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内些饭后、刚起、等着锅开，约好的点儿就差五分钟，约好的人过点儿没到，这些生活的裂纹、缝隙都需要填补。谁会在这五分钟三分钟找你解闷啊，只有一坏朋友行，真要说不离不弃，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甭管别人怎么议论，就看你态度，准能让你高兴至少不闲着，也不拦着你想别的事，这些对好朋友都不能这么要求，只有烟这坏朋友做得出来（当然后来又多了一坏朋友，手机，能干这个）。人得有一个不道德无所顾忌不用心疼当你处于这样一个境遇可以臭味相投的坏朋友。

王朔《好猫八不》0

跟人讲大道理，咱不能觉得管了人家饭就理所应当获得人家身体所有权，就让人家按照自己合适长，我和八不不是这种关系，鄙视内种把自己当主子，管猫叫奸臣的说法，你有多困难，还要猫忠于你。

王朔《好猫八不》0

人有灵魂吗？一次酒桌上一个爱聊信仰的朋友间丙。因为有个不是很熟的人一直在劝酒，隔着人自己先喝了，越是这种人的酒越难拒绝，丙很快也喝乱了，只记得说了句佛家是不讲灵魂的，后面嘴就有点瓢，经常被人灌的陈词滥调顺嘴流出来，说了些言不及义的话，听者藐藐。桌上都是小孩，还都在安置身体阶段，也加进来劝酒，后来断片儿了。很久以前和一个前辈吃饭也是没发挥好。前辈年高，生死就在眼前，丙内时还在联合国中青年标准骑缝线上，聊生死更多还是为了活得更好。前辈很不同意人人皆可成佛，强调人神之间应该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丙内天也是嘴瓢了，没喝酒，脑子断轴了，意识到前辈把觉悟人格化了，音译误导了他，表达不出来心里起急嘴跟不上，说不是您想内样儿，小卒子挺过河成皇后了。前攀说那是怎么样呢？丙惭愧说我现在也还没太弄清楚这里的事，等我弄清了再跟您聊。又过了儿年，清楚不清楚谁说了也不算，从哪儿到哪儿关键内几句字面意思大致解了，也认同一种主张，字面意思就是本义，重大问题不带寓意解经的。可是前辈已然故去，不能带着这种强大见解与之切磋，常想常遗憾。一次在底线叔家，突然爆发家庭争吵，丙晚到，他家酒局一般在全家人饭后，同一张桌，碗都收了，阿姨正在擦桌子，底线叔说人没有灵魂！灶妈她妈全家都叫姥姥的，坐在空桌子对面，说人有灵魂。一看就是吃饭时聊蹭的，争到这会儿没散。小灶儿（不按猫关系叫了按人叫）置若罔闻在酒柜挑酒，指挥阿姨重新摆佐酒小菜，上酒杯。丙先不过去，在远处一圈沙发坐下，沙发另一头底线叔他妈全家都叫奶奶的说你吃了吗？丙说还没呢奶奶。奶奶说你吃个枣儿。小灶儿喊你过来吧，坐那儿干嘛。丙说马上。坐着没动。底线叔说那不是灵魂，是你的人格，三岁后形成，主观意识小世界，趋利避害自私的我，你们内组织叫心识。姥姥说我们不是组织，我没有组织。底线叔说怎么不是，...

王朔《好猫八不》0

人死后内副样子应该怎么形容好长时间他都没想好，既是这个人又不是这个人，失去了一种质地，像苹果放长了蔫了，丝瓜脱水，鸡翅抽去骨头，想到这儿脑神经断了连接。

王朔《好猫八不》0

在整个事件中，无论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现代化，还是五四以降那些纷繁复杂的女性主义理论都无法切实帮助身处困境的黄慧如，最后黄的结局仍然是回到原生家庭，娜拉出走终告失败。这正是整个民国时期有关人的觉醒与解放（不仅仅是女性）空有宏大理论却缺乏实际措施的缩影。这种无力感，不是一句大众缺乏“同情心”就能轻易解释。黄慧如的现象折射出民国时期公共话语的困境：当社会沉迷于理念交锋与情绪释放时，有血有肉的生命体验反而被消解。构建符号或抽象的人取代了探索与理解真实个体的人生经验。可叹的是，这种困境并非只存在于国民政府时期。

何其亮《情奔何处》0

女性主义从来都不应该仅仅是炫技式的理论探讨，而更为重要的是其内核是人文关怀，是一种有关人（包括女性，也包括男性）在具体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下重新塑造的思考与实践。

何其亮《情奔何处》0

因此，男性作家对女性受压迫的叙述，往往不仅是关于女性本身，更是一种政治表达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既强调了自己作品的社会价值，也巩固了自身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从根本上说，五四时期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更多反映了男性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和现代性转型的关切，而非真正聚焦于女性的现实处境。中国女性作为被压迫者的刻板印象，在陈东原著的《中国妇女生活史》中得到了集中体现。陈的这本中国女性历史开山之作虽然存在叙事单一，过度强调中国历代女性的被动与受害形象，忽视了女性在历史中的能动性等缺点，但是其将妇女研究引入学术范畴的贡献仍不可忽视。

何其亮《情奔何处》0

……遗憾的是，除了有关女性国民政府时期离婚和继承权方面研究之外，58专门探讨20世纪上半叶非精英女性如何利用五四女性主义书写自己的“故事与历史”著作尚不多见。丛小平在关于20世纪中期婚姻、法律和女性的研究中，同样指出来自下层社会的妇女声音仍然沉默的事实。这一历史研究空白，体现了学术界普遍的怀疑，即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引入和普及新概念与理论（包括女性主义）是否成功。°借用瞿秋白的说法，“‘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因此，如果无法理解基本为舶来品的抽象社会文化理论（女权主义亦包括在内）如何在社会各层面传播，那么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的断言则可能仅仅是知识分子的幻觉。王飞仙研究发现，五四运动在民间的影响远被高估。例如，余英时（1930一2021）16岁之前从未听说过“五四”概念。北京大学作为五四运动的重中之重，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举行的入学考试中，大多数考生竟认为试题中“五四运动”意思为“5月4号运动会”。王飞仙因此指出，新文化作家热衷使用“权利”“民主”“社会”等术语，然而大多数读者对此概念茫然无知。事实上，民国时期知识分子也意识到普罗大众难以理解五四时代引进的概念与理论。例如，鲁迅（1881一1936）在1928年著文《扁》批评“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不绍介这名词的涵义，于是各各以意为之。看见作品上多讲自己，便称之为表现主义；多讲别人，是写实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作诗，是浪漫主义；见女郎小腿肚不准作诗，是古典主义；天上掉下一颗头，头上站着一头牛，爱呀，海中央的青霹雳呀…是未来主义…等等。鲁迅的挚友瞿秋白（1899一1935）同样指出，使用西方借来的名词与概念而不作分析以及大量使用欧化语言，令左翼知识分子在政治动员时与普通群众产生疏离感。瞿秋白将左翼作品与社会上较为...

何其亮《情奔何处》0

国民政府的统治同样深深困扰着五四启蒙的知识分子。李木兰（Louise Edwards）分析指出，社会改革派男性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社会方方面面亟需变革，其中包括家庭与婚姻。他们中许多都是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将国家生存发展置于个人之上。然而他们对新女性大量出现于公共领域惴惴不安并要求对女性加强规训，实际原因是在商业文化发达以及国民政府崛起的背景下，男性知识分子发现其无法垄断新女性的定义权。加之与新掌权的国民党政权发生种种冲突，以及“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权力与影响力日漸丧失”，改革派知识分子产生了较强的失落感。”在此情况下，男性知识分子为重新确立其作为社会变革的领头羊地位，故大声疾呼严惩所谓的女性越轨行为。事实上，这种对女性行为不端的恐惧，不仅引发了新文化知识分子群体的共鸣，也让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通俗小说家（即鸳鸯蝴蝶派作家）”与电影人感同身受。3”在此期间关于黄陆事件的媒体争论中，一系列有关性别、婚姻与家庭理论皆被运用，从无政府主义的反婚姻、家庭立场，到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恋爱至上”观念，再到提倡的家庭观念。这一时期成为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与实践的重要转折点，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加强对个人干涉，以及社会对女性主义的整体态度转变。一方面，国民政府新制定与颁布的刑法与民法承认女性为独立“自然人”，享有完全的自主权与能动性。此与清代法律框架下女性仅具有“被动能动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政府与社会对于女性的控制不断加强。此时期另一个显著特征是有关女性主义的学术性、理论性探讨逐渐从高端出版物中消失。1929年，在女性主义学者中享有盛誉的《新女性》停刊，标志着国民政府时期的“自由辩论与政治动员空间”相较于五四时期已大为收窄。”然而，笔者却认为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空间并未缩小，而是转移至一个新的领域：商业性报纸以及其他通俗出版物。

何其亮《情奔何处》0

在此家庭系统中，女性生儿育女的角色，常用科学或进化论来解释并合理化。最终，自由派女性主义与进化论相结合，产生“进步论女性主义”，其理论假设为“当女性个体自由地按照其本能的异性恋行动并为社会繁衍而选择到优秀男性时，人类社会与人种进化就会加快速度”。2“进步论女性主义强调女性的“意志与情感”“解放与主体性”以及“自然进化与社会进化”等话语，”最终于20世纪30年代为国民政府所采纳，成为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28与此同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女性主义者亦调整其策略，将性别平等观念转变为女性寻求特殊待遇及保护女性政治权利等诉求，以应对国民党政权的干预。2”

何其亮《情奔何处》0

黄慧如于1928年8月从《民国日报》中接触并学习的有关婚姻自由与家庭改革的理念，实际上是新文化女性主义理论的关键组成部分。中国女性主义，无论五四运动之前还是期间，实际上是一松散框架。此框架涵盖不同甚至相互冲突的理论与实践。总体而言，所谓的五四女性主义可分为无政府女性主义与自由女性主义两大流派。无政府女性主义者，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它承认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女性进而解放整个社会，但此目标与“民族主义”话语无关。”一些被广泛使用的女性主义关键词，如“自由恋爱”事实上带有强烈的无政府女性主义色彩。自由派女性主义，则强调女性的独立“人格”、婚姻自主权、平等教育机会，以及作为现代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该流派认为现代女性公民应享有自由选择婚姻的基本权利。”而作为个人自由的核心，恋爱被提升为一种“超善”，值得“绝对的信仰与崇高的牺牲，包含了生活的全部旨归”。”然而李海燕指出，这种被广泛宣传的“自由恋爱”话语往往无涉真正的个人自由，目的是斩断与家庭、传统和地域的关系，并“打造一种民族共同体”。“此类将爱情和婚姻权利与国家民族相联系的做法，反映男性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机的关切甚深，即便是讨论女性问题，也无法脱离民族国家话语。究其根本，民国初期的自由女性主义思潮实则难逃晚清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女性主义理念的窠臼。梁启超（1873—1929）曾认为中国妇女的弊病是不事生产，因此力倡女子教育。其核心观点是中国处于被列强包围并面临瓜分命运，但此危急存亡之秋，女性却因缠足、足不出户无法从事生产，不能效力国家。如此，梁启超将新女性与国家存亡绝续之间建立联系。“梁启超因此可说是自由派女性主义先驱，其宣扬女性能动性的终极目的是拯救与建设国家。将梁启超的立场视作20世纪初“进步自由派中国男性知识分子代表声音”，实为恰当之论。”然而，五四运动前后，男性知识分子对女性问题的种种理念，尤其...

何其亮《情奔何处》0

社会小说与新闻事业探讨黑幕小说与晚清谴责小说的流变关系时，鲁迅“与王德威”均将民国时期兴起的黑幕小说视为一种有敲竹杠、恶意诽谤嫌疑的堕落文学。更重要的是当时，黑幕小说及其作者本身便是作者所批评的“社会腐败”一部分。托马斯·贝尔特莱因指出，黑幕小说之所以备受指责，原因在于小说中“所有恶行远比少数真正好人事迹描述得更加丰富多彩”。相较之下，黄心村试图通过将“社会小说”译为“社会纪录片小说”（socio-documentary fiction），只因其真实记录社会现实，故而被黄称赞“社会小说”拥有实际用途。”黄心村的研究对象张爱玲，年轻时也曾是社会小说如《歇浦潮》的热心读者。确实，张爱玲创作的小说也常常给读者留下印象：堕落城市（倾城）被“黑幕”所掩盖。”张爱玲认为“社会小说”应译为“生活方式小说”（novel of manners），因其生动描绘了普通人的外表、语气与行为。社会小说家之所以能够准确描绘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作为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职业经历，以及他们将新闻报道编织进文学作品的意愿与能力。包天笑回忆，他曾向晚清谴责小说家吴趼人（1866—1910）请教如何写好社会小说。吴趼人向包展示了一大本剪报。包天笑于是意识到新闻报道才是小说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来源。”在其短篇小说《黑幕》（1918年）中，包天笑借小说人物之口进一步评论说，小说家每天阅读成千上万的新闻报道，总有一两条可能被用来写小说。”左翼学者阿英（钱杏邨，1900—1977）评论道，自晚清以来，将新闻和故事缝合在一起炮制社会小说的文学风格，是中国新闻事业繁荣的直接产物。为此，阿英创造了一个新术语“新闻文学”，以重申报业与小说写作之间的紧密联系。”

何其亮《情奔何处》0

此小调似乎源自一部名为《阴审黄慧如》的滑稽戏。此滑稽戏描绘黄慧如死后在阴间向包拯（999—1062）诉说冤屈。滑稽戏大师杨华生（1918—2012）曾回忆，他年少时在学校与街头表演滑稽戏，便演出过如《阴审黄慧如》之类剧目，从而开启其滑稽艺术的生涯。一次，他男扮女装饰演黄慧如，其搭档饰演包大人，而观众多为杨的街坊邻居。为吸引观众，杨华生刻苦钻研京剧唱腔以演绎唱段。5事实上，滑稽戏原本是街头艺术，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一直如此。因此，滑稽戏长期以来肩负着向下层观众传递新闻的使命。此类观众大多目不识丁或仅略通文墨，无法自行阅读报纸，使得一些滑稽戏演员专门从事以轻松幽默的方式登台演说当日报纸的新闻故事。1

何其亮《情奔何处》0

滩簧滩簧本是江南地区的一种民俗艺术，与弹词有着密切关联。两者均深受苏州地区传统戏曲的深远影响。滩簧二字，乍一听难以理解。其实，“滩”意指角色分配；“簧”或为“王”，吴语读音并无区分，意思为“枉”（虚假、虚构），指演唱或扮演虚构角色。二字组合则清晰表明以演唱表现角色，进而讲述完整故事。”在江南各地区，滩簧进一步衍生出多个子类别。据现有记载显示，苏州滩簧（苏滩）与上海滩簧（本滩）艺人均有参与关于黄陆事件的节目演出。鉴于滩簧多在城市与乡村的茶馆、游艺场及露天场地等场所上演，其目标观众主要是社会中下层乃至底层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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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所忧虑的是，国家法律对成年女性不再承担法律责任，这一问题在当时中国社会引发了广泛共鸣。法律部门能在多大程度上捍卫女性的贞操并控制女性的性行为，仍是20世纪前三十年中国刑法改革的关键问题。值得再说一次的是，晚清以来法律人士提倡女性作为独立个体这一理念并非为女性自身，而是因中国需要通过法律现代化来达到政治与外交目的。可以类比的是，现代化中国监狱系统建设，目的亦是削弱列强通过治外法权干预中国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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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女性主义者，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者。它承认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是解放女性进而解放整个社会，但此目标与“民族主义”话语无关。”一些被广泛使用的女性主义关键词，如“自由恋爱”事实上带有强烈的无政府女性主义色彩。自由派女性主义，则强调女性的独立“人格”、婚姻自主权、平等教育机会，以及作为现代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该流派认为现代女性公民应享有自由选择婚姻的基本权利。而作为个人自由的核心，恋爱被提升为一种“超善”，值得“绝对的信仰与崇高的牺牲，包含了生活的全部旨归”。然而李海燕指出，这种被广泛宣传的“自由恋爱”话语往往无涉真正的个人自由，目的是斩断与家庭、传统和地域的关系，并“打造一种民族共同体”。4此类将爱情和婚姻权利与国家民族相联系的做法，反映男性知识分子面对国家危机的关切甚深，即便是讨论女性问题，也无法脱离民族国家话语。

何其亮《情奔何处》0

于是我们又回到前述的两个问题，即媒体与大文化对于黄慧如自我认知的形塑以及其身份认同的“表演性”。笔者二十年前开始研究黄陆私奔案时虽然有所察觉，但是并未意识到这两点在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实践”（subjectivizingpeei体性实践，即强调个人并无固定的、一成不变的主体性，而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建构其主体性的过程。’笔者最新研究新中国十七年间的电影人亦有所提及。因此，我们很容易理解黄慧如早期展现的“表演性”对其主体性的塑造。如果不去细究黄慧如的意图，而单单从其行为（特别是早期）来看，黄慧如成功塑造了其作为摩登女性、封建家庭婚姻反抗者的主体性。可以说，其主观能动性是通过在公共领域（包括法庭内外以及大众媒体）中表演而呈现的。这里就引申出笔者最近对于能动性的理解，即能动性是否需要“意向性”。笔者在《人民的西湖》一书中特别强调，能动性分为两种：“自发式”与“表达式”。如果说能动性是人做出某些改变自身或者环境行为的意图、决心与最终实现的努力，那么“自发式”能动性强调的是，“与行动相比，意图是首要因素”；“表达式”能动性则突出行动而非意图才是首要因素。°从这个角度出发，黄慧如内心世界是否从一开始就“觉醒”，是否拥有女性主义的“意图性”已然不重要。其曾经想要嫁入富甲一方的苏州贝家这一梦想与她后来“打破阶级”、崇尚自由恋爱的口号是否前后矛盾，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黄的各种行动既标志着其构建其主体性这一过程的完成，也定义了其作为时代新女性与抗争者的能动性。这种“表达式”能动性用通俗的语言诠释，就是“论迹不论心”。然而这一点，是笔者在二十年前开始从事这一研究时尚无法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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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北伐逐步胜利，国家渐趋“统一”，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在面临着巨大困境。正如顾德琳（Gotelind Muller）所言，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最大问题是其空有理论与理想却无法真正兑现，即在“社会实践中，无政府主义言论能燃起希望之火，却无法真正实现”。“更为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在实现“统一”后，不再将群众运动视为政治行动的主要手段。如此，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也随之受到沉重打击。尽管国民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以前曾有不少合作关系，但随着时移世易，无政府主义者开始更多批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其结果是国民党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而国民政府采取措施终结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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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整个民国时期，针对社会上引起公愤与争议的害群之马予以非正式惩罚，实在是司空见惯。此类受千夫所指者往往行为未触犯成文法律，法庭唯有操弄法律实践以达到平息众怒的目的。另一著名案件中，声名狼藉的越剧戏院老板张春帆马予以非正式惩罚，实在是司空见惯。此类受千夫所指者往往（1907—1951），因越剧巨星筱丹桂（1920—1947）于1947年自尽，被拘于监狱逾两月。众所周知，张春帆本是臭名昭著的戏霸并常与女演员有染。然而，最终无法证实其与筱丹桂之死有直接关联。尽管如此，张不但受牢狱之灾，并因长时间的拘留而失去了筱丹桂的遗产。”相比之下，陆根荣案最难以忍受之处是法律程序不断拖延。此亦像于20世20年代末全国法律机构整体效率极其低下。尽管陆根荣初审之地吴县为现代化法律最为发达之地区之一，但在民国时期，各类审判延误及案件积压仍使此地法院陷于极大困境，为诉讼者带来诸多不便。至1927年5月，吴县地方法院待审案件达224宗，很大原因在于无法找到被告或传唤证人。4事实上，黄陆案1929年6月于江苏高等法院庭审时也遭遇了证人缺席的窘境。法院发出诸多传票却鲜有人应答出庭。法庭甚至因不能确定黄慧如生死而发出传票召黄上庭，当然也无果。5此种种因素，皆显示出当时法律体系的不完善与低效，令当事人相当无奈。再议民国时期法律实践尽管案件的关注者非议吴县与苏州地方法院效率低下，但平心而论江苏省实在堪称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先锋楷模。“清朝灭亡前两年的1910年，江苏便建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法院。至1927年11月，得益于国民党政府支持，江苏高等法院正式成立。”此时，江苏司法机构已包括江苏高等法院、一个高等法院分院以及四个地方法院。至于其他57个县，仍由县长兼任法官。”吴县地方法院为江苏最早的四个地方法院之一，成立于晚清时期，并率先实现地方上政务与法务的分离。”徐小群指出，江苏省新设法院的大多数司法官员都符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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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民国时期，不仅男性为主动、女性为被动的心态根深蒂固，许多清代广泛采用的术语，如“和奸”，在法律实践中仍在使用。例如江苏高等法院在审判中，林大文推事听取证词时，询问陆根荣何时与黄慧如发生“和奸”。”在此，“奸”意指男方主动行为，而“和”则是女方认可男方行为。因此，“和奸”概念虽已遭时代所淘汰，却在庭审中继续使用，沿袭男性为主动一方及女性为被动一方的含义，这与清代并无差别。林推事用“和奸”此法律上已无效的术语提问，言下之意，女性（黄慧如）对于选择性伴侣并无主动权或能动性，只能面对男方行为，做出“和”或不“和”两种被动反应。黄宗智分析清代法律体系时认为“和”的概念是女性有限或被动能动性的体现。一旦遇到侵害，女性唯有选择同意或反抗。若其反抗，国家法律则予以保护；相反，女性选择容许（“和”），其不但失去国家庇护，更需要承受刑事责任。”黄宗智的这一解释，明白无误地揭示“和”这一法律概念在清代与国民政府时期的本质性差别。在清代，“和”与否可决定受害女性应受法律保护抑或受到惩罚，以及施害男性受刑程度；国民政府1928年刑法则强调女性的法定年龄与“和”的正向关系。“和”之罪责，仅仅适用于施害对象为未成年女性的男性罪犯。20岁以上女性“和”的行为，可免去男性被告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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