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谟,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法律问题,咱们政治解决。然后,帅嘉谟在官差的押解下离开徽州,踏上了漫漫的戍边之路。他当时是何心情,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但值得欣慰的是,歙县民众并没忘记这位帮他们减赋的英雄。在《歙县志》里的义士一项,专门记载了帅嘉谟的事迹,以及一段评语:“以匹夫而尘万乘之览,以一朝而翻百年之案。虽遭谪戍,而歙人视若士夫侠士。 不知道在隆庆三年那个炎热的夏日,当帅嘉漠翻开歙县账簿第一页时,如果预知到未来有这么一场巨大风波,他是否还会继续。
唯一特点就是:当集体接受个人财富之时,它不是在剥夺个人的财富,而仅仅是保证他们自己对财富的合法享有,使据有变成一种真正的权利,使享用变成所有权。这是一种既对公众有利又对自身有利的割让行为,享有者便被认为是公共财富的保管者,其权利也受到国家全体成员的尊重,并得到国家的全力保护以防御外邦人。因此可以说,他们获得了自己所献出的一切。
卢梭 《社会契约论》0
卢梭 《社会契约论》0若说魏、晋、南北朝的门第,是文官家庭之变相世袭,则唐中叶以后之藩镇,是武将家庭之变相世袭。门第造成社会不平等,藩镇造成政治不统一。 门第势力造成政府之弱势,但传统文化,还赖它在乱离中保住。藩镇割据,把中国当时的对外国防,幸算勉强撑持。但在军阀统治下,普遍地文化室息,而且几乎连根铲灭了。历史告诉我们,南北朝之后,紧接着隋、唐盛运之来临。而唐中叶以后,终至演成五代十国之黑暗,以及北宋统一后之长期衰弱因此我们知道,在确保对外的国防武力之上,应该更先注意的是,社会上文化传统之养育与保护。
钱穆 《国史新论》0
钱穆 《国史新论》0身份的特征之一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要求,即对内在自我或集体自我的尊严要求“主体间的承认”。这种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承认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获得的”。他认为,许多被归为经济范畴的现象实际上源自人们对身份和尊严的关切,因此很难将这两种因素拆解开来。人们对“经济正义”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于对资源本身的关切,而是因为“资源是地位和尊严的标志”。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放弃了这个面向,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是因为忽视了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hymos),“这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认一个人的尊严”。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
刘擎 《2000年以来的西方》0日落时分,两辆卡车载来满满的人,至少有一百名。军人们用刺刀在那块农田画出四方形的线,要那些人都站在里面。站好、不要坐下、排好队,好像是军人们在叫喊,但因为风吹向大海,听不清楚。随着哨声的不断传来,后来人们开始静静地排队站在线里,军人就再也没有吹哨子。一个看起来像是长官的军人下达了命令,要站在线里的十个人出列,整齐地面对大海站着。我以为是要给他们什幺处罚,所以静静地看着。只看见军人们从后面开枪,十个人全部往前倒下。军人又命令十个人出列,大家都不想站出去,队伍就乱了。军人们挥舞着枪托,要大家站好,站在后面的十多个人冲出线外,往我家的方向跑来。当时我二十二岁,我大儿子才满百日。军人们朝我们家开枪,我紧紧抱着孩子盖上棉被。孩子他爹当时刚进民保团(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选举时组织,直到一九五○年春天为止,作为当时警察下级、支援组织活动的团体。民保团的起源是乡保团,乡保团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选举前夕,以警察的“协助机关”性质为组织,辖区警察署长实际带领团员,弊端严重。乡保团作为右翼恐怖袭击的帮凶,成为民怨的对象,选举后的五月二十五日采取解散措施,但同年六月又组织民保团,当作警察的辅助团体。民保团也强迫捐款等,引起巨大社会争议。一九四九年十月,当时民保团员达四万多人,由于团员们的专横和暴力越权行为,面临舆论的恶化。一九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李承晚总统表明解散意向,在五月三十日选举后的七月二日采取解散措施,但其后却被改编为“大韩青年团特武队”,继续发挥李承晚政府独裁政治的前卫作用),每天要去警察局工作,直到晚上才会回家。哎呀,只有孩子和我两个人……我那时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到那幺多的枪声。过了好一阵子才安静下来,我发抖地从窗户洞里往外看,那幺多的人全部倒在农田里。军人们两人一组把一具具尸体扔进大海,看起来像是衣服漂浮在海上一样。
韩江 《不做告别》0
韩江 《不做告别》0政治的公开化也使它基本上已经脱离了“计谋”取胜的道路。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0我们从父母那里吸收了大量未经思考的性别侮辱。不论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还是变得更糟,未来几代人用语言攻击别人的习惯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可以控制的。“语言中有太多的东西变成了默许存在的,”蔡斯勒说,“所以尽早意识到这一点并挑战它的合理性真的至关重要。”终止使用某些特定的词语并非出于政治正确或害怕冒犯他人。恰恰相反,这是对既定规则的反叛。拒绝使用“slut”和“pussy”这样的词辱骂别人,你就是在拒绝针对女性性欲和男性气概的不平等标准,就是在抗议社会对女性性独立的谴责,男性借此是在 拒绝成为粗暴的男权沙文主义者。只要反抗的人足够多,那么每个人都会是赢家,因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也是一个总体上更放松、更富有同情心、更少人会被冒犯的社会。如果我们学习酷儿和女同的做法,把侮辱我们的词收复回来并进行重新定义,那么“冒犯”这个词本身就会被废弃淘汰。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0
阿曼达·蒙特尔 《语言恶女》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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