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句子抄

共收录96个《男人》的句子：本页收录的《男人》名言名句/《男人》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男人》语录可以了解《男人》的特色。

这些事实，由于我们认为没有必要，或者由于我们缺乏勇气，由于盲目和知识偏见的蒙蔽，使我们视而不见。比如总是找借口，说什么你是孤身一人呀，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单枪匹马呀之类。其实这是一种有利条件，没有什么不好。是的，不能否认，这会给人带来一种痛苦和沉重的负担。但这也有它的好处，因为这是人类斗争的唯一方式，是坚信自由，使世界变得更为美好、更为理性、更容易让人接受的唯一途径。因为世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世界是具体的我，具体的你，具体的他。如果我不能改变，你不能改变，他不能改变，每个个体不能独立地、个别地、自发地发生改变，那一切都不能改变，我们仍然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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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次，你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就在强光照射我们眼睛的那一刻，我看见你纵身从床上跳起来，穿上袜子，套上鞋，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你就冲上阳台怒吼起来：“我来啦！”然后，你奔向门。我急忙拦着你，拔出门钥匙，攥在手中。你一阵狂怒，试图让我松手，想掰开我的手指。你紧紧抓住我的手指，但你的劲用得愈大，我就攥得愈紧。于是你抓住我的手腕，狠狠拧我的胳膊，好像要把它拧断似的。你把我掀翻在地，压在我身上。我很难反抗，因为我只能用一只胳膊、一只手来对付你。但我还是竭尽全力，与你扭打在一起。这是一场无声的恶战，就像两条缠绕在一起的蛇，都想绞死对方。双方互不让步，拳打脚踢，一声不响。唯一的动静就是双方呼哧呼哧的喘气声。突然，我的肚子被你狠狠踢了一脚。一阵剧烈的疼痛。钥匙落在你手里。我的声音打破沉默，说出了一个你不知道的事实：“孩子！”你好像脑门上挨了一枪似的，完全僵住了。你看了我几秒钟，惊得目瞪口呆。然后伤心地祈祷：“啊，上帝！我的上帝！”你站起来，不再理会那道继续转动，在我们身上、我们周围摇晃的光，甚至没有注意躺在地板上的我。我腹痛难忍，犹如万箭钻心。你突然狂笑不止，如同疯了一般，又笑，又哭，又蹦，又跳，还拍起手来。你甚至没有感觉到我的痛苦，事实上并不是出于安慰，最终，你把我抱起来，缓缓地放在床上，并把你的头贴在我肚子上。你轻声细语地说：“早安，孩子。你是锚中的锚，链中的链，是欢乐中的欢乐，美酒中的美酒；你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你；你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是我；你是不会死亡的生命；生命，生命，生命。摆脱黑暗吧，孩子，赶快摆脱黑暗，让我们远走他乡，去一个他们不能找到我们的地方，我们可以在那儿尽情地玩。痛苦我受够了，斗争我厌倦了。”这种疯疯癫癫的独白，甜蜜，美好，但同时也让我心如刀绞，愁肠寸断。后悔没有事先告诉你，后悔以前没有意识到，孩子是唯一能改变你命运的这个事实。如果我意识到了，我就不会跑去拔门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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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他们甚至会引用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进行狡辩：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什么目的？是按照抽象原则和数学计算建立起来的一个社会吗？是的，二加二等于四，正题加反题等于合题，但他们忽视了在现代数学中，二加二不一定非得要等于四，也许可以等于三十六。他们忽视了在先进的哲学里，正题与反题是同一个东西，物质与反物质是同一实体的两个方面。由于这种计算，由于可悲的意识形态的狂热，由于幻想或主观的臆断，他们认为善和美只能够在一边存在。......结论就是：意识形态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疾病，而那些愚蠢的知识分子就是传染这种疾病的媒介。......正是基督教思想孕育了人为的切分，这样做合法，那样做不合法；一边是天堂，另一边是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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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翻开柏拉图著作其中的一页，开始朗读起来：“如果一个渴望自由美酒的民族拥有一伙蹩脚斟酒的领导人，人们想要多少他们就斟多少，直至把整个民族灌醉，那接下来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统治者拒绝满足他们提出的愈来愈多的要求时，他们就会宣布他为恶棍，并指责他想剥夺自由。我们也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如果一个人对他的上司表现得唯唯诺诺，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没有个性的人，一个奴隶。如果胆怯的父亲对他的儿子同样胆怯，那儿子对他的父母就不会有任何惧怕和敬重。如果师傅不敢训斥徒弟，并一味地取悦他们，那徒弟就会嘲笑师傅，并要求和长辈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待遇。而长辈为了不显得过分严厉，就会顺从年轻人。这样一来，公民的灵魂就会极端痛苦，只要出现顺从的情况，大多数人就会义愤填膺，拒绝服从。到头来，所有人都会无视成文或不成文的法律，对任何东西都不关心，都不尊重。在这种放任自流的局面中，暴政就会埋下它的种子，并开花结果。实际上，所有过分的做法都会导向它的反面。就像季节的交替，植物的生长，物体的运动，都是这样，国家的政权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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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人不反对用空口袋的主意，可以，他温和地说。他了解你的想象力，你的想象力可以与你的勇敢媲美，这一点，在博亚蒂的五年中早已得到了证实。因此，他绝不赞同那些低估你成功可能性的人的看法。由于了解你的性格，无论警察，还是约安尼迪斯都不会怀疑口袋里装的不是炸药。他唯一怀疑的是你能否从这次爆炸中活下来，不管你是活下来，还是死去，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是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希腊，调动国内外舆论，让军政府出丑。”他点点头，清了清嗓子，仿佛想得到我的认同，把最重要的话译成英语，以便我能理解。然后，像布道一样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他说，没有人会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名叫格拉左斯的英雄爬上了卫城，把入口附近旗杆上的德国国旗扯了下来。这个勇敢的举动如今已经成为传说，写进了小学的课本。但除了让世界一时轰动和嘲笑入侵者外，这个举动又有什么作用呢？难道它唤醒了人民，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吗？勇敢的壮举、个人的英雄主义绝不会影响社会的现实。它们表现的仅仅是个人主义、人的自负，但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为它们只局限在特殊的环境之中。遗憾的是，希腊人很擅长此道，关于这个问题，伯特兰·罗素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罗素认为，希腊城邦的公民受原始爱国主义思想的支配，显得很勇敢，但不智慧。他们的热情固然可以取得个人的成功，但这种成功对整个城邦并没有裨益，归根结底，此乃他们政治上无能的表现。当然，即使不援引罗素的话，我们也能明白，出类拔萃的榜样并不能有效地动员民众。相反，这种榜样会使他们胆怯，因为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壮举面前，他们会有一种遭排斥、受威胁的感觉，会陷入一种自卑的情结。所以，英雄的牺牲是一种利己主义行为。“利已主义？”你勃然提问，像一记耳光一样响亮。“不错，是利己主义的行为。或者我应该称之为孤芳自赏？确实是一种错误行为。”“孤芳自赏？错误行为？”这次的发问像是在鞭挞。“是的，阿莱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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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重要的是我明白了，你豪饮并不是为了生理上的愉悦，而是为了排解绝望的情绪。你熟知醉酒的所有技巧与奥秘。甚至连我都学会了如何去辨别醉酒的三阶段：第一阶段，精神振奋，十分健谈，把饮酒逐渐转化成智力的交锋、社交的仪式，类似苏格拉底辩论式的会饮；第二阶段，挣脱压抑的束缚，打破自控的壁垒，天马行空，自由自在，进入遗忘的状态；第三阶段，身体散架，直接进入忘却与麻木的无垠疆域，即抵达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自我陶醉，跌入虚无的深渊，一种绝对的休息，暂时的死亡。从你的讲述中我终于弄明白，每个阶段都是人为的，事先都经过了冷静的考虑，并且每个阶段都和一定的痛苦程度相对应。如果早先知道这一点，我就会变得更宽容，允许我们去爱某个有缺点和弱点的人，因而也会更习惯去这么做。但现在我做不到，我只感到惊奇，难以置信，十分厌恶：一个英雄怎么会如此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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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每当你不仅愤怒而且痛苦，不仅痛苦而且沮丧，不仅沮丧而且无助或者孤独时，这几个人的面孔就会出现在你眼前。这是一种症结，是失败感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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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在如此危急的情况下，你居然还能想到抽烟，并且还能把烟点着。你确实是这么干的，抽着烟，显得很平静，平静中带着一种不屑。你的声音仍然那样冷静，与头天晚上那个虚弱的发高烧说胡话的你完全判若两人。相反，有人也许会认为，拿你的生命去冒险，让两个爱你的人去冒险，对你来说，简直就不是个问题。不仅不是个问题，或许还是一种颇为神秘而残酷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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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逐渐找到了答案。不，卫城计划与此无关，或者说关系不大。当权者怕的不是那五百克梯恩梯，不是你用它来做的那件多多少少有些耸人听闻的事。当权者怕的是你本人，怕你到处惹是生非，制造混乱。自从离开博亚蒂后，你就没有安分过一秒钟。你频频向国内外媒体发表声明，接受采访，举行抗议，提出法律申辩。你甚至对大赦令进行大肆抨击，认为它是荒谬的，因为它同时也宣布严刑拷打者无罪。这些人没有受审，也没有被判刑，你怎么能够赦免他们呢？宣布这些人无罪，岂不等于承认被当局禁止的酷刑实际上已经发生过吗？就不要提你在公开场合闹事，不断给宪兵司令部打骚扰电话和你喜欢的受人爱戴了。你从来不会走在大街上而不被人注意。总是有人在街上把你拦住，拥抱你。似乎远远不止这些，报纸对我们的事做了大量的报道。我们之间那种出人意料、颇具传奇色彩的关系引起了人们一种病态的兴趣，我们成了一对使新闻界疯狂的恋人，这更让当权者感到头痛。当然，最让当权者感到头痛的是，你的固执、桀骜不驯和丰富的想象力。他们无法猜想一分钟以后，或第二天，你会做出什么事来。每个向自己提这个问题的人都会变成一个扎卡拉基斯，深更半夜醒来惊呼大叫：“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在别的场合，这可能很可乐，很有趣，但在政治生活中，更糟的是在独裁体制下，这却是一种没有宣判的死刑。你必须马上离开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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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克斯，听我说。你必须放弃这个念头，必须离开希腊。”“哼！原来你是这么想的！要是这样，我还不如在帕特农神庙前把自己炸死算了。”“是因为活人讲的话没有死人讲的话更具影响力吗？”“正是如此。”“不，你错了，阿莱克斯。死人永远是缄默的。当他们似乎在说话的时候，那是因为人们把他们遗忘了。刚开始的时候，遗忘他们好像是不可能的，似乎他们的形象会永世长存，但不管怎么说，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甚至没有人会记得他们曾经出生过。”“不是这么回事！”“是真的，阿莱克斯。非常不幸，事情本身就是这样。死人在所有方面都得依赖活人。”“你错啦！”“不，阿莱克斯，不。错的总是死人。因为他们死了。你必须活下去，阿莱克斯，必须活下去！为了活下去，你必须离开希腊。”“见你的鬼！”你回到家，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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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通过你的死来理解你。我恍然大悟，你当初为什么突然放弃卫城计划，不，我的劝说并不是促使你放弃的决定因素。其原因是你身上的一个致命弱点。这个弱点就是，你干什么事都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只有幻想，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当一种想法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执念时，你愈显得倔强与刚毅，就愈是证明你没有恒心与耐性去付诸行动，贯彻执行。在某一段时间内，你会把所有精力投入某一件事情之中，折腾自己，伤害别人，犹如一辆在路上横冲直撞的坦克，无视一切障碍物，无论这障碍物是无生命的物体，还是有生命的存在。然后，你突然转向，放弃原来的想法，不再提及。只有在两件事情上，你始终坚定：一是暗杀帕帕多普洛斯，这件事决定了你的生命；二是搜索证据，这件事决定了你的死亡。它们分别标志着你英雄神话的开端与结束。这种事情会经常发生在诗人和艺术家身上。尤其会发生在那些知道他们不久将会死去的孤独的叛逆者身上。一般说来，他们的存在是一团包含着无数次未竟冒险行动的烈火，是一场任风随意播撒种子的风暴。他们不想知道植物是否发芽开花，不想等到看见发芽的那一天。叛逆者没有时间去等待，也不想去等待，因为他们必须不停地追求新的东西，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开始。乍一看，好像是有始无终，但仔细想，这种有始无终却又是始终如一。一切都为了目标，甚至包括别人的想法。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你用一种新的想法去代替过时的想法，尽管这种想法不是你的，而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也许当初听到的时候，你会表示反对，把它埋在你潜意识的深谷。“我不需要忠告。我不需要别人的意见。”但一旦这种忠告或建议在潜意识的深谷与你的幻想暗合，它立即就会浮现在你的脑海中，所以你会对它进行加工，使之变成你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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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各种独裁制度都大同小异，无论是右的还是左的，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的。它们的镇压手段都一模一样，不外逮捕、审讯、单独囚禁，都有愚蠢、恶毒的看守，他们连笔和纸都要统统收走。对那些不听话的人的迫害也是一样的，即使是从监狱释放的囚徒也照样要受到控制和威胁，如果他死不悔改的话，就试图置他于死地。今天的独裁制度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个特点初看起来有点奇怪：当它们的异己者申请到另一个国家时，它们却拒绝他出国。按理说，异己者申请到另一个国家，事实上他帮了独裁政权一个大忙——等于是在说：“我走了，我老老实实地溜了，不再找你的麻烦了。”——但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异己者离开了，会使当局感到头痛，觉得受到冒犯。因为如果他走了，诚然他不会再给当局找麻烦，但当局又如何对这个不听话的家伙进行报复呢？又如何对他进行控制，折磨他，把他投进监狱，关在古拉格群岛或疯人院呢？更重要的是，怎么能阻止他思考和发表见解呢？对独裁制度来说，叛逆者流亡在国外比待在国内麻烦得多，因为他们在国外流亡时，可以思考，可以发表见解，可以采取行动。你要干掉他，也很麻烦，得派遣刺客，动用手枪，甚至斧头。比如在巴黎，杀害罗塞利兄弟用的是手枪；在墨西哥城，谋害托洛茨基用的是斧头。与其这样，还不如把他扣在家里，不慌不忙、轻轻松松把他干掉，把他投进监狱、疯人院、古拉格群岛。当人民保持沉默时，他根本就没有一点办法。护照？什么护照？哦，对了，当然要申请护照，但你必须出示你的出生证、良民证，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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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非常简单。你能够找到。要是你找不到，我就只好越境到南斯拉夫。不过，如果这样的话，还没等我到埃兹伏尼，我就可能挨枪子儿了。”你根本没有考虑你的要求是否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也许你考虑过，但没有当回事。所以我枉费心思，即使反复给你讲明像这样的逃离至少也得需要一个月的准备时间，也毫无用处。要我在十天的时间内把一切都安排好，除非我拥有阿拉丁神灯。你和往常一样，一旦迷恋一个梦想，就会盲目乐观起来，无视横亘在眼前的障碍，听不进任何理智的忠告。只要我对你的计划稍有反对，你就会用撕裂肺腑的喊叫来予以反驳：“你不爱我！”...我一面默不作声地听着，一面真切地希望，在这段时间内，户籍册里丢失的那一页已经找到。这样一来，你出生的事实就得到证实，你也就不会再费尽心思去琢磨偷渡的事了。在这样希望的时候，我的确向壁橱里的那个小祭坛瞟了几眼，向圣像哀求起来。你母亲总是对着圣像抱怨，唠叨，威胁，祈求奇迹发生。自从她知道你要秘密出逃之后，她采取了新的策略，不再向所有的圣人祈祷。军队的保护神圣乔治被她排除了，因为她怀疑他和军政府有瓜葛。山民的保护神圣埃利亚斯被她打入了冷宫，因为她怀疑是他想帮助你逃往南斯拉夫。海员的保护神圣尼古拉斯被她否决了，因为她怀疑是他支持了你的游艇计划。所以，她祈祷和叩拜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圣法诺里奥斯，因为圣法诺里奥斯是迷失之人，进而也是迷失之物的保护神。正好在限制期将至的那个星期五，圣法诺里奥斯显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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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情和你一样焦急不安，因为我急于回到我的世界、我的生活，重返我的工作。我期盼着飞机从雅典机场跑道上起飞的时刻，只有到那时，我才能摆脱那些不断侵袭我的烦恼、激情、长期的紧张，以及有时交替出现的无聊感、空虚感。这种无聊感、空虚感类似那些士兵的感受，他们在两次战斗的间隙不知如何打发他们的时间，无法填满平静的时光。他们只好躺在战壕里打呵欠，怀念枪炮声。此刻，每一样东西都令我厌恶，我厌恶地中海东部这座城市的氛围，它使我想起特拉维夫或贝鲁特，它不再具有西方的色彩，但也没有东方的特色；我厌恶它肮脏愚蠢的现代建筑和绿色全无的山峦，以及由于疏忽和无知而留下的烧焦的岩石与树墩；我不喜欢它的土耳其风俗，用玩具小杯狼吞虎咽喝咖啡连同咖啡渣也一起喝掉的习惯，不喜欢这儿的人睡午觉一睡就睡到下午六点，像得了偏瘫症似的，慵懒困倦，一动不动；我憎恨这儿的大多数人得过且过，在暴政面前低三下四，唯唯诺诺。的确，这种愚蠢麻木、唯唯诺诺四处可见，如果有必要，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我很想来看你，但我不能。我有家室老小，这你能理解。”尽管如此，如果有朝一日你发现真的有人这么做，你还是会气得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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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它，我就想像你一样，重复那句话：“必须有人去看看护照是否办妥了。你是否去催一下，看是不是办好了？应该再问一下，是不是已经办下来了？”希望事情进展得快些，利用你电话被监听的事实，我耍了点小花招。于是，我给纽约打电话，假装有几所美国大学邀请你去讲课。一个朋友和我配合，冒充文化参赞，催你尽快动身。不是我打电话过去，就是他打电话过来，由于日期逼近而抱怨，因为他们必须印海报，发请柬，通知报社，要让大学院系放心，同时要让各城市的市长为你安排宴请。如果不是邀请去讲课，就是授予你荣誉学位，由于你非常谦虚，开始时还犹豫，不愿接受，但之后还是接受了。只是该如何去解决护照的问题呢？护照还没有，他们仍没有发给你。我回答他们时，总是唉声叹气。于是，愤怒的声音纷纷从芝加哥、波士顿、费城传来。打电话的人声称是大学校长、市政官员、民主党或共和党的领袖。其他朋友也在电话里表示了极端的愤慨。总而言之，造成的后果很严重，给人的印象是，希腊当局耽误你讲课，是在给美国文化界出难题，而阻止你出席颁发荣誉学位的仪式，对美国文化界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这样的丑事只有在苏联才有可能发生。如果他们不及时签发护照，参议员们将把这事变成一桩国际丑闻。究竟是哪些参议员，哪些大学，哪种学位，我们从不挑明，因为害怕秘密机构去核查。不过，他们愈来愈相信真有这回事。两年后我们得知，此举确实影响了帕帕多普洛斯的决定。“美国参议员的这档子事确实让他的助手们非常担忧。”一位秘密机构的官员后来悄悄告诉你。显然，你对我的策略一点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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