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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关于责任观，常被视为中闻各项制度永恒不变的原因之一。它给每一个中国人都带着上沉重的脚镣和手铐。各级官员和平民也因为他们从未参与或根本不晓得的事情受到处罚，就像我们在前文所提及的例子一样。这种做法，就不得不导致各种公正原则被破坏殆尽。它还能直接导致从高级到初级所有的官吏都掌握了一套弄虚作假的手段。如果一个官员必须对一些自己无法负得了责的犯罪负责，或者，他一直没有对这些情况投入足够重视，那么，他如实汇报情况的话，还是要受到严厉、不公的惩处。这就完全颠倒了公正原则，违背了人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即使本该负责，他也要千方百计掩盖真相，以逃避责任，过分要求人们彼此负责，这一原则被滥用，足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弊政和缺乏公正。对此，我们一直都保持着关注。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0

传统的中国人视中国的古典作品大致上相当于正统的基督徒视希伯来语的《圣经》一样。他们认为其中囊括了过去所有的精华、最美的智慧以及从古到今都普遍适用的一切真理。虔诚的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圣经》还需要增加些什么，而中国儒家子弟更不相信中国的经典还需要有所增补。基督徒与儒家子弟都认为，一切都尽善尽美，还想去谋求更好，那是不可能的。正像许多虔诚的基督徒用《圣经》的“经文”来解释一些《圣经》作者从未想过的事一样，儒家学者也有这样的能力，也经常能从“古圣人”那里找到现代政府一切现行政策的依据，以及古代数学乃至现代科学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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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信坏人来世会变成狗或虫子，他们也真诚而简单地相信自己死后，躯体会化为尘土，而灵魂——如果有的话——也会弥散在空中。造就了西方所谓“务实的人”的种种力量最终造就了他们这种人，他们的生活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胃，一个是钱包。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实证主义者，因为他无法理解自己没见过、听过的东西，对这样的东西自然就没有概念了。生活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系列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令人不快的事实。对于事实之外的东西，他马上就成了一个无神论者、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偶然地拜拜他本不相信的神，或者施舍点吃的给那些不认识的人，就足以满足他的依赖本能。不过，这种本能是否寻找这种表现形式，则主要取决于他的周围环境。对他来说，人类生活的物质因素可以独自培养，完全排除在心理和精神之外。将这种人从麻木状态中拯救出来的唯一办法，便是输入一种新生活。新生活会向他们传达由基督教早期主教揭示的崇高真理：“人是有一个灵魂的”

明恩溥《中国人的性格》0

无论从哪个方面去考察，中国人对我们来说或多或少仍将是一个谜。我们只有在心中坚信，中国人与我们相比生来就是“神经麻木”的，我们才能够理解他们。这个意味深长的推断如何影响这个民族与我们将来的关系，我们不想妄加猜测，但这种影响肯定会与日俱增。至少从整体来说，我们相信适者生存。在20世纪的各种竞争中，究竟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永不疲倦、不紧不慢而又表现冷漠的中国人最适于生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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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可以算作“大洪水前的人”。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使人想起了尼生①的长诗《小溪》。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讲。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于是，不等表演结束，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尽管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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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的东西很多，国家的政治领导者认为需要海军、陆军和兵工厂是当务之急，而对中国怀有良好愿望的外国人则认为，显然她最需要货币、铁路和现代科学教育。但是，若进一步分析这个帝国的境况之后，我们难道不能发现她最深切的需要不是多一些人类的同情心吗？她需要对孩子同情，尽管人类从未意识到，可十八世纪以来，它已逐步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她需要感受到对妻子和母亲同情，这种同情十八世纪以来已经得到长足发展，并且深入人心。她需要把人当做人来看的同情，她需要懂得仁慈之心是有如天国的甘霖般美好的品质，既祝福于行善者，也降临于接受者一塞涅卡称这种神圣的情感为“心智的缺陷”。它是一种美德，一个经常体现这一美德的人最接近于上帝。基督教精神的影响已经充分培育了这朵仁慈之花，它将充分开放，开满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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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大家庭生活方面。尽管每家每户的情况有所不同，从自然状态下来考察，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们也不可能过得非常幸福，因为家庭成员彼此缺少感情上的交流，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一个家庭的团结和谐恰恰非常重要。中国人的家庭只是个人组成的团体而已，就像一个协会，他们持久稳定地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家庭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家庭，他们兴趣各不相同，彼此也相差很大，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没有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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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两极分化悬殊的国家。富有的人和穷苦的人、高级知识分子和愚昧无知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环境里。成千上万贫困无知的人，就像井底之蛙，头上的天空只是很狭小的一块，头脑自然含混不清。他们中有很多这样的人，没有去过10里以外的地方，也没有想过要过上比周围人更好的生活。人类天生具有的好奇心，在他们身上好像已经泯灭了。即使他们知道，在离他们家不到1里的地方住着一个外国人，他从哪儿来、他是谁、他想做什么，这对他们来说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们关心的是如何生存下去，凡是与粮食价格无关的事，都没什么意义。他们不去管人有几个灵魂，他们只是淳朴地相信，坏人在来世会变成狗和虫，身体最后会变成泥土，灵魂（如果有的话）会消失。他们的生命由两部分组成：肚子和钱袋。这种人是真正的实用主义者，你没有办法让他理解他没听过的、没见过的、也没有概念的事物。对他来说，生活只是一连串的事实，绝大多数还是不称心如意的。至于涉及事实以外的东西，他立刻成了一个无神论者、一个多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是独自存在的，与心理和精神因素毫无关系。这种人处在完全麻木的状态，要想把他们解救出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展示一种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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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个中国人问题，如果他没有受过教育的话，那么只会令他惊讶。他没有心理准备，不懂也不想懂你的想法。对于你的问题和想法，他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适应，以便进入新的状态。他的头脑就像架在已经腐朽炮架上那门生了锈的炮，瞄准前先要花费精力调整方向，而最终还是打不响。比如说，你问他：“你多大了？”他会很茫然地看着你：“你在问我吗？”你说：“是的，我是在问你。”确定了你真的在问他，又问：“是问多大岁数了吗？”你点头：“是的，是问多大岁数了。”他再一次调整注意点，又确认道：“是问我有多大岁数了吗？”你说：“没错，是问你多大岁数了。”直到这时，他的炮才正常运转，对准了目标，告诉你：“58！” 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是中国人思绪含混的一个突出事例。譬如，你问一位中国厨师：“你在面包里为什么不放些盐？”得到的回答是：“我们在面包里从来不放盐。”“你们的冷冻食品都很好吃，为什么冬天就吃不到了呢？”“没错，我们不留冷冻食品到冬天吃。” 有一位拉丁诗人说过：“能够知道事物的缘由的人是快乐的。”但是，如果他曾居住在中国，他的格言可能就会变成：“试图知道事物缘由的人是在自寻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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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告知，中国的经典中所记载的礼仪准则有三百条，行为准则更是多达三千条。一个背负着如此沉重之负担的民族还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这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成功地使礼节像他们的教育一样，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个民族的先哲们使种种繁文缛节成了人们日常交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西方国家，只有在宫廷里和外交活动中还使用这样烦琐的礼节。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被我们所言的这些复杂、难解的众多规则所束缚住了，我们是说，这种礼节就像是节日的盛装，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会被穿戴起来，而中国人凭着精准的本能总能意识到何时是恰当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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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你用自己并不熟练的汉语同中国人交往了一段并不长久的时间，那么，你就会得出以下的结论：假如仅仅是听中国人说话，那么，你是不可能真正了解他们的意图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假如你精通了汉语，能听得懂所有的词汇和俗语，甚至是能够把你听到的每一个句子写下来，即便如此，你也无法准确地了解说话人内心的意思。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说话人原本就不想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他只会叙述一些与此相关的事情，希望你可以从中推论出全部或部分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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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人是一个具有强烈演习本能的种族，戏剧几乎是唯一的全民娱乐的方式。一个人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面对两三个人，他也会像是面对一大群人那样说话，他会大声说道“我是当着你的面说的，你、还有你，你们都在这里。”如果他的麻烦事得意解脱，不就会体面地“下了台”。问题不在于事实，而永远在于形式，如果在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式道出了漂亮的话语，演习的要求便得到了满足。（面子）2.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真实善意。中国人对外国人表现出礼节（如同他们相互之间表现出的礼节一样），更经常的是一种欲表明自己深谙得体举止之道的愿望，而不是想使客人感到舒服。主人会说，要怪也只能怪你们自己，而在他看来，他毫无疑问地已经尽到了他的地主之谊，他在合适时候的合适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没人能挑出什么不不周之处来。（礼节）3.中国人在遇到同伴的时候会说，吃饭了没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种场合下却说，你做的怎样？（how do you do？）做事是英国人的生存常态，吃饭确实中国人的生存常态。(这一段写的有趣！)（漠视时间）4.如今的中国人，全身上下最满意的就是自己的辫子。（保守）5.。。。英国军队1860年进攻北京的时候，所用的骡马是从山东省的中国人手里买来的；天津和通州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归降敌方，许诺满足英法联军的一切需求，只要自己的城市不受侵犯；为外国联军提供那些最不可或缺的苦力活的中国人，是从香港雇来的，这些苦力被中国人俘虏之后，又被还给英国军队，只是头上的辫子被剪掉了——这些现象不难让人感觉到在中国，即使存在爱国主义和公共精神，其含义也与盎格鲁怒撒克逊人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有所不同。（————这一段若是是公正的，火烧圆明园什么的。。。哎。。。中国人，怎么说你才好！）（缺乏公告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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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看到一个有着长长的白胡子的老人在伤心地哭泣。这个情景实在太奇怪了，旅行者不由得停下来，问老人为什么哭，他得到的回答令他惊讶不已，白胡子老头说，他的父亲刚刚用鞭子抽了他！“你父亲在哪儿？”“就在那边。”老人回答。旅行者骑马沿着老人所指的方向走去，果然看到一个更老的老头儿，胡子更长，也更白。旅行者问：“那个人是你儿子吗？”“是我儿子。”“你打了他？”“没错，我打了他。”“为了什么呢？”“因为他胆敢顶撞爷爷，如果他再这样做，我还要更厉害地抽他！”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在中国人的生活背景之下，它也就不再是笑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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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仁”字，这个字并没有像绝大多数表达情感的字那样用“心”来作为字根，它是没有“心”字的。中国人行善的目的是为了积德，却在这个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诚心，我们明显地注意到了由此产生的普遍结果。不管人们能否清晰地察觉到慈善活动的必要性，它都应该成为一种本能，并且应该不失时机地开展，然而，在中国人的内心中完全缺乏这样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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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有一个普遍性的习惯，那就是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不去追究其中的原委，这也是证明其智力混沌的一个突出例子。……曾有一位拉丁诗人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假如这位诗人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我想他一定会把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总是要倒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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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积习难改的坏毛病，那就是大声喊叫地去命令别人或者批评别人。对于中国人而言，用正常的声音去劝说别人，然后停顿下来倾听对方的回答，仿佛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非要叫喊不可，非要插嘴，就像是狗在激动的时候非要乱吠一样，这种情形总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骂人的技巧已经被提高到了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精湛程度。争吵一旦开始，污言秽语就会想肮脏的溪流一样倾泻而出，这永远令说英语的国家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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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政治家认为它需要的是陆军、海军和兵工厂。外国的祝福者则坦诚地指出，货币、铁路和科学知道才是它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研究一下帝国现在所处的环境，那我们难道就不觉得“人类的同情心”才是它最深刻的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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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不同的家庭情况大相径庭，就其本质而言，总体的关系是不好的，不难看出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是不幸福的。之所以不幸福，究其原因是缺少感情上的和谐。在我们看来感情的和谐恰恰是家庭现实生活最重要的。中国的家庭通常只是个体的联合体，永远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其成员间既有许多相同的利益，也有不少的不同之处。这不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家庭，这种家庭里缺乏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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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说过一句经济学格言，即勤劳的手可以致富。如果他的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兴旺的民族之一。毫无疑问，他们会兴旺起来的，如果他们能在各种美德间谋得平衡。比如，他们显然缺乏那些可以被称为“恒久美德”的诸多基本素质，而这些基本素质的缺失倒像是“恒久的”。无论如何，当诚信与忠实这样的品质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占据了理应占据的位置，那么（不久的将来），中国人那无与伦比的勤劳就将赢得圆满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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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戴维斯爵士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中国人在进行着愉快的劳动，这说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满足于现状。这样一种劳动素质，是他们最突出的性格之一，要真正地理解这种性格，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细致的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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