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隳三都》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3页__句子抄

共收录127个《隳三都》的句子：（第3页）本页收录的《隳三都》名言名句/《隳三都》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隳三都》语录可以了解《隳三都》的特色。

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政治理念，道德信仰，只能算约束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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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由东北女真人建立的政权，早早就令西夏和高丽俯首称臣，在极短时间内灭亡辽国，使北宋蒙受了“靖康之耻”，俘虏宋钦宗、宋徽宗北上，渡江追击宋高宗入海而还。 “绍兴和议”（1141年）后，宋高宗向金朝皇帝称臣，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岁币”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隆兴和议”（1164年）后，南宋每年要向金朝交付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君主的关系从“君臣”改为“叔侄”。励精图治的中兴之主宋孝宗，递交给金世宗的国书，要具名“侄宋皇帝脊，谨再拜致书于叔大金圣明仁孝皇帝阙下”。更屈辱的是，接受金朝皇帝的回信时，南宋皇帝要从御榻起立，向前三步，称为“降榻受书”。即使到了金朝国力由盛转衰的金章宗时期，“嘉定和议”（1208年）后，南宋朝廷不仅乖乖砍掉力主北伐的韩侂胄、苏师旦等人的首级函送金朝，还将岁币增至银三十万两、绢三十万匹，两国成了世为“伯侄”之国，南宋皇帝的辈分又降了一等。泰和八年（1208年）五月，和议达成的消息连同前线元帅府告捷的露布，一同抵达中都。金章宗无比兴奋，分遣官员奏告天地、太庙和社稷，又亲自登上应天门（宫城南面正门）城楼，盛陈仪仗，接受装有韩侂胄、苏师旦首级的锦函。此后，两位南宋大臣的脑袋被高挂在长竿上，配上画像，置于通衢，纵令中都百姓围观三日，再涂上漆，入藏秘库。就在同一年，金章宗病逝，遗诏皇叔卫王即位。这一年，成吉思汗彻底消灭草原上的宿敌蔑儿乞部，他的九脚白纛旗，将指向南方。这两起事件，猛然扭转了金朝的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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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日拂晓，金哀宗传位给承麟后，在近侍护送下，平静地走入小屋，合上木门，悬梁自缢。承麟得知金哀宗驾崩，率领百官在小竹屋外罗拜号泣。承麟回过头对群臣说：先帝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不就，委实可哀！不如谥号为“哀”吧！后来，中原汉族士大夫认为，“哀”字不足以概括他的一生，于是以《左传》“国君死社稷”的“义”，改谥为“义宗”。金哀宗身边的侍臣、草泽的文士、后世的史家，都对他多有同情和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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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狐岭战败，给金朝的命运投下了漫长的阴影。经此一役，女真人苦心经营数十年的西北军精锐一朝尽丧。此后有十年左右的时间，金朝再无能力同蒙古军打一场旗鼓相当的野战。南宋还传言，金朝为此投人的“百年兵力”，都“销折溃散殆尽”。史家甚至评论：“金之亡，决于是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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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哀宗的御用术士武亢，出身天文卜算世家，父亲是司天管勾武祯。武亢现任司天长行（司天监的见习吏员），推算灾异相当准确，但脾气古怪，朝中人缘很差。金哀宗请他推算，蔡州城的围攻何时能解除？武亢回答：“明年正月十三日，城下无一人一骑矣。”简单的预言，初看十分乐观，仔细想想，却令人毛骨悚然。金哀宗没想那么多，大笑着盼附下去：粮食配给就按这个日期估算，确保期限内不缺粮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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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秋”之名，大概始于唐代。唐中后期，每年秋天都要征调关东各道的军队，分守长安以西的要害地区，抵御吐蕃侵袭，称为“防秋”。此后，每到秋高马肥的时候，面对呼啸南下的游牧骑兵，弱势的中原王朝大多采取类似的被动防御：北宋防备契丹，南宋防备女真，明朝防备蒙古，一脉相承，统谓之“防秋”。勇悍的女真人，一度是“防秋”的汉人士兵恐惧的对象。就算迁人中原，面对更北边的游牧民族，金朝也一度保持强势。为了不让蒙古诸部形成威胁，金世宗下令“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这种攻势防御战略，称为“灭丁”。不料，“防秋”竟然成了金章宗以后金朝君臣的口头禅，真是讽刺。为了“防秋”，金朝……启动了恐怕是秦朝“万里长城”之后最宏大的一项边境筑垒工程一金界壕，也称金长城。金界壕的修筑，始于金章宗明昌初年，到承安三年（1198年）大抵竣工，此后间有补筑。这道防线绵延约五千里（2500公里），东起大兴安岭南麓的嫩江西岸，沿着大兴安岭向西南方向穿过锡林郭勒草原，最终消失在大青山北部的群山之中，横跨金朝的临潢府、庆州、桓州、昌州和净州；另有一道位置更靠北的防线，从今呼伦贝尔市根河南岸，向西穿过满洲里，进入俄罗斯和蒙古拉肯特山东南麓，绵延约1400里（700公里），其间还分下等的支线，加起来居然也长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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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铠全装”的坚城，别说游牧民了，对这套防御体系再熟悉不过的中原军队也常常望而却步。《孙子兵法》说“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将攻城视为下下策：“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大盾牌）镜温（攻城车），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土山），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中国史书描述攻城，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恐怕就是“蚁附”，形容城墙外侧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攀爬的士兵。也可见，在这种场合，人命同蝼蚁一样轻贱。 ……虽然没有火炮，但为了对付这套城池防御体系，古代至中世纪的中西方咸术，基本都是三板斧及其不同组合：翻越城墙，径直穿透城墙，挖掘地下坑道。一旦这三板斧都不管用，就只好靠长期围困饿死渴死守军。为了方便运用这三条策略，中国古人发明了许多攻城器械和方法，什么巢车、望楼车、壕桥、尖头木驴、木幔车、钩撞车、搭车、杷车、云梯、飞梯，各种型号的抛石机和弩箭，还有土山、地道，等等。其中好些自先秦以来一直沿用，也有一些属于新发明或改进品。不过，对这些凝聚了几千年古老智慧的军用技术，即将来到城墙脚下的游牧民，暂时还叫不出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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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年夏，成吉思汗正式开始了震惊世界的蒙古西征，这一年是金宣宗兴定三年……蒙古帝国的左右翼各千户、西道诸王所部、投降蒙古的汉军和色目军，几乎所有精锐部队，无不倾巢而出，随成吉思汗西去。 ……早在两年前，平章政事胥鼎就提醒过金宣宗：近年不见鞑靼大举入侵的动静，很蹊跷，要么是北还之后需要休养，要么就是北方草原发生了什么重大变故，比如遇到了外敌，“别部相攻，未暇及我”。这是命运，或者说，这是世界历史留给金朝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金宜宗真是“中兴英主”，大可以趁蒙古人在遥远的中亚浴血苦战的时候，对内整顿吏治和财政，对外以南京为中心，积极调整和部署国防。再积极一点，可以用心经营河北，收复蒙古人一口吃不掉的失地，至少也要把敌人拖入地区混战的泥潭，使之无暇西顾，搞什么迂回包抄。可他没有，他做了一个令后世大跌眼镜的决定：在北边，他据河自保；在南边，他与南宋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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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边的中原战区，成吉思汗西征前，任命在野狐岭战绩卓越的木华黎，以“国王”的称号统军北方，还授予他象征大汗威权的九尾白纛。不过……麾下……总人数虽达十万，蒙古军却只有四分之一，远远比不上西征的左右翼主力和成吉思汗亲率的大中军。而他必须突破的，却是金朝南渡后最大的倚仗黄河—潼关的山河之险。为了给木华黎国王进一步制造麻烦，从兴定四年（1220年）开始，金宣宗还在无政府状态下的河北、山东、山西，推行“九公封建”，将趁乱而起的几大地方军阀头子，先后封为公爵……都兼宣抚使，加银青荣禄大夫的散官，又赐号“宣力功臣”。至于其他那些小军阀，金朝也一概授予不同名分，承认他们是“义军”，借此干扰和阻滞蒙古人彻底征服和消化这些地区。郝经描述当时的河北是“豪杰哄起”：拥兵者万焉；建侯者万焉；甲者、戈者、骑者、徒者各万焉；鸠民者、保家者、聚而为盗贼者又各万焉；积粟帛、金具、子女以为己有者，断阡陌、占屋宅，跨连州郡以为己业者，又各万焉回。于是，金宣宗兴定元年（1217年）至元光二年（1223年）前后，蒙、金之间的北方战争进人一个难得的相持阶段。木华黎辗转于河北、山东、河东和关陕地区，一边与金军作战，攻城略地，一边收编大小制据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却始终差在临门一脚。元光二年三月，木华黎连攻长安、凤翔不下，累死在闻喜县（今山西闻喜）。同年十二月，金宣宗在南京城内的宁德殿病逝。再过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西征回师，大举进攻西夏，不久也重病身故。蒙金战争的下半场，也是真正的大戏，帷幕正在缓级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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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军用来破阵攻坚的王牌部队，乃是一种“重铠全装”的骑兵，远远望去，仿佛一座座铁塔，宋人称为“铁浮屠”。“铁浮屠”骑兵戴着铁面具，“只露两眼，枪箭不能入”，上半身披挂沉重的铁甲，由于骑马作战，下半身的甲裙“独用过膝三寸”。腰上系着八棱棍棒或刀，握着一丈二尺的铁枪，背着弓和百余只长箭，箭镞形状如凿，入不可出。战马也覆以铁甲，可能还用铁索将骑士固定在马背上，“虽死马上不落”，后来讹传为用铁索将战马勾连的“连环马”。金军的王牌是重骑兵，还有一个关键证据。金军的基干编制是谋克（百户）、猛安（千户），这是从部族演化而来的军事和地方行政单位。[插图]初以三百户为一谋克，十谋克为一猛安。谋克下辖的每名普通士兵（“正军”“甲兵”），配备一到两名“阿里喜”，汉译“贴军”。设置“阿里喜”，据说因为金军主要是骑兵，需要有人承担马匹、战具的保养和其他杂务。[插图]这个看法有道理。蒙古军队也是骑兵，不过主要是轻骑兵，需要专门的仆役（多是奴隶）照料备用马匹（kötöl），这种助手称为阔端赤（kötölchi）。金军的“阿里喜”，被视作正军的“副从”“傔人”，起初应该类似欧洲封建社会的骑士扈从（squire）。“铁浮屠”这种用铁甲层层包裹的骑兵，同欧洲的骑士一样，不仅需人保管和携带战马、盔甲及武器，还需人协助穿戴盔甲、上下马和换马，战斗中施加救援。同时期的西夏起初也以重骑兵为主，上战场每名“正军”有“负赡”三名，也是一个道理。这种重骑兵，金人自己称为“硬军”，类似西夏的重骑兵“铁鹞子”，所以，宋人也偶尔把金朝重骑兵叫作“铁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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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更加强悍的蒙古，金朝的表现比当年的北宋要强。南宋配合蒙古攻陷蔡州后，金朝的临时宰相张天纲被南宋将领俘虏，很快被锁在囚车里送到临安（今浙江杭州）。临安知府薛琼负责审问他，开口就讥诮：你这个亡国奴，“有何面目到此？”张天纲昂起头回答：“国之兴亡，何代无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徽宗、钦宗）何如？”一句话便让在场的宋人羞愧得无地自容。薛琼大吼：“快来人，赶紧把这人拖下去！” 这出悲剧的结局，更让人有些回味。从战争的废墟中爬出来，刀下余生、惊魂未定的前金朝子民，不少被吸纳进入了蒙元帝国的统治精英阶层。有人由此成为帮助奠定一代制度规模的人物，还有人对天崩地裂后中国文化价值的保存和重建，产生了无法忽视的历史影响，当然，还有更多被那个时代践踏、侮辱和损害的普通人，没有机会在历史上留下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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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祐三年（1215年）春夏之交，男人和女人、富人和穷人、文人和武夫、官吏和间谍…无数不同地域、族群、身份和职业的人们，在黄河上下的各处渡口汇聚起来，匆匆擦肩而过，又各自奔向全然不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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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党要立的这块碑，叫作《功德碑》，自然要歌颂崔立开城投降的“功德”。王、元二人目睹崔立杀二相、选民女、括金银、剃发易服…种种倒行逆施，将来必定遗臭万年，所以不愿应承，又怕得罪人，“立见屠灭”。 ...... 石头不会思考，也不会说话。负责写字的人，只管字体妍丑，不涉及什么是非、曲直、褒贬。所以，最苦恼的，莫过于负责撰文的几位：写得好，名节何在？写不好，杀身之祸立至。写得不坏不好，会被当成感恩不积极，照样有杀身之祸…他们顾虑重重，矛盾百出。最后，不管怎么样，根据记载，碑文肯定是写好了，还有人受了奖励。儒家文化精英（士大夫），允许利用自已的专业知识，比如，写文章的技艺，来为明显欠缺合法性的统治者（僭主）服务吗？哪怕是在暴力胁迫之下？传统伦理的标准回答是：不允许。 ...... 中国的文化精英，平时往往有一种以道自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可是，一遇到现实中的“恶”，他们大多数又显得软弱，甚至虚伪。如果名节、生命不可皆得，文化精英作何选择，往往是权衡利弊得失后作出的一种高度个人化的回应。政治理念、道德信仰只能算约束条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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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人，不过是这艘大船猛地撞上蒙古这座陡然出现的冰山之际，恰巧把手放在了船舵上的凡夫俗子。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主角不能太优秀，因为好人遭殃，徒增观众反感；悲剧的主角又不能穷凶极恶，否则观众会觉得他活该。最能同时激发道德感、怜悯和恐惧的悲剧主角，是平庸的，和我们一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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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历史评骘，多半寄托了中原文化精英对故国和旧主的哀思。不过，从种种迹象看，金朝最后这三位君主，秉性确实不坏。卫绍王刚即位，山东境内的一段黄河忽然变清。相传“黄河清，圣人生”，举国大庆。不料一个叫杨珪的人上书扬言：浊水反清，分明是灾异，何况，“假使圣人生，恐不在今日”。这种话放到哪一朝都是死罪，卫绍王只是吩附“锁还本管”。宣宗末年，两位太医给小皇孙治病，用药过猛，病人一命鸣呼，法当抵命。宣宗说：若是朕的叔伯兄弟之子，就该法办，为朕的孙子而杀人，实属不忍。最终两太医只是挨了一顿板子后革职。哀宗刚即位，有人披麻戴孝，在官门前大哭大笑，声称自己笑的是“许大天下将相无人”，哭的是“祖宗家国破荡至此”。臣僚要求严惩，哀宗不同意：不久前刚下过广开言路的诏书，何况“此人言亦有理，止不应哭笑阙下耳”，杖责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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