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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告知，中国的经典中所记载的礼仪准则有三百条，行为准则更是多达三千条。一个背负着如此沉重之负担的民族还能否继续生存下去，这似乎是值得怀疑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成功地使礼节像他们的教育一样，成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这个民族的先哲们使种种繁文缛节成了人们日常交往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在西方国家，只有在宫廷里和外交活动中还使用这样烦琐的礼节。我们并不是说，中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被我们所言的这些复杂、难解的众多规则所束缚住了，我们是说，这种礼节就像是节日的盛装，到了一定的时候总是会被穿戴起来，而中国人凭着精准的本能总能意识到何时是恰当的时机，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0

中国人还有另外一个积习难改的坏毛病，那就是大声喊叫地去命令别人或者批评别人。对于中国人而言，用正常的声音去劝说别人，然后停顿下来倾听对方的回答，仿佛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非要叫喊不可，非要插嘴，就像是狗在激动的时候非要乱吠一样，这种情形总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骂人的技巧已经被提高到了只有东方人才能达到的精湛程度。争吵一旦开始，污言秽语就会想肮脏的溪流一样倾泻而出，这永远令说英语的国家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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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的中国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政治家认为它需要的是陆军、海军和兵工厂。外国的祝福者则坦诚地指出，货币、铁路和科学知道才是它所真正需要的东西。但是，假如我们能够更深入的研究一下帝国现在所处的环境，那我们难道就不觉得“人类的同情心”才是它最深刻的需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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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仁”字，这个字并没有像绝大多数表达情感的字那样用“心”来作为字根，它是没有“心”字的。中国人行善的目的是为了积德，却在这个过程中缺乏足够的诚心，我们明显地注意到了由此产生的普遍结果。不管人们能否清晰地察觉到慈善活动的必要性，它都应该成为一种本能，并且应该不失时机地开展，然而，在中国人的内心中完全缺乏这样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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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有一个普遍性的习惯，那就是用事实本身来解释事实，不去追究其中的原委，这也是证明其智力混沌的一个突出例子。……曾有一位拉丁诗人信奉这样一句格言：“一个了解事物原由的人才是幸福的。”假如这位诗人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我想他一定会把格言改成：“试图寻找事物原由的人总是要倒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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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当你同一个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交谈时，你所面临的最常见的情形就是你很难确定对方说的到底是什么。对方的话给你的整体感觉就好像是一种“悬棺”，悬浮在半空之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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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戴维斯爵士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他认为，中国人在进行着愉快的劳动，这说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满足于现状。这样一种劳动素质，是他们最突出的性格之一，要真正地理解这种性格，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细致的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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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了解中国现状的朋友，为中国开的药方要比上面复杂多了。他们认为，中国需要西方的文化，西方的科学以及密迪乐先生说的“物质文明”。而中华民族则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民族，我们的祖先还在森林中寻找食物时，她已进入文明社会几个世纪了。只要是地球上能吃的东西，她都试着烹调过。这种文明的骨子里没有任何改革的欲望。它的文化是自私的，它总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我，而不是你”。正如我们在中国每一天都会看到的那样，我们所引以自豪的文明，却经常遭到嘲弄和非理性的讥笑。如果中国文化那些总是发出嘲笑和鄙夷的人，不适当加以控制，外国引入中国的事物将会遭到怎样的命运呢？中国人无疑最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他们需要每一种现代科学，用以开发这个强大帝国中那些潜在的资源。他们也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点，不久的将来，将会看得更清楚。但是，对科学的了解就一定有利于施加对帝国有利的道德影响吗？这个过程该如何开展呢？就与现代社会密切联系程度而言，没有任何一门学科能超过化学。难道化学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就是中国人获得复兴的道德手段吗？难道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就不会传入新的、意想不到的欺诈与暴力行为吗？如果中国人的性格还是老样子，如果他们掌握了制造现代炸药的配方，而且对化学制品不加以限制，在这个国家到处散发各种炸药制品，难道人们还能过着安全的日子吗？发展“物质文明”指的是将具备西方高度发展的物质成果，它包括以蒸汽机和电力所创造的各种奇迹。有人告诉我，这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也是中国全部需要的一切。将每一个城市连接起来的铁路、航行在内陆河上的汽船、完备的邮电系统、一家家国家银行、统一的货币，作为通信中枢的电话与电报——这些都是美好中国幸福新时代的明显标志。这也许就是张之洞在其力主修筑铁路的奏折中的未成型的想法。他在那份奏折中断言铁路将会杜绝河运中很多可能的危险，“诸如水手之偷盗”等等。那么，物质文明的发展就一定能消除精神上的弊端吗？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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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好比竹子，没有比这更贴切的比喻了。竹子优雅，用途广泛，柔软易折，且中空。东风吹来，它弯向西；西风吹来，它便朝东。没有风时，它挺立不动。竹子是禾本科植物。禾本科植物容易打结。竹子虽然柔软，却难以打结。没有什么东西比人的毛发更柔顺的了。毛发可以拉得很长很长，但拉力一旦去掉，立刻就能恢复原状。单凭自己的分量，毛发能向各个方向弯曲。许多人头上的毛发都有一定的长法，一簇簇，总是朝一定的方向长的，一般情况下，不能改变，这种头发俗称“牛旋发”，由于无法控制，其他的头发即使数量多，还得顺着“牛旋发”的方向来梳理。如果把我们所居住的星球比作是人的脑袋，各民族是一簇簇头发，那么中华民族就是历史悠久的“牛旋发”，可以梳理，修剪，也可以剃掉，但剃了后肯定再长出跟原来一样的头发，一般说来，还是朝同一个方向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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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底层民众忍耐痛苦、屈辱甚至死亡的威胁的能力令世界惊愕。西方人不能想象自己像中国底层民众那样活着：那么屈辱而缺乏人的尊严，那么艰苦而缺乏应有的所得，那么悲惨却还能坚忍地生存，那么贫困却还能态度安然。中国民众对生命的忍耐俨然已成为其生活的方式、处事的哲学、人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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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是戏剧性的。一旦尊严被激发出来，即使面对的是三两个人，也觉得自己在大庭广众演说。他的麻烦一旦得到了解决，便在赞许声中“下了台”；如果得不到解决，就觉得自己无法“下台”。要是你搞明白了，就知道这一切原来与现实毫无关系，始终不是事实，事关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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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维护他们的风俗和礼仪时，就如同是母熊保护幼熊一样。这并不只是中国人的本能，而是所有人类的本能。我们并没有必要礼节风俗和礼节中所蕴涵的道理，但有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深思，那就是数以万计的人会为了一种他们并不理解的信仰而献身，那中信仰规定的信条却并不能规范他们自身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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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除非被逼无奈，中国人不愿意背井离乡，到远方去谋生。中国人的理想生活是：像植物一样根植土壤，生长、结果然后腐烂。总的说来，中国人没有离家之后不打算再回去的。他们的希望永远是衣锦还乡，寿终正寝，最后被葬入祖坟。“在后代的脚下化作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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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最引以为豪的一个思维习惯，就是直弃主题，直抒己见。诚然，出于得体的社交与外交的需要，我们也必须学得婉转一些，不过，尽管要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修正自己的习惯，亳无疑问，直来直去仍是我们的一个左右一切的本能。然而，与任何一个亚洲民族的短暂接触都会使我们发现，他们的本能与我们的并不一致一一事实上，这两者分别处于相反的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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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缺乏同情心也表现在家庭生活中。不同的家庭情况大相径庭，就其本质而言，总体的关系是不好的，不难看出大多数的中国家庭是不幸福的。之所以不幸福，究其原因是缺少感情上的和谐。在我们看来感情的和谐恰恰是家庭现实生活最重要的。中国的家庭通常只是个体的联合体，永远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其成员间既有许多相同的利益，也有不少的不同之处。这不是我们心目中理想的家庭，这种家庭里缺乏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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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说过一句经济学格言，即勤劳的手可以致富。如果他的这句话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就理应成为世界上最兴旺的民族之一。毫无疑问，他们会兴旺起来的，如果他们能在各种美德间谋得平衡。比如，他们显然缺乏那些可以被称为“恒久美德”的诸多基本素质，而这些基本素质的缺失倒像是“恒久的”。无论如何，当诚信与忠实这样的品质在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占据了理应占据的位置，那么（不久的将来），中国人那无与伦比的勤劳就将赢得圆满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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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最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社交访问中的漠视时间。这种访问在西方是有时间限度的，不能超过。然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有宝贵的时间这个因素。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多少呆过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彻底修改这句话。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会让一个即使有火爆性子的中国人的心灵大受挫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十个欧洲人都失去耐心。最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如果外国人能像不久之前刚刚去世的马根济医生那样，就会感到高兴。中国客人不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马根济医生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他能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的率真直言，他就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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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吃惊的是，一个最没有文化的中国人也具备这样的才能，即能够轻而易举地道出各种各样看似自然的借口，而每一个借口的基础都是虚构的。除了外国人，谁也不会拿这些借口当真，或者说大家都明白，这不过是人家为了保住“面子”而采取的一些合适的策略。一个具有过多批判意识的外国人甚至要求一种非同寻常的求索能力，无论是在天上、水中还是地下，对于他来说，对真理恒久不变的追求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习惯。一个最无知的中国人，在陷入窘境时也有信心保证自己不会落败，他可以躲进他的无知，充分保障自己全身而退。他“不知道”，他“不清楚”，这两种申言就像宽恕一样，可以掩盖住各种各样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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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例子也能说明中国人拐弯抹角的才能，即他们具有复杂的礼仪规范，一个人可以借助一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隐晦的方式来表达对另一个人的极度蔑视。比如，信纸的某种折叠方式就可能含有一种有意的侮辱意味。在写到一个人时没有把他的姓氏提高一行，会被视为一种很大的轻蔑，其程度超过在英文中不用大写字母开头来拼写一个人的名字。在社交场合，如无特殊情况，一言不发会被视为无礼之举，就像没有在合适的地点迎接来客、没有根据来客的身份送出足够远的距离一样。众多简单举止中任何一个举止的缺失，都可能包含着一种淡淡的、伪装的侮慢，一个中国人能马上觉察出这层意思，而可怜的、无知的外国人就这样无数次地成了牺牲品，甚至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并没有获得崇高的尊敬！所有的中国人在愤怒的时候也都会恶语相向，但他们都有一种文学才能，能用体面的暗示来表达辱骂之意，而其中的真正含意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出来，就像是一粒裹着糖衣的难吃的药丸，需要慢慢地消化。比如“tung-hsi”这个短语，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东西”，它指的是一件物品，称某人为“一个东西”，就是在骂人。不过，同样的意思还可以拐弯抹角地加以表达，即说一个人不是“南北”，这就是说他是“东西”，也就是“一个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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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其他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希望尽可能长久地隐瞒坏消息，并以一种伪装的形式将其传达出来。然而，中国人的好法子是要求某种程度过高的欺骗，这无疑会让我们立即感到惊讶和无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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