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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信念。”“中国人所谓的活着，并不只是个人的追求与获得。”吴尚德在辽阳做了许多年医生，早洞悉了世情，“倘若这孩子现在抛弃父亲与乡亲离开，即使他还活着，他的灵魂也已经死了

马伯庸《大医·破晓篇》0

眼前这个坐在污泥中的瘦弱孩子，处于如此窘境，仍不肯抛弃众人离开，奋身救治村民，实在不似一个十几岁孩子的心智。他只在最坚韧的传教士眼中，才见过这种神色——魏伯诗德很好奇，这孩子没受过教育，也不像任何宗教的信徒，他的信念来自哪里？“活着。”吴尚德低声回答。“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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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不好意思地抓了抓头:“我也是看了您年初在《申报》上发表的那篇《东三省红十字会普济善会启》，大受触动。里面有几句话，我至今还记得:慨念时艰，伤心同类。危急存亡，在于眉睫，我不之援，而谁援耶?"他背得慷慨，沈敦和也很激动:“我中华之所以积弱，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各扫门前雪。所以我也是想借这个机会。试着把国人团结一处，看看有何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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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氏之誓言，不独西方有之。孙思邈有一本著作，叫作《备急干金要方》。的第一卷却不是讲药理，而是讲医德—一”他饶有兴味地当场背诵起来，声抑场顿挫：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音数合灵之苦。若有疾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这篇古文相对简单，这些学生都是上过私塾的，一听就明白。他们惊讶地发现，论述，竟然与希波克拉底誓言惊人地相似。孙希低声翻译给峨利生教授听，后者也是频频点头，深有感触。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害怕，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生理性表现，很正常。但是，当你戴起红十字袖标，那就意味着你要背负起相应的责任，用意志力去克服软弱的天性，这是希波克拉底所谓医生的天职，也是孙思邈所说的苍生大医。诸位若能理解，我便很欣慰了。” 峨利生教授接话道；“你们一定要记住，治病和救疫，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前者是医学，后者更像是社会学，更需要我们用人性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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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知道这一带为何全是各式洋房？”张竹君忽然问。“法国人喜欢浪漫？”“错！那是因为十年之前，法租界公董局通过一项《房屋建造法案》，要求在这一片区域建造须经批准，不得修建中式房屋。经过十年发展，这里几乎把中国味道全数摒弃，俨然成了模范殖民区——”张竹君说到这里，用拐杖随手朝前一指，“只有一个例外。”孙希顺着拐杖朝前望去，看到在一片欧式风情的小楼之间，赫然矗立着一栋歇山顶五楹大殿，翘檐重瓦，漆红廊庑，看起来格外突兀。在那大殿的进门处，悬挂着一块黑底金字大匾，上书“四明公所”四字。张竹君走到公所前面，仰头看了良久，忽然回首道：“你可知道，为何在这一片洋房之间，会有这么一栋中式建筑？”孙希摇头，他这里来得并不多。张竹君负手徐道：“这座四明公所，乃是在沪的宁波同乡集资所建，殿后有二十多间义舍，哪位老乡身死不及回灵，就暂寄棺柩于此。只因此地被划拨给了法租界，公董局一直视这里为眼中钉，处心积虑想要拔除。同治十三年、光绪二十四年，法国人以棺椁不利卫生为由，先后两次要求筑路迁坟。宁波人奋起反抗，第一次死七人，第二次死十七人。法国领事不得已，只得同意保留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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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一天，这一刻。在辽阳和旅顺口要塞，日军同时向俄军阵地发起决死进攻，开启了决定东亚未来几十年霸权的惨烈大战；在北京，二百七十三名贡士从中左门步入保和殿，准备参加殿试。这些天之骄子此时还不知道，他们将是华夏科举史上最后一批考生；在欧洲，哈尔福德·麦金德的新作《历史的地理枢纽》在各国印厂同时开印。他将永远改变欧洲的地缘政治理论与全球格局；在美国的圣路易斯，第三届奥运会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虽然只有十三个国家参与，可任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大大小小的事情，在地球每一个角落发生着。之前的旧因，正在落实为果；未来的果，此刻也正种下新因。因果涨落，缘数纠葛，无数人的抉择，汇聚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全球风暴。而此时仰望太阳的三个小人物，尚对未来的壮阔波澜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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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英子跑回到校长身边，大口大口喘息。张竹君摸了摸她的头发：“虽然这次是误会，可英子你要记得。女子欲要争取独立之地位，必先有独立之事业。你白白读了几年医科，难道甘心回家里相夫教子吗？” 姚英子亲热地挽起老师胳膊：“放心吧，我现在还没考虑过那种事。” 张竹君环顾四周，语气缓和了些：“在这个老大帝国里，做女人不易，做女医士更不易，未来会有无数歧视、偏见、辱骂和鄙夷泼过来。我们若要做出令男子哑口无言的事业，帮更多女子同胞摆脱压迫，总要在其他方面有所牺牲。这是先行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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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家王尔德说过，人一旦有了自尊心，就会变得像蒲公英一样敏感。你吹一口气，它就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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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台上的演说已接近尾声：“红会精神之所在，乃无省界、无国界、无种族界，亦无宗教界。率土之滨，溥天之下，负履行人道责者，唯红十字会耳！这座总医院，是中国红会第一座医院，今日落成，必可成为人道之见证，践行大医之无疆。请诸君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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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念时艰，伤心同类。危急存亡，在于眉睫，我不之援，而谁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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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要知道，虽然知县是知府的下属，可他的任免权在吏部，两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统一。知县为了一己私利，瞒报蒙骗知府的事，在明代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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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期黄册是弘治十四年造，十五年送审；下一期是正德六年（1511年）搬造，七年送审。也就是说，从弘治十五年到正德五年，前后足足驳查了八年时间… 但也不能怪国子监。这一期参与驳查的监生一共是三百五十人，大半是老弱病残，能干活的不过半数，还时不时会跑散一大片。这种士气，叫人家怎么提高效率？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在正德年间，就连国子监授官都已名存实亡，这些监生孜孜以求的，居然还只是“折算实历”这么点待遇，实在是太可怜了。唐鹏的请求，得到了当时南京户部的支持，相关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再不改善，这活真干不下去了。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会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法： “过湖查理黄册监生三个月满日，准作实历事三个月…比例准历，以均劳逸。” 看着从善如流，可仔细一琢磨，实在太过分了。按照这个规定，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如今一次驳查动辄数年，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可想而知，一线驳查人员的士气，会变成什么鬼样子。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大明朝廷的衮衮诸公，难道都是白痴吗？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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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政务储备人才，那么就不能只读圣贤书。朱元璋做人务实，给国子学加了一条规矩，叫作“实习历事”。它还有一个更明白的名字，叫作“监外历练政事”。国子学或国子监的学生，到了一定年限，就必须到各个政府部们实习，熟悉政务。他们的身份，就叫作“吏事生”或“历事监生”。朝廷视其在实习期间的表现，予以拔擢任用。这种历练对培养人才的好处，自不待言。让学生早早经历政事磨炼，可以迅速上岗，对于缓解明初人才匮乏的窘境帮助极大。………… 这三个时间节点很值得玩味。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案发，株连万余：洪武二十三年，胡惟庸案波及数万；洪武二十六年，蓝玉案发，波及万余。朱元璋每次大肆屠戮，都让官场为之一空，这些缺额只好让国子监顶上去。 “实习历事”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以至于朱元璋觉得有这个选拔制度就够了，一度停办了科举考试。一直到洪武十五年重新开科，他还反复叮嘱“务求实效、毋事虚文”。这位叫武淳的国子监生，竟然可以主持鱼鳞图册这么重大的工作，可见他之前一定以“吏事生”的身份实习了很久，对庶务得心应手，才会被委以重任。类似武淳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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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来自民间，深知弊情，必须核查这些黄册真伪。国初诸事未备，只好动员军队进行驳查。现在一切都走上正轨了，再找军队当审计就有点不合适了。可不找军队，找谁好呢？驳查是个专业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检查人员必须识文断字、精通算学，且具备一定的政务经验。更关键的是，黄册的数量太大了，这些检查员还得有足够的时间来干活。大明哪个部委也没有余裕抽调一批精干官吏扑在这上面，正事还干不干了？想了一圈，最适合干这个的，就是国子监。那些大学生都是被当成官僚预备队培养的，文化水平高，又闲得紧，正好拽过来当免费劳动力。大明平均每期攒造黄册的数量是六万，千两百名监生人均负责驳查五十本，也就是五千五百户的量。一天算一本，两个月即可完成，再加上查实、撰写驳语的过程，三个月可以大体完成，工作量不算大。再说了，后湖一圈严密封锁，无人能近，办公环境非常幽静。监生们干累了，还能出去欣赏一下湖景风光，多美好啊。只见眼前烟波浩渺，水色潋滟，湖面似镜澄澈，半条船也看不到，想跑都跑不了…… 等等，干吗要跑呢？因为实在太苦了。瞧瞧，白天只能蹲在一个小号里干活，晚上为了防火，还不能点蜡烛。夏天热冬天冷，蚊虫叮咬、湿瘴之气密布。而且湖禁森严，你别说病了，就是病死了，也只能暴尸岛上，等每旬开湖之日才能把尸体运走。环境差，工作多，假难请，按道理薪酬应该少不了吧？对不起，没有，纯属义务劳动。你们这些大学生在国子监里求学，已经享受国家补贴了，每个月有廪米养活，凭什么还要钱？那没有酬劳，总有功劳吧？对不起，功劳也没有。当年朱元璋为了锻炼监生，定下规矩，要求他们在各衙门实习历事，“实历”至少要做满一年。监生历事考核里明确规定，一年期满，考官要根据监生的实习表现，分成上、中、下三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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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蛋糕，拿刀切蛋糕的人权力最大，大家都得听他的；现在朱元璋扔过来十把刀，每个人都可以轮流切一下，原来切蛋糕的人自然权威丧尽。它的精髓在于，把政府让渡给绅权和族权的权力做了进一步细分，保证每一户人家都有机会掌握基层权力。这一招看似让基层更加分散，反而让中央权威回来了。更绝的是，无论里长还是甲首，都是从一图之民中遴选出来的。他们没有官身，更没俸禄，该职位的工作支出一比如小黄册的制作费用—均由集体公摊。对官府来说，不需要承担管理人员的成本。如此一来，提高基层掌控力和减少管理成本两个目标，不就都实现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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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就能看出文理思路的差别了。杨教谕的申文不提业务对错，只谈官员仕途。而帅嘉谟没读出申文这一层机锋，一厢情愿地认为，之所以徽州府不愿推进，是因为整件事还说得不够清楚一典型的技术人员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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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一退一进。最后，薛瑄的死刑，在覆审时被驳回。他本身削官为民，回了老家。至于其他被连累的倒霉官员，就不知下场如何了。最可怜的，是那四个无辜百姓。他们平白蒙受冤屈不说，眼看碰到几个靠谱官员，可以脱罪回家，却因为朝廷斗争，重新堕入地狱，在极度痛苦和恐惧中死去。时人记录此案的笔记，多津津乐道于薛瑄与王振的斗争，却对这四个人鲜有关注。他们说过什么，他们想过什么，他们被拷打时有无求饶，临死前是什么表情，连一句控诉或呐喊都没有记载。仿佛这些人只是引发大案的若干棋子，仿佛这起案子，跟这些不幸的人已经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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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有造纸甲之法，把软纸一层层相叠捶实，剪裁成甲，防御效果不错。黄册都是上好绵纸所制，正是做纸甲的好材料。另外明军装备了大量火器、火箭，将绵纸搓成细条蘸上火药，即是上好的药捻和引火折。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器，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可惜这一切努力，终究只是徒劳。弘光元年（1645年）一一恰好是弘光登基一周年——五月十五日，南京城落入清军之手。在弥漫的硝烟里，黄册库和它所忠心侍奉的政权一起灭亡了。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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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计策太好了，一来解决了黄册库的收入问题，把两县负担分摊给了全国；二来震慑了各地作弊官吏，让他们有所顾虑，不敢再篡改黄册，简直是一箭双雕。这个制度听起来没什么破绽，可只要仔细一想大明官场禀性，便会知道问题多多。黄册库穷得都快当裤子了，驳费是唯一的敕命稻草。那么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再者说，虽然史鲁强调，这笔驳银罚款须由经手官吏出，可地方官吏一定会想尽办法，摊派转嫁给基层百姓，这还算是清官所为。如果是贪官的话，一看又有名目找百姓征派银钱，肯定会层层加码，从中渔利。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黄册的问题是越多越好，还是越少越好？一边是盼望罚得越多越好；另外一边呢，罚得越多，他们可以借机征敛的就越多。两者碰在一起，表面看是震慑监督，其实深层次的利益点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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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只要你搞定这些代理人，上头很难查证真伪虚实。不过这种“搞定”本身很昂贵，底层百姓无法负担贿赂成本，只有王叙这样的乡绅、豪强以及富户有能力做。有钱人越哭越富，穷人却根本没有哭诉的渠道。于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诚如顾炎武所言：“富户操赢以市于吏，有富之实，无富之名。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有贫之实，无贫之名。州、县皆然。除了之前讲的那些，这些人还有很多手段，比如虚报死亡、隐漏资产、改换户籍、虚报灾荒、捏甲做乙、浮收税粮。总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出来的。每一个手段背后，都是大量利益输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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