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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嘉谟到底是数学学霸，在探究人心方面不及文科学霸杨教谕。他不明白徽州知府的冷漠是考虑到稳定和仕途，跟技术性问题无关。帅嘉谟把一个战略性错误当成了战术性错误，一味钻牛角尖去查考细节，等于媚眼抛给了瞎子看。

马伯庸《显微镜下的大明》0

围绕着“驳费”这一政策，下有官吏肆无忌惮地舞弊征敛，上有天子诸臣贪婪地虎视眈眈，后湖本身又不甘心回到旧日穷时。诸多原因交织一处，让黄册库及其相关制度成了一部铸银机器，源源不断地为各处输送利益。至于黄册库本身该发挥的职能，反而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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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本贪，就算已得到了利益，只要有机会攫取更多的利益，一样会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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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上访案子，朝廷一般并不会做出判定，而是发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员进行审理，是官场惯例。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在细微处去自己揣摩。官腔，也得看怎么打。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么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有罪人犯，依律议拟。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段批示，每一个字看着都是标准官腔，不带任何倾向，可仔细琢磨味道，就能发现深意。“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在明眼人眼里，这态度已表达得足够明显，朝廷就差明着说一句我支持罗家。如果受理官员还不明悟的话，再想想，有几个上访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头头郑重其事地呈给皇上？那个流程本身就传递了重要的信息。皇帝的态度，都察院“默会”；都察院的文书，应天巡按御史也“默会”。宋茂熙是个老油条，他觉得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关注，还是别沾手的好。他随即下文，把这案子又转到了宁国府，重新审过。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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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一个体系的运转，需要各个零件紧密咬合，方能运转无碍。冯开时开着机器，却懒得上润滑油，时间一长，问题便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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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谭昌言的委曲求全、金汝谐的明哲保身，赵昌期可以说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如果他没有亲自去船槽现场查勘，没有仔细走访四都民风，断然拿不出如此实用巧妙的方案；而如果他没有锐气，也不会坚定不移地把政策执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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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他这八年以来的艰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罗氏一族的胜利，当然要靠罗显和族人们的自我奋斗，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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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官府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帅嘉谟，来换取五县的稳定。至于这个罪名是否合理，并不在考虑之列。法律问题，咱们政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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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可惜这一切努力，终究只是徒劳。弘光元年（1645年）——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落入清军之手。在弥漫的硝烟里，黄册库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权一起灭亡了。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等同。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烧盐的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为一抔黄土，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在这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长。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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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单——户。这个不独是朱元璋的理想，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最美好的状态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顺畅地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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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奇龄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繁：你一生下来，职业就注定了，不会有别的想法，自然不会瞎折一一此所谓“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官府方便管理，社会也能少闹点矛盾。换句话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和个人自由。这个职业户制度是特殊历史时期的妥协产物，在稳定明初局面方面有它的意义。没想到朱元璋试用了ー下，觉得好使了，干脆把它当成一个常规代传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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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分户种”是说无论民、军还是匠户，都要登记，没有例外，这是全国一盘棋；“就地入籍”是说，当时天下流民逃户太多，朝廷要求他们返回籍贯所在地，但如果有人不愿意回去，也没关系，可以在本地落籍，一样可以授田登记。、不过，无论是权宜之计还是规划卫所，都只是表面原因。其实朱元璋沿用旧制，归根到底是因为他的控制欲太强了。这种制度弊端多多，但特别适合维持稳定，而稳定是新生朱明王朝最重视的。在朱元璋心里，老百姓最好老老实实待在土地上，别到处溜达生事。不光朱元璋这么想，明清两代对职业户制，也颇多正面评价。比如万历年间有一位礼部官员晏文辉赞誉说：“洪武旧本，由（犹）木之根、水之源也，木有千条万干，总出一根；水有千支万派，总出一源。人有千门万户，总出于军民匠灶之一籍。”清代的学者朱奇更是进一步分析说：“既有常业，有令世守之。则父兄所以教其子弟，子弟所以拳其父兄者，无非各事其事，童而习之，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 朱奇龄的分析，真正是切中肯繁：你一生下来，职业就注定了，不会有的想法，自然不会瞎折腾一此所谓“其心安焉，不见异而迁焉”。官府方便管换句话说，为了保证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朝廷并不在乎牺牲掉社会活力理，社会也能少闹点矛盾。和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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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法没有把状纸递到歙县县衙，而是一竿子直接把案子到了徽州巡抚都院。注意，是巡抚都院，不是巡按察院。刚才说了，这里是巡抚在徽州的办公地点，它和巡按察院一样，也可以接民间的诉讼官司。这是大明司法制度的一个特点：无论是布政使、按察使还是巡按、巡抚，他们都可以接待上诉民众或复查案情。万历年间有一位大儒叫吕坤，他曾经评价这一特点：“数批检问，非以求同，正谓恐有冤抑，相与平反耳…盖众官同勘一事，原为此事虚实；同勘一人，原为此人生死。”意思是对于同一案子，由几个互无统辖的部门来勘问，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审判的公正。尤其是“数批检问”四个字，要求断案时十分谨慎，多次批驳、考查、询问，尽最大努力查明真相，避免冤假错案。“数批检问”这个办案原则，对百姓来说，是好事，但也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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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捐大笔银钱就是诚，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清寺住持的认可，有大徳联名作保，才有资格担当。说白了，这个官位得买。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释门虽然清净脱俗，可也一样要遵循这个规律。一个寂寂无闻的穷和尚，就算佛法造诣再高，坐上都纲的位子，也没法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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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负责任的官府在推行政策时，一定会准备好相应的疏导方案，简单粗暴地一禁了之，却不去想后续应对措施，那叫顾头不顾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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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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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心情不错的朱元璋，向天下颁布了一道圣旨方今天下太平，军国之需皆已足用。其山东、河南民人田地、桑枣，除已入额征科，自二十六年以后栽种桑枣果树与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 朱元璋觉得目前掌握的耕地，提供的税赋已足够国家开销，从此以后新开垦的土地永不必征税，老百姓随便种吧。这个政策开始只覆盖两省，很快涵盖到几乎整个北方。敢于宣布新垦土地“永不起科”，朱元璋这个底气，正是从成功的户籍推行中来的。在很多历史书里，作者讲到各朝开国君主时，往往热衷于描绘其在疆场上的血腥攻伐，沉醉于宫廷官场的钩心斗角，对于民政建设往往一笔带过。这会让读者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只要君王们得了天下，税赋钱粮、民众徭役就会自动各归其位，倾心输诚。事实上，这些琐碎枯燥的工作才是真正的大事，也是真正的难事。老子有云：“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治理一个国家，必须像烹小鱼一样小心翼翼不可操切，否则一不留神就烂了。纵观朱元璋在洪武年间的这一系列举措，正好是老子这句话的最佳脚注。他的每一项政策都经过反复推演，有设计，有试点，有铺垫，有妥协，策略务实而有弹性，一步步走得十分扎实。从“户帖”到“赋役黄册”，从百一十户里甲”到“鱼鳞图册”，从“粮长制”到“实习历事”，层层推进有条不素。想想看，如果朱元璋制订户籍政策时既不论证也不调研，一拍脑袋就定，一定就推，一推就乱，一乱就镇压，镇不住就遮掩，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大明能不能延续下去可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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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册和里甲制锁住了人口相关的税费和徭役，鱼鳞图册和粮长则掌控了田地租赋。黄册、鱼图册以及里甲制三位一体，构成了一道又一道纵横铁素，牢牢地把百姓钉在了土地之上，动弹不得，化为稳固税基，源源不断地为朝廷输血大明凭借着这三样工具，将控民之术提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历数前朝，还从未有一个政权对民众的控制能做到如此深切细致。赋役黄册、鱼鳞图册和里甲制所构成的体系，对民众的管束和禁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密，是不折不扣的“张密网以罗民”。明清两代被称为中央集权的巅峰，其根源，就在洪武始建的这套底层设计里。朱元璋的理想，至此得到了完全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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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子，真正是江南震动，诸省哗然。谁能想到，徽州府出了这么一个厉害的县，敢和整个江南单挑。在那几天，“歙贼”风传江南，人人闻之色变，充满了黑色幽默的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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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大江、程时鸣几个当地读书人以及豪强的带头之下，一万多乡民聚起来，搭着木梯，直接翻上县衙墙头，把告示榜文全数撕毁，砸掉一切和县有关的商铺设施；然后又高举黄旗，日夜围着县衙鸣锣呐喊，挟持知县陈履；他们甚至找了几个人，身穿青衣小帽，手执锁链，声称要直接把所有参与丝绢税方案制定的官员索拿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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