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九二年的秋天发生了很多事，我都记不得了，记忆中的一切都是灰蒙蒙的，好像一部默片，有一些鬼影子一样的人出现在银幕上。时间其实是很公平的，经过时间，你所爱的人，所恨的人，都会变成鬼影子，在记忆中毫无理由地走来走去。”

路内《少年巴比伦》0

这些流言蜚语传到我耳朵里，我当时是很平静的，一点都不嫉妒。嫉妒具有一种层次感，就是说，你只能去嫉妒那些和你差不多的人，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嫉妒过班长，因为老师喜欢他，但我绝不至于去嫉妒一个重点高中的学生，因为不在一个层次上。

路内《少年巴比伦》0

墙体上隐约能看到早年的标语，用石灰刷的硕大的黑体字“工人阶级领导……“，后面的字就认不出来了。这种标语我在我爸爸厂里也见过，后面两个字应该是“一切”，所谓一切，其实是个虚指，等于什么也没领导。我也曾经琢磨过这个问题，看看我身边的工人，老牛逼、歪卵，以及所有的姿色阿姨们，都什么歪瓜裂枣，让他们去领导一切，简直是个笑话。我也是个工人，自知领导不了一切，连一切的零头都没戏。二十岁那年，我接受一切的领导，剩下的时间就站在小红楼下面，看着医务室的窗口发呆。

路内《少年巴比伦》0

当时我很后悔，自己没事找事，费了半天劲，其实是找死。现在我三十岁了，我已经不想为这种事情惭愧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就算不在这件事上找死，也会死在其他事情上，反正都一样。一切都去他娘的吧。

路内《少年巴比伦》0

做电工必须有电工证，否则不能上岗。电工证得去考，而且是局里统考，但是，拿到电工证未必就能做电工。谁做电工完全是厂里说了算，电工班有好几个师傅都设证，照样干了很多年，相反，锅炉房有个师傅考出了电工证，但他一辈子也进不了电工班……后来我还被糖精车间的一个青工拦住，此人姓焦，绰号焦头。焦头是一个特别上进的青年，到处参加培训，想要逃离糖精车间。可是他越这么干，厂里就越不调他，据说辩证法就是这个样子的，也叫天威难测。焦头指着我的鼻子问：“路小路，你有电工证吗？”我呆头呆脑地说，没有哇。焦头说：“你没有电工证，凭什么进电工班？”我当然不能说我爸爸送香烟的事，我就说：“我他妈也不知道。”然后我问他：“你凭什么审问我？你有电工证啊？”焦头就从包里摸出来一本硬面的小本子，在我眼前晃了晃：“看，这就是我的电工证！”我说：“不行，你得给我翻翻，万一是你的独生子女证呢？蒙我啊？”焦头理直气壮地把本子塞到我手里，我一看，还真不是电工证，是会计证。焦头很抱款地对我说：“对不起，我拿错了。”然后又从包里拿出真正的电工证给我看，也是个小本子，贴着他的照片，有一个钢印敲在他脸上。焦头说：“路小路，你开后门，是不正之风。我考了这么多证书，我还是在造糖精，太不公平了。”我说：“X，你还有什么证，就一起拿出来吧。”他又拿出了计算机一级证书、办公自动化证书、国标舞蹈培训证、厨师证……我他妈的完全看傻了。焦头说：“这些全是实打实考出来的。路小路，你什么证书都没有，凭什么做电工？”我像看神经病一样看着他，说：“你丫真是焦头一个。你他妈的再缠着我，我就揍你。”他听了就立刻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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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完这些，又说，她不怕地震，不怕自己毫无理由地去死。她说她比我更像个亡命之徒，只是别人不知道。然后她抱住我，风从窗口猛烈地吹入，吹在我的背上，也吹在她的腿上。我感到她身上起了一层寒栗，像是死亡从她的身体中走过。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发出一声轻唤，向我拱起上身，好像一条缓慢地跃出水面的海豚。她的双腿用力夹住我的腰，这次我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被夹住的老鼠，而是一艘顺流而下的船，她的腿是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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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认为，一件事情要么是快乐的，要么是悲伤的，它们之间不具备共通性。可是我终于发现，悲伤和快乐可以在同一件事情上呈现，比如你咬了王陶福的老婆，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玩的事，都笑死了，但我却感到悲伤。我悲伤得简直希望自己去代替你咬她，这样就不会那么难过了。这就是我和别人的不同，仅仅是微小的不同，不足以让我去做点别的。我和我身边的世界隔着一条河流，彼此都把对方当成是精神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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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六月底，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四月间从西藏寄出的，上面写着：走了几千公里路，都不能忘记你。给我的小路。这张明信片被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后面，人人得而见之，但事实上没有人去看它。我在凌晨四点下班时才发现了它，当时头很晕，明信片正面是布达拉宫和蓝天白云。我看着背面的字，又看着正面的布达拉宫，翻来覆去地看。天色浓黑，只有厂门口的一盏白炽灯亮着，许多蠓虫绕着灯在飞，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此时此刻，全世界都在安睡，我爱着的人也在安睡，在她的梦境中路过天堂。我一时失控，眼泪落在几千公里的钢笔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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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有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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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很长一段日子，我都认为自已无人可爱，所以只能爱你。我为这种爱情而羞愧，但在这样的旅程中我无法为自己的羞愧之心承担责任，假如无路可走，那不是罪过。但我也不想睁着无辜的双眼看着你，你既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你在河流之中。大多数人的年轻时代都被毁于某种东西。像我这样，自认为一开始就毁了，其实是一种错觉，我同样被时间洗得皱巴巴的，在三十岁以后，晾在我的小说中。我说，我不再为这种爱情而羞愧，在我三十岁以后回忆它，就像一颗子弹射穿了我的脑袋，可惜你看不到我脑浆迸裂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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嫉妒具有一种层次感，就是说，你只能去嫉妒那些和你差不多的人，我高中的时候曾经嫉妒过班长，因为老师喜欢他，但我绝不至于是嫉妒一个重点高中的学生，因为不在一个层次上。我也不会去嫉妒那些长跑冠军，根本就不是一个笼里的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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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说：“你每天洗屁股洗脚吧跟你上学时候一样。个人卫生最重要脏了吧唧的，姑娘看不上你的。” 我听了这话，哈哈大笑。我研究过一点星相学，我妈是射手座，这就是十足的傻大妞，而且一辈子都很乐观。因为有了她，我看这个世界犹如喜剧。这是我命中注定的好运。后来过了些年我独自去上海谋生，我妈送我到家门口，我还挺伤感的，我妈说：“你不要去占人家小姑娘便宜。”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说：“当然，也不要让人家占你便宜！”她就用这句话把我打发走了。她养儿子如同养狗，就怕我身上长跳蚤，就怕我出去招惹异性。我爱她犹如爱这世上的一切鲜花和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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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让我回忆我的一九九四年，我会说，那一年仿佛世界末日，所有心爱的事物都化为尘土，而我孤零零地站在尘土之上，好像一个傻逼。我年轻的时候不是什么好东西，结了很多私仇，冤有头债有主。这些私仇都可以用砖头木棍去解决，可是到了白蓝和小噘嘴这里，你就算送我一挺机关枪，我都不知道该去射谁。那时候我想，人活在世界上，找不到所爱的人，尚且能爱爱这个世界，可是找不到所恨的人，要去空泛地恨这个世界，这件事太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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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我的意料，先进事迹报告会很好听。有人掉进污水池，另一个人去救他，那人救上来了，另一个人死了。有人勇斗歹徒，歹徒来厂里偷钢材，英雄拿着一个手电筒对付四个拿刀的，被捅成重伤，当然他的手电筒也砸中了其中某个歹徒。有人一年四季免费给厂里职工疏通下水道，老婆闹着要跟他离婚因为他干这个有瘾，连家里房顶漏了都不管。有人看见毒气泄漏，非但不往外跑，还冲进去关阀门，群众的生命保住了，他自己被熏成了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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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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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某些人认为我很善良，很有培养前途，很值得和我说话谈心，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我完全是个垃圾，除了去糖精车间上三班，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这种困惑儿乎弥漫在我的整个青春年代，可以当作是个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来思考。后来我是这么认为的：前者是那些亲爱的人们、我从生下来就要为他们唱歌写诗，讲黄色笑话，我要用很湿柔的态度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后者则完全是浑蛋，我婴人邓子去你妈的。这个想法很幼雅，像个二元论者。纳博科夫说，所有打算清账的小说都写不好，不管是历史的账还是个人的账。除此之外，还会像个愤怒的傻道，我很不喜欢傻通，尤其是愤怒的，所以我对自己的想法一直都很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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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工厂之后，有很多个夜晚，都在稿纸上描述它。有鲜候我把它写得非常伤感，有时候则非常快乐。我从来没有写过白蓝，除了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写到她，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有其他人。每一个秋天，站在白蓝的医务室里，都能看到工厂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花，大多数是黄色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这些低矮的野花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地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我喜欢站在医务室的窗口，有时她不在，门没锁，我也擅自跑进去，站在那里。她进来之后发现我在，起初她不说什么，后老发数多了，她说：“小路，没有人的房间，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高，否则不要随使阅进来。”我说：“你说话这么绕，我一句都听不摩”地餐了摇头说：”跟你讲不明白。最近又被翔得力抓到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最近很老实。”每当说到胡得力，始就会再加一句：“你是个叛逆青年。”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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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推着自行车走到一条小街上，两侧高高的围墙，里面种着梧桐树，有一些枯叶掉落在街上。她用皮鞋踩着落叶，每一片这就有点像叶子都发出嘎吱一声。她说，这些树叶在夏天的枝头被风刮出沙子里。白蓝沙声，秋天掉落在地上，被踩出嘎吱声，每一片树叶都能发出它犯这个病们独特的声音。沙沙声也很美，嘎吱声也很美。她说：‘踩过的枯叶，你再去踩它，就不会有声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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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说，这个女的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白裙子姑娘，她叫白蓝。我第一次遇到她的时候在犯傻，第二次则是彻底昏迷。这种形象不可能让她爱上我，但却足以让我爱上她。我就是这么迷失地爱上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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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们遇到个偷自行车的小偷，他一见我们就跑，我们五六个人在后面追，我他妈一跤摔在地上，把裤子都摔破了。当然，联防队不是摆炮的，小偷抓住以后，我们非常高兴，简直像扛着年货回家一样。到了队里，小偷吓哭了，我拿着铜头皮带吓唬他。再后来，我们押着小偷去喊街，他的声音太惨，附近的人都反映说做了疆梦。我也不知道这么有什么意义，难道用铜头皮带抽打一个小偷就能改变我的人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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