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你生而带有一种历史，你的生活故事是更为宏大的社会故事的一部分，也蕴含于无数他人的故事之中，包括历史上你的前辈的故事。隔断了这种联系，就割裂了你的存在。正因如此，人们应当为自己（哪怕未曾谋面的）祖辈的行为担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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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被禁锢在黑暗中的奴隶，有一天终于走出了洞穴，第一次看到了太阳，才知道洞穴中的一切原来只是虚假的幻影，阳光照耀下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太阳代表了理性，让人发现了最高的真善美。这个洞穴寓言就是西方“启蒙”思想最初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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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只是他认为，耶稣不是要直接“救赎人类”，而是告诉人们“应该怎幺生活"。耶稣的门徒却把经念歪了，不仅没有好好实践“怎样生活"，还搞出一套复杂高深的教义理论。这根本不是耶稣的原意，而是一套虚假的思想。人们用这种方式信奉上帝，就变成了自欺欺人的虚假信仰。所以我认为，尼采的意思其实是，人们用虚假的教义去理解救世主的启示，最终让这个信仰变得不可信。在这个意义上，是人杀死了上帝。——P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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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倾向于理性来求证和确认信仰的可靠性，这样接受信仰才不是盲从。但是，信仰与理性之间存在着鸿沟，着靠理性论证本身难以弥合，确立信仰在现代世界因此变得非常困难。如果说信仰是心灵的故乡，那幺对于许许多多达不到信仰的人来说，就陷入了心灵无家可归的困境。这种困境就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P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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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理性的计算有客观公认的标准，所以可以普遍化，成为一种通用逻辑。而价值理性的权衡没有公认的标准，是多元化的，所以在现代社会难以普遍化。结果就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大行其道，压倒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的不断扩张，塑造了现代社会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观念。我们高度重视理性计算、永无止境地追求高效率。韦伯认为，这导致了一个显着的后果，就是社会制度的官僚化：不仅是在政府，而且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包括学校、军队、公司……官僚制这种组织形式占据了重要地位。官僚制最典型的体现是行政管理系统，不仅用在政府公务员体制，只要有管理需求的地方，成熟的管理体制都是官僚制。它的特点就是有一个等级严密的上下级结构关系，整个系统有明确的分工，每个职位都有一套严格的任务清单，每个人按照规定的流程和规则行事。你可能会说，不对吧，我们经常在批评官僚主义，就是因为官僚制度的效率低下、办事拖沓、不通情达理、繁文缛节。你的个人直觉可能有道理，但这不是官僚制的必然结果。对个人来说，这可能僵硬、机械，但个人体验和全局效益不同，有时个人体验不佳恰恰是系统追求高效的结果。——P50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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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主张，传统的道德法则和教化已经不能促成真正的道德思考。道德的真正含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做出自己独立的是非对错的判断。——P134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案听上去好像没什幺深奥的，很清晰，但它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难的要求。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心得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义”，这样他至少能够与自己和睦相处。达到这样的境界并不要求有多幺高深的知识，多幺聪明的头脑，只是要求你始终过一种自我反思的生活，不断与自己的内心对话。这就是所谓“道德正直。因为这样的人能够坦然面对自己，不用规矩和套话来自我欺骗，保全了自己人格的完整。独立判断究竟要怎幺做？阿伦特曾经说，“就各种特殊情况做出判断而言，没有什幺恒常的通行标准，也不存在什幺确定无疑的规则”。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我感到阿伦特的思想非常令人着迷，也令人困惑，因为她的思考是未完成的、探索性的，从未给出完整的答案。但也许这本身就是一个答案：它要求我们必须和阿伦特一同思考，必须自己来思考；如同苏格拉底那样，用思考恢复我们作为人的存在本质。——P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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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这种恶已经超出了康德的道德哲学框架，也无法从“人能理解的动机”来解释。所以它和任何传统的罪行不同，是一种完全新颖的现代现象。——P129“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P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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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道德和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一个历史力证。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屠杀是现代社会的必然。就好比汽车比马车动力更强、速度更快，因此会导致过去难以想象的严重车祸，但并不意味着每一辆汽车必然发生重大车祸。我们要做的是正视和警惕灾难发生的可能。20世纪的思想反思的努力，就是为现代社会这辆高速行驶的汽车配备更好的安全装置。在鲍曼看来，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要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简单地说，就是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这话听着简单，但我们前面讲过，现代社会的底层机制中就存在着一种非个人化或者非人格化的特性。如何在这种特性中保持我们的道德感，这是现代人需要思考的严肃问题，也是现代社会要面对的一个艰巨的挑战。——P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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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绝对的自由，萨特又推出了绝对的责任。这是一份非常沉重的负担。“生命之轻”是什幺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个书名深刻地揭示出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也许你也曾经有所感触。——P108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用眼光上下打量你，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是为什幺？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的主体性给否定掉，把你物化。所以，你会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但你也可以反抗，他看你一眼，你就回看他一眼，用你的注视把他变成客体，从而获得了你的主体性。在萨特看来，人和人的交往就是这样，总是在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即使是在爱情当中也不例外。萨特说，我们想象中的浪漫爱情是一个骗局，那种不分彼此、合二为一的爱情体验，只不过是刚刚开始时候的幻觉罢了。爱情同样充满了为争夺主体性而展开的冲突和斗争。到最后要幺是受虐，在羞耻中享受快乐；要幺是施虐在内疚中感到愉悦。萨特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说法。他说憎恨其实就是你承认了别人的自由。憎恨就意味着你承认了对方的主体性，承认了对方的自由。萨特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自由的，但我们不可能实现那种理想中的共同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我们没办法既承认别人的自由，又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自由，或者说把人的主体性和人的对象性调和起来。因此，人与人之间只有永恒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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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没有固定的本质，人的本质是可以改变的、是有待形成的，原因就是人的存在在根本上是虚无。人厌恶虚无背后的缺失和不确定性。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去填满自己的虚无，去获得某种本质。通过占有“物的存在”，我们可以得到确定的本质。“生存者与存在物的复合”，就是渴望与对象合二为一，来解决人的虚无状况。这种做法注定要失败。因为这只是局部地、暂时地满足了对确定性的渴求，根本上的虚无是无法改变的。人是自为的存在，不断为自己寻找本质，不断变化。换句话说，人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人想通过占有物去获得确定性，但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无限的可能性。作为人，我们永远无法填满自己的虚无。用萨特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我们的“存在结构会溢出(我们)所占有的对象”。没有得到的时候当然不满足，得到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满足。作家王尔德有句名言，“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因为人拥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能总是会逃到占有的对象之外，直到死去，人才能获得固定的、填满的、不变的本质。所以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人类特有的尊严诞生了。存在就是虚无，这不错，但这恰恰是人类行动意志的基础，正是因为存在没有预先的本质，所以我们才能够自由地行动。人永远不会“是”什幺，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所以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自由就是人的命运。人唯一的不自由就是不能摆脱自由。不论你是多幺渺小，不论你受到多少外在的限制，在根本上你都是自由的。——P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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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尼采看来，外部世界虽然是存在的，但在人出现之前，它没有任何意义，也没有任何属性，只是一团混沌而已。是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才让它变成了“事物”。我们以为我们在“认知”真相，其实我们是在制造真相。概括地讲，视角主义认为事实有没有所谓的“客观性”，其实取决于人们对这件事有没有“共同视角”。“客观”只是一种错觉。但这种错觉很重要，因为我们需要一些稳定的事实认知，很多人类活动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正常展开。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眼中的真相并不是绝对的真相。了解到不同视角中有着不同的真相，不是要让我们去和他人划清界限，而是邀请我们对更多的视角保持开放的态度，去倾听、理解和学习它们。我认为，这也正是尼采本人赞赏的态度，他在《道德的谱系》这本书中写道：我们越是运用更多的眼睛、不同的眼睛去观察同一个东西，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概念”就越“完整”。我们也能越“客观”。也就是说，视角主义教给我们的，不是分裂的必然，而是谦逊的必要。我们应该做的是试着去改变自己的视角，超越自己的视角去理解他人，寻找让不同视角互相理解、融合出共同视角的可能性。——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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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并不存在什幺客观的真理或者意义，等你去探索，然后发现出来。这本来就是一种幻觉。如果你带着这种幻觉去探索，那幺你注定会幻灭，然后你会感到悲观。但是，如果你从来就不相信这种幻觉，也就无所谓悲观了。麻烦的是，自古以来，许多理论家都在对人说“跑道的尽头有一个奖杯”。他们发明出各种各样的概念、真理和绝对信仰，掩盖了“人生本来虚无”这个真相。形而上学当中的所谓世界的目的性、统一性和表象之后有一个本质，这些“理论文化”掩盖了“生命本身虚无”的真相，让人陷入一种幻觉，在幻觉中获得虚假的安慰。这就是理论虚假。尼采决意要揭露这种虚假。他有一本书叫作《偶像的黄昏》，副标题是"或怎样用铁锤从事哲学思考"。尼采要用批判的铁锤把以前理论文化创造的意义、目的、统一性和绝对性全部砸碎，让人成为真正无依无靠、无牵无挂无所有的人，直面虚无主义的绝境。好了，现在人赤裸裸地站到了虚无面前，人生没有意义，理论都是虚假安慰都是幻觉——到这个地步，人已经一无所有了，那幺他还拥有什幺呢？尼采的回答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人的生命力。如果你从幻觉中醒来，看到从来就不存在什幺绝对的本质或者真理，人生的意义也并不依赖于它，那就没有什幺好绝望的。而且，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这恰恰带来了创造的自由。在尼采看来，价值不是现成在哪里等你“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人主观创造出来的，生命活动的标志就是能够自己确立价值，这是生命本身的力量。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于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沮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但西西弗斯还有一个最终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沮丧绝望，充满怨恨和悲哀，让这件事变成最痛苦的折磨。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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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在祛魅之后的现代世界，我们好像失去了任何标准，但泰勒告诉我们，意义和价值的标准依然存在，就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共同背景之中。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自我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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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的生活和舒适的享受本身并没有错，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我们作为“人”的身份。接受这桩交易，我们就被“物化”，或者说几乎沦为了动物，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P187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了。在现代，普通工人也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享受消费的快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所以，马尔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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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的需求不是源自你自然的生活需要，而是被市场营销制造出来的。“美观”本身也是可以被制造、被操纵的，广告就是主要的操纵手段。很多时候你不是在为功能付费，而是在为某种“生活方式”或者“自我形象”的想象付费，而且甚至是付出十倍、百倍的价格。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它们不只是功能产品，而且还自带了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消费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地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这个系统循环往复地运转，把每个人都卷进去，最终使“商品拜物教”成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仰。这就是“非恐怖的极权主义”的奥秘。有什幺必要大动干戈去质疑和批判呢？马尔库塞的回答是：很有必要，因为不能屈服于资本主义的控制，这种生活使我们丧失了真正的自由，我们不仅要揭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控制，而且要发动实质性的社会变革。——P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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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P175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P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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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理性的自负”，是指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获得几乎完美的知识，从而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活。——P155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P157理性的自负之所以致命，是因为我们很难逃脱一种诱惑，就是想用理性去做整体设计。因为这给了我们一种期望，用整体规划能够摆脱和征服现代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带来的焦虑和不安。但是，这是一个虚幻的期望。在这里，我们就进入了哈耶克思想的深层。他告诫我们，必须始终清醒认识到“人类的必然无知”。这不是说人类什幺都不知道，而是强调人类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必然包含着无知的一面。在哈耶克看来，理性有两个作用。第一就是追求知识。第二个作用就是认识到理性知识本身的局限性，对此保持审慎和怀疑。哈耶克指出，即使没有人为的整体设计，秩序也能够自然生成、自发演化。——P158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P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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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理性，理性有局限。在波普尔看来，我们人类是一种“问题求解”的动物，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社会活动，都是这个模式：遇到问题，寻求解决方案，找到方案获得进展。但我们无法找到一劳永逸的完美解决，因为解决方案本身总会遇到新的问题。这个“问题求解”之旅就永远没有终点，是一种“无尽的探索”。理性体现在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可错性体现在，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的问题。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又是会犯错的动物。所以人类总是会一边进步，一边犯错，再从错误中学习。我们总是能够向前迈进，但又永远无法抵达绝对的真理。——P145什幺是“乌托邦社会工程”呢？简单来说，就是认为人类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性，按照某种预定的蓝图去改造整个世界，创造出完美的社会。波普尔认为，将这种社会工程的理念付诸实践，往往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波普尔当然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批判的乌托邦社会工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整体主义”。这是一种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的全方位规划：在空间上涵盖了所有社会领域，大到国家制度的设计，小到一个家庭的形态几乎无所不包；而在时间上则是由近到远地设计长久的规划，延伸到遥远的未来，直到人类社会最终的理想状态。乌托邦社会工程具有这种全面而久远的整体性特征，所以他有时候也称其为“整体主义社会工程”。这背后有一种观念非常迷人，叫作“历史决定论”。就是认为历史是被一套规律所决定，向某个确定的目标发展，最终会实现这个确定的目标。也就是说，历史发展是被一套铁的规律所决定的，因此被称为“历史决定论”。按照历史决定论看法，主观努力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只能促进或者拖延这个历史进程，但无法改变历史发展的规律。那幺，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规律，并且预测历史发展的未来，从而制定最完美的蓝图来整体性地改造社会。波普尔认为，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真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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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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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庞大的机器，每个人都只是一个零件，在作为零件高效率运转的过程中，却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大屠杀发生的场景，就像一个工业流水线。在集中营里，人人都只是照章办事、分工合作。有人负责给犹太人分档类归档，有的人负责人物排期，有的人负责将犹太人分批送进毒气室，有的人负责后勤。这里就像一个井井有条的工厂，只不过工厂的原料是活生生的犹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死亡。没有人觉得自己要为全局负责，大屠杀就这样被拆分成了流水线操作和例行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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