生命过程的无情运转，那么不管有多少东西在这个社会生命过程中的每一天、每小时出现和消失，对于世界来说都无足轻重。未来自动化的危险与其说是自然生命令人哀叹的机械化和人工化，不如说是所有人类生产力都被吸收到一个极大地被强化了的生命过程中（尽管是以人工的方式），自动地、无痛苦地重复它周而复始的自然循环。机器的节律极大地扩张和强化了生命的自然节律，但是它不仅不会改变生命对世界而言的主要特征一一对世界持存性的消耗，...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技艺人（世界制造者）的理想是永恒、稳固和持久。现在，这个理想已经让位给劳动动物的理想一一“富足”。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者社会中，因为只有劳动及其与生俱来的繁殖力，可以带来富足；我们把工作变成了劳动，把劳动打破为细小部分直到实现分工，目的是从人类劳动力（它不仅是自然力的一部分，而且是所有自然力中最强大的部分）道路上消除一切“非自然的”障碍，消除人为技艺建造稳固世界的能力，在劳动者社会中，劳动和工作终于可以达到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尺，那就是最简单的执行。（91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关于行为主义及其“规律”有效性的不幸真理是，哪里的人越多，人们就越倾向于整齐划一的行为，越不能忍受与行为不符的表现。在统计学上显示为对波动的校准。在现实中，丰功伟绩越来越难以抵挡行为的潮流，事件越来越丧失了它们的意义，即它们照亮历史时间的能力统计学的齐一律决非一种无害的科学理想；对于这个完全淹没在日常生存的常规性，并与内在于其本质的科学外观达成一致的社会来说，统计学已经是这个社会不再隐秘的政治理想。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哲学家对人有一个身体的状况的憎恨由来已久，但它并不等于古代对于生命必需性的蔑视；受制于必需性只是身体存在的一个方面，而一旦摆脱这种必需性，身体就能成为希腊人称之为美的纯粹显现。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除了憎恨人被身体需求所强制外，还加上了对任何一种运动的憎恨。因为根据柏拉图的看法，哲学家生活在纯粹的宁静当中，惟独他的身体定居于城邦。这就是最早把那些耽于政务的人谴责为好管闲事者的起源。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

因为基督教关于个体生命不朽的“福音”颠倒了古代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把一个最易朽的东西——人的生命，提升到了不朽的地位，而在那以前，这个地位是宇宙占据着的。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