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有个有趣的习惯,就是拒绝解释,至少是对于出现问题时进行解释抱有非常负面的看法,基本都视为“为自己开脱”。因此,一旦出现问题,当事人的做法就是无论是不是自己的责任一律闭紧嘴巴,作为上位者,则坚决不能认错,作为下位者,哪怕自杀也不能辩解。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0
在日本人看来,只要人一出生,就肩负着巨大的恩情。我们认为一个人应该同情并帮助贫穷的父母,认为丈夫不应该殴打妻子,认为父母应该抚养子女。然而,这些不可能像金钱债务那样进行量化计算,也不可能像生意上的成功那样获得应有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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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要让别人,甚至是自己的子女感受重恩,那么他只有冒险去改变自己的做法。他应该懂得他将为此遭受苦难。而且,不管他在给儿女们恩情时做出了多大牺牲,日后他也不应因此而居功自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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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要做的只是按照“符合自己身份”的各种礼仪的要求办事、在痛苦中表现出忍耐、在专业和技能上努力维护自己的名声。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意味着消除别人的诽谤和侮辱,因为诽谤会玷污自己的名誉,因而必须消除。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0
如果父亲认为,自己在孩子们需要照顾的时候已全身心地牺牲了一切,而当子女们成人后就应该加倍关心照顾父亲的话,那他就太不明智了。孩子们只会意识到所欠的恩情,而“自然地反对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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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做你们称为自我牺牲的事情时,我们是出于自愿,或者认为给予是好的。不管实际上我们为别人放弃了多少,我们不会认为这样的行为能够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或者认为我们应当为此得到回报。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1
不清楚小孩多大后会明白大人们的嘲笑是玩笑,但早晚会懂得的。当他懂得了以后,他就会把这种受人嘲笑的感觉与儿童时期害怕失去安全和亲近的恐惧感交织在一起。长大成人之后,在受到别人的嘲笑时,幼儿时期的经历仍然会留有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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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常为因为财富产生的不平等而感到愤恨,但是在历史上,以财富的不平等代替出身的不平等却是人类的一个进步。因为,人无法选择出身,却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致富;虽然依然是不平等,却为每个人在人格上的平等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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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个心灵原本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就像一把崭新的刀,但如果不经常磨砺就会生锈。正如他们所说,这种“身上的锈”与刀上的锈一样都是坏东西。因此,人必须对刀和本性都给予同样的关注,时常磨砺。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闪亮,只需重新打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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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感文化基本上是靠外部的强制力来维护善行。罪感文化则通过内心的罪恶感来维护善行。前者的羞耻感产生也往往源自外部,是一种针对别人批评的反应,或者因为被大众讥笑、排斥,或者是他自己觉得受到了讥笑,但无论哪一种,这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强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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