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便说一下，这种过度亲密的言语骚扰并不只发生在女性身上。我们的社会文化有一个令人担忧的习惯，那就是总以一种自负傲慢的亲密态度对待各类边缘群体，比如有色人种、酷儿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等。2017年，对一段随身摄像机影像记录的研究显示，与白人司机相比，警察对黑人司机使用“我的伙计”等态度随便的称呼的可能性要高出61%。这种互动不是感情好的表现，也不代表听者身上有什么应该被夸赞的地方。它本质上只是一个信号，表明说话者认为对方的地位比自己低，而且下意识地觉得宇宙给自己颁发了什么资格证，允许他们如此居高临下地怠慢听者。 为什么很多男人觉得他们有权利评论女性的身体，有权利在会议上无视女性发言，或者以她们来例假、歇斯底里发作为借口任意打发女性？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因为他们缺乏共情。对性骚扰者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女人反击一个男人的性骚扰（对于男人来说，她不应该这样做，她只是他的性对象而已），而这个男人奇迹般地跟她讨论起来的时候，他大概率会为自己找各种借口辩解开脱。他会说你误会了，说他并没有恶意，他是一个“好人”，不应该被抱怨，也不应该因为说几句机灵的俏皮话就名誉扫地。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是在装傻罢了。因为研究表明，当性骚扰者被要求与他们的骚扰目标互换位置时，他们能够很快地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他们并不是行为欠考虑，然后被别人误会了意图，而是对自己造成的伤害漠不关心。他们缺乏共情。这一切背后的深层问题，与我们的社会文化如何教导男人“是个男人”有很大关系。 我们的社会设立的男性气质的既定标准是非常极端且不恰当的：人们要求男人要强壮有力量，只能是异性恋，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与女性气质划清界限。为了展现男性气质、保护自己的男人身份，男人很快就学会了一条生存法则：在任何情况下，必须用自己的观点压制女人的观点，必须无视女人的痛苦。正如贝丝·A。奎因在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