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有关世界末日的预言是有趣的,有时则觉得它们滑稽可笑。但更加令人着迷的是,在预言失败、世界仍在运转的时候,观察那些虔诚信徒的所思所想。请注意,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会说,“完了!简直难以相信,我竟会如此愚蠢地相信那些胡言乱语”。相反,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会更加确信预言的威力。
卡罗尔·塔夫里斯 《错不在我》0
但是有证据表明,在酒醉的时候,人们会更容易暴露出自己的偏见,不会首先想到要掩饰这些态度。因此,当人们在道歉时说出“我的确不相信自己会那样讲,我太疲劳了(太担心了/太恼火了/醉得太厉害了)”,或者像阿尔·坎帕尼斯所说的“被暗算了”,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当有把握地确定,他们的确是那样认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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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记忆不像回收文件或重放磁带,它就像让人们观看几个不相干的电影镜头,然后让他们指出余下可能的情节。我们可能会采取生搬硬套的方式再现诗歌、玩笑或者其他信息,但是当我们对复杂的信息进行回忆时,我们会对其进行加工,以便与故事情节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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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有意识地撒谎去欺骗他人和无意识地自我辩护以欺骗自己之间,存在着一个令人着迷的灰色地带,这个地带是由记忆这个不可靠的、自利的历史记录者来掌控的。记忆往往会受到自我助长偏见的整饰与影响,这种偏见会使得过往事件的边缘变得模糊,让罪过变轻,令真实发生的一切出现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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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某些类别对我们身份的认同更为重要:性别、性征、宗教、政治倾向、种族、民族。如果感受不到自己从属于某个会赋予我们生命意义、身份认同、目标导向的群体,我们便会感到自己就像松散地漂浮在茫茫宇宙中的石雕,而这种感觉是难以容忍的。因此,我们会努力维系这种从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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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知道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当真正犯错误的时候,便不会大惊小怪,因此应当对这些偶然事件适当地加以纠正。但是如果拒不承认错误,那么每一个无辜蒙冤者便是司法人员出现过失的证据。向他们道歉?给予他们经济赔偿?不要白日做梦了。司法部门会依靠技术脱身。哦?技术就是DNA吗?喔,他们也会在其他方面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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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水门事件进行宣判的时候,马库德对约翰·西瑞卡法官说:“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而且法官大人,您也知道我所做的这一切。在自己的野心和理想之间,我迷失了自己的道德准则。”一个诚实的人,又是如何迷失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呢?他在某个时刻迈出了第一步,而余下的则由自我辩护来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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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别人的伤害越深,越需要进行自我辩护,这样便可以维护我们的面子和自我价值。由于那些受害者是罪有应得的,所以在伤害了他们之后我们会更加憎恨他们,这样便会导致我们对他们的伤害变本加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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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脑是用来保护自尊和信念的吗?的确,大脑可能会告诉我们,糖果是最好吃的食物,但我们还是会选择多吃蔬菜。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受到攻击的时候,大脑会令我们勃然大怒吗?的确如此,但是我们大多数人还会稍作思考,然后选择使用木棍来对付那个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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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我们所犯错误的后果,是微不足道还是悲剧性的,影响甚微还是波及全民的,大多数人都会发现:要讲出“我错了,我犯下了可怕的错误”这句话,即便不能说绝不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一个人在情感、金钱和道义方面所冒的风险越高,讲出这句话的难度就会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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