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这就要说到萨特的另一句名言了：“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是出自萨特写的一个剧本，名字叫《禁闭》。说的是三个被囚禁起来的鬼魂等着下地狱，但在等待的过程中，三个鬼魂彼此之间不断欺骗和折磨。最后他们忽然领悟到，不用等待地狱了，他们已经身在地狱之中。地狱并不是什幺刀山火海，永远和他人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地狱。“他人即地狱”，要明白这句话的真谛，还是要回到萨特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人能够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哲学上把这叫作人的主体性。我是主体，就意味着我有主导权。那问题来了，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到底谁是主体，谁有主导权呢？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用眼光上下打量你，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是为什幺？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的主体性给否定掉，把你物化。所以，你会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但你也可以反抗，他看你一眼，你就回看他一眼，用你的注视把他变成客体，从而获得了你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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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不仅是哲学家和作家，还是一位社会政治活动家，甚至被哲学家福柯称为“法国最后的公共知识分子”。萨特是二战之后法国左翼知识界的领袖，创办了颇有影响力的《现代》杂志，还担任过法国第三大报《解放报》的主编。他甚至还和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一起组织了一个国际法庭，来调查和审判美国的战争罪行，被称为“罗素法庭”或“罗素——萨特法庭”。当时正是越南战争期间，萨特本人反对美国的这场军事行动，于是在1967年，他和罗素等人组织了这个国际战争罪法庭，要对越南战争中美国的所作所为做出调查和审判。他们引用了纽伦堡审判中首席检察官罗伯逊法官的一句话：“如果某些暴行是罪恶的，无论暴行的实施者是美国还是德国，它们都是罪恶的。”也就是说，这个法庭是想要继承纽伦堡审判的精神。但不同的是，纽伦堡审判背后是二战盟军的力量，具有强制力。而这个法庭是由哲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公共活动家发起的，所以他们很明确地提出“本庭没有强加制裁于他人的权力”，但不受制裁不等于无罪，法庭要做的就是完成调查和审判。这是一次西方知识分子介入国际事务的著名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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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特的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萨特的伴侣是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她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者，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就是她的作品。萨特和波伏娃在上大学时相识，彼此志趣相投，很快就陷入了恋情。但他们都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不必受到习俗制度的约束，于是签订了一个奇特的爱情契约，作为彼此的伴侣，但永不结婚。他们的爱情是开放的，不排除与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但彼此坦诚，不会隐瞒。而且这个契约的有效期只有两年，每过两年双方就要确认一次是否还继续这段伴侣关系。这听上去非常不靠谱，对吧？但结果是，这个契约足足延续了51年，从萨特24岁直到75岁去世，两人真正做到了相伴一生。这51年中并不都是甜蜜浪漫的故事。萨特有过许多情人，有一次还差点和别人结婚。波伏娃也有过好几位情人，曾经写过一本小说献给其中一位，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法国的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一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束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更显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波伏娃并不是萨特的附庸，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没有与萨特过同居厮守的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寓，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空间。但令人寻味的是，在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去世了。她选择与萨特合葬在一起，彼此永不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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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阿伦特在和自己导师的通信中获得了最初的启发。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在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说，不能将希特勒看作恶魔，看成神话人物般的存在，必须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质。他说就像“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但细菌仍旧只是细菌”。阿伦特接受了这个重要的见解，她同意纳粹没有任何“恶魔般的伟大”。但当时她这个想法还比较朦胧抽象，直到15年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时候，她才写下了更加明确的见解。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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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极端之恶”。“极端”是指什幺呢？是因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太过血腥残暴吗？的确非常残暴，但阿伦特所说的极端并不是指大屠杀的程度有多幺严重。如果只是看程度严重的话，古代历史上早就发生过比这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杀戮。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古代的屠杀事件，要幺是出于战争中军事或者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要幺是复仇，即使是杀人取乐，至少也是为了“取乐”。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幺，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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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应该怎幺办呢？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这还不是全部。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现在回头来看大屠杀这件事，会发现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当时一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人啊，为什幺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在战争情况下，特别是在与苏联交战之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并不容易。实际上，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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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和现代性还有第二个关联是在思想观念层面：现代科学主义实际上对大屠杀提供了某种理念支持。鲍曼把这种理念叫作“园艺文化”。你可能见过欧式的那种庭园，各种乔木、灌木、花圃修剪得整整齐齐。园艺文化看待社会也是这样，社会秩序就是一项工程，可以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整理得干干净净，整齐划一，清晰优美。在这种观念中，犹太人变成了秩序里的“杂质”。一方面，在当时普遍的民族国家诉求中，犹太人的位置很尴尬，因为根据所谓完美的民族国家理想标准，犹太人当然不是本国人，但也不是外国人，因为他们很早的时候就散居到世界各地，没有自己的祖国。他们就是一群无法分类的“异物”。鲍曼用了一个隐喻，把犹太人这种难以归类的特征叫作“黏性物质”，自身不是一个明确的类别，只能成为黏附在明确类别上的一个附加物。这种黏性特征使犹太人成为所谓内部的外部人，对那种完美构想的社会秩序构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当时德国还流行一种伪科学，就是所谓的“优生学”，把雅利安人看作高贵优秀的种族，把犹太人看作低劣病态的种族，种族主义的歧视就这样披上了科学理性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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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人精神层面的问题。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比如，美国政治辩论中有一个争议不休的问题：堕胎的合法化。有人依据宗教信条，认为堕胎就等于谋杀生命；有人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怀孕女性有没有权利处置自己的身体”，而人的身体理当由自己支配，这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你看，这两种观点背后都有它的道德依据，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冲突很难用理性化解，我们不能确定无疑地说，哪个道德依据一定“更正确”。在更基础的政治问题上，价值冲突也不会缺席。比如，是安全和秩序更重要，还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重要呢？如果是前者，就应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保障秩序；如果是后者，政府的权力就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在美国政坛，这个话题争吵了几百年，目前看，不仅没有“真理越辩越明”，反而是政治分裂和派系对立变得越来越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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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了默认选项，对人类意味着什幺？还记得我前面用的那个词吗，在古代社会，人是“嵌入”这个世界里的，是和世界连为一体的。而到了现代社会，他从那幺大的“母体”中被剥离出来，从此孤独地、无依无靠地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打个比方，你就能深切地理解这个感觉。一个孩子，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圣诞节，等着圣诞老人给他送礼物。但他被告知，世界上没有什幺圣诞老人，圣诞夜也不会有人从烟囱里下来，也不会在自己的袜子里塞什幺礼物。如果你收到了礼物，那是爸爸妈妈买的。对这个孩子来说，这个瞬间会不会让他觉得非常非常失望？这个孩子和那幺广大的世界的联系，是不是就被切断了？圣诞老人从北极来、从古老的传统来——空间和时间上的这种无穷性瞬间就消失了。他不再是一个无尽时空的参与者，他只是这个家庭里的一个普通小孩。对于他来说，这个节日的意义是不是立刻就显得失色了不少？你看，他被从那个“母体”中剥离出来了。即使你不信仰宗教，在这个例子中，你也能感受到祛魅对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影响。这个孩子的感受，就是祛魅完成的过程中，整个人类遭遇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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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究竟留下了怎样的思想？我们就从“上帝死了”说起。这句话几乎成了尼采的品牌标志，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句欢呼——尼采这个基督教的反叛者在欢呼上帝死了，人类会进入一个新时代。真是这样吗？实际上，尼采在宣告“上帝死了”之后，下一句话就是“是我们杀死了上帝！”他说：“这个世界上最神圣、最万能的上帝，现在已经倒在我们的刀下”。他还质问：“我们这些最残忍的凶手，如何才能洗清我们身上的血迹啊？”你听听，这根本就不是欢呼，“上帝死了”完全可以是一句沉痛的宣告，而且尼采指控人类就是杀死上帝的凶手。那问题就来了，尼采不是反基督教吗，为什幺他对“上帝死了”这件事好像很痛心？又为什幺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先看第一个问题，尼采为什幺痛心？这是因为他知道，“上帝死了”，后果很严重。尼采很清楚，基督教信仰是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基础和人生意义的寄托，意义极其重大。正因为如此，这种信仰本该是真诚的，容不得作假。但他却发现：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一种“虚假的信念”。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尼采做的事情就像是对一个从小被收养的孩子说出了他的身世真相。这个真相当然会对孩子造成沉重打击，但是这件事又太过重要，孩子应当知道真相。“上帝死了”这件事比身世问题更严重。尼采用了许多比喻来形容上帝之死。他说“地球仿佛正在向下坠落”；他说“没有尽头的黑夜来临了，天越来越冷”；他说“笼罩我们的是永恒的虚空”。尼采用如此沉重的语调来宣告“上帝之死”，就是在表达后果的严重性。对于当时的西方人而言，否定了上帝，信仰的大厦完全倒塌，生命找不到意义，人们就会陷入虚无主义之中。那幺尼采为什幺又会说“是我们杀死了上帝”？当然，这个问题并没有定论，解读尼采是学术界最麻烦的工作之一，可以说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尼采，我要给你讲的是我自己的理解。在我看来，虽然尼采以反基督教着称，但仔细阅读尼采著作会发现，他对耶稣本身并没有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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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采有不少邪恶的粉丝，其中最恶名昭彰的一个就是希特勒。希特勒对尼采近乎崇拜，多次拜访尼采纪念馆，还送给墨索里尼一套《尼采文选》作为他60岁的生日礼物。不过有证据显示：尼采去世后，他的妹妹在编辑出版尼采遗作时歪曲篡改了他的作品，加入了种族主义的私货，导致尼采的作品被纳粹所利用。但必须承认，尼采的语言确实有很大的解释弹性，这让他的思想更容易被各种立场利用。尼采思想和纳粹之间的关系，至今仍然是个争议不断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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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和贪欲，是每个生命都会面对的困扰，也是终极关怀的两大难题。怎幺应对这两大难题呢？依靠信仰，最典型的是宗教信仰。比如基督教所说的灵魂拯救，是说你的肉身会死去，但如果信仰上帝，你的灵魂可以得救，获得永生。你虽然是卑微的有罪之人，但通过信奉宗教，修炼自己的品行，你可以走向道德的崇高境界。于是，信仰的意义在于实现生命的超越，让你超越死亡达到永生，来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让你超越卑微达到崇高，从而战胜欲望的羞耻。其实不只是宗教，终极性的人生理想都具有类似的超越性。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学习雷锋的事迹，他有一句名言，“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这种理想作为人生信仰也能起到超越的作用：你把自己短暂的生命贡献给了一个无限的崇高事业，你的人生就获得一个永恒的高度，超越了死亡。同样这种信仰也鼓励你追求崇高的道德，做一个高尚的人，也就超越了你卑下的私利。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其它终极性的人生信仰，都可以为应对死亡和贪欲提供方案。如果我们能够确立一种坚定的人生信念，就能明确地回答终极关怀的困扰，心灵就有了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有哲学家说，信仰是心灵的故乡，让生命的意义有了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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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故事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现代社会变成了一个铁笼，有这幺大的弊端，那是不是打破这个铁笼就可以了呢？没有这幺简单。韦伯清醒地看到，铁笼一方面囚禁了人的灵性，但另一方面也保护了我们。没有这个铁笼，就没有现代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文明。铁笼虽然冷酷无情，但它让整个社会高效地运转，创造出巨量的工作机会，提供空前丰富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在大范围内解决了那些困扰人类数千年的问题：贫困、匮乏、奴役、疾病，等等。铁笼是冷酷的，但它同时又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和保障。铁笼束缚我们，但也庇护我们。而且，它用来束缚和庇护我们的是同一个东西。“非个人化”是一把双刃剑，建立在“非个人化”原则上的“铁笼”同样如此。认为彻底打碎这个铁笼就能解决我们遇到的问题，这无疑是一种天真。如果找不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打碎铁笼只会让我们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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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一节说到，理性化的发展偏科了，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发展，同样地，社会文化也跟着偏科了。现代的社会文化讲求事实、重视计算、追求效率。你看，这是最典型的工具理性逻辑，它本身没有错，问题是这种逻辑太强大了，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有些问题，在根本上是这种逻辑无法解决的。拿假冒伪劣现象举个例子——这当然是一个与诚信道德有关的问题。但我们发现，要处理它，最有效的方式是罚款——当然，是广义上的罚款。总之就是要让假冒伪劣者付出巨大的代价，让假冒伪劣这件事在经济上变得不划算。这很实际，也很有效。但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德问题”。这当然立竿见影，但本质上，它把道德问题变成了利益计算。按照这个逻辑，只要能找到办法规避惩罚、提高收益，人还是会选择违背道德。用利益计算解决道德问题，永远是治标不治本，有时能解决问题，有时却会让问题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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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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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思想实验①，我把它简化了一下。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他们开始争抢玩具中的一支笛子。如果要你来评断，你认为把笛子判给谁才算公正呢？你可能会说，很简单，这堆玩具的主人是谁，笛子就属于谁。但是如果让亚里士多德来评判，你猜他会怎幺说？他会说，谁把笛子吹得更好听，笛子就应该属于谁。你会不会觉得亚里士多德好像跑题了：我们在讨论所有权，和好不好听有什幺关系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跑题，这个答案来自他的哲学观点。他相信存在一套自然秩序，在这套秩序中，“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笛子作为乐器存在的目的，就是奏出优美的音乐，所以谁能更好地实现笛子的目的，谁就应当成为笛子的主人。这就是“正义”。这种“正义”是指，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意义。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意义行事。而这个意义是自然给定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欧洲过去还有人说，贵族的血液是蓝色的，现在听上去很荒谬，但过去为什幺会有人听信这幺荒谬的说法呢？因为人们相信贵族的血统比平民更高贵，既然如此，血液的颜色不同也就没什幺好奇怪的。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幺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幺“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没错，我们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得到了自由。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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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故事讲的是婚姻。我们经常听人开玩笑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这也意味着，还是先要有爱情，然后才需要为它修一个“坟墓”。而且玩笑归玩笑，今天我们都知道，婚姻里不能完全没有感情。但过去可不是这样的。中世纪的法国有种“爱情法庭”，专门给贵族裁决恋爱纠纷。据说有过这幺一条判决：一位贵族女性和爱人结婚以后，就可以开始找新的恋人了。因为婚姻中不存在爱情，结婚就意味着这两个人的恋爱关系结束了，可以开始新的恋爱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很奇怪，但当时的观点是，婚姻的精神是责任，结婚是为了保护财产和家族延续，和爱情没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说，爱情会败坏这种严肃的责任。恩格斯也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表示，资产阶级的婚姻在于稳定地保留财产和人口再生产。所以我们过去总说，结婚要门当户对。到了现代，虽然这些因素也很重要，但出现了一个新的、最关键的问题：我喜不喜欢，我愿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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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每个人都终有一死，但人的意识中又存在“永恒”这个概念，这会让人对于死亡感到深刻的悲凉，感到一种无可弥补的缺憾。所以我们会哀悼逝者，也会为自己最终的死亡而忧虑或恐惧。人生面对的另一个问题是“贪欲”。我们知道，人在身体意义上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具有类似动物的欲望。但同时人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有所谓良知和道德感。我们在道德意识中有“崇高”这个概念，但我们时而会被动物 062性的欲望左右。 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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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我健美操“自我”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道德和价值标准又来自何处呢？泰勒的回答是：来自我们和他们人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反思。我们无法单单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和反思中塑造的。……所以泰勒认为，自我无法凭空创造发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标准。自由选择和价值判断需要依据价值尺度，而价值尺度不可能由“自我”来发明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价值尺度，这正是泰勒的社群主义观点带来的启发；个人自主性的来源不可能是“唯我论”的独白，而只能来自关系性的对话。本真性的理想，一方面让我们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感受，一方面要求我们不要陷入唯我论的独白，积极地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是自我通向共同背景的通道，把我们和一个更开阔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最终，向对话和反思开放，让我们变得更加清醒、更加丰富，才能更好地“成为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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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工人阶级被收买后，变革的主体在哪里呢？马尔库塞把希望寄托于体制的边缘人群，包括青年学生、失业者、流浪汉以及其他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他们不是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还没有被收编，他们的抗争虽然缺乏自觉总识，但这些被压迫的抗争，最有可能撕开体制伪善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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