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徒

那么温暖那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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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的责任并非保住弟兄平安，而是让大家有饱饭可吃，
NO.114437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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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若想长久相处，最好是由一方压倒一方，一旦有了对等的地位，自由反而烟消云散。
NO.114389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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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它奇不奇怪，重要的世自己喜不喜欢
NO.114324 ——马家辉《龙头凤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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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工作会议的第二个具体安排是要求大家上交年终总结。修仙还有年终总结？这让很多道长感到了真实的因扰。其实这个总结不是强制性任务，但不交就领不到年终奖金。所以，奖金诱惑加上从众心理，促使很多人还是打算交一份。会还没散，几位师傅就不约而同地扭过头，冲我挤眉弄眼。散会以后，有人凑上来拍着我肩膀说：靠你了！多写几份！我一脸茫然，心想我也不知道你们这一年都做了什么工作，怎么总结啊。还好，大家只是开玩笑。但那几天我确实经常能见到叼着笔对着空白信纸愁眉苦脸的道长和工人师傅。……确实。山下的人要总结自己工作中的盈亏成败，而山上的人则要反思自己修行路上的功过是非。毕竟，山下山上，都在人间啊！
NO.114284 ——李闯《辞职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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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所要求的隐退显然与哲学家的隐退截然不同。它不离开显象世界，只是为了凝实整体而从主动参与退到一个特权位置。……所以，旁观者的裁决尽管不偏不倚、不受财富或名声这些利益的牵绊，但它并不独立于他人的观点——相反，根据康德的说法，“扩展的心胸”必须把他人的意见考虑进来。旁观者尽管没有行动者具有的特性，但他们并不是孤寂的。
NO.114170 ——汉娜·鄂兰《心灵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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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斯坦：在我看来，人们被迫在政治上采取行动，以处理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问题。只要人们被迫做出这类决定，阶级问题、财产问题、社会未来的问题就会成为非常具体的问题，而人们不能仅仅以官僚主义或集中化这样的抽象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在我看来，这些抽象化的过程揭示了您的思维特点，它从根本上来说是去政治化的，当我读您的作品时，我发现这一点非常令人困惑。今天在这里听到您的阐述，我更加困惑；因为幸运的是——或不幸的是一—我们被迫在这个世界上行动，我们必须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阿伦特：这些是所谓大众社会的问题。我说它是所谓的大众社会，但不幸的是事实如此。但现在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认为我使用的“官僚机构”“行政管理”等词语就比“阶级““财产”这样的词语更加抽象。它们是完全一样的。这里提到的所有词语都属于同一类别。唯一的问题是，您是否能用这些词语展示某些非常真实的东西。这些词语要么可以揭示——也就是说可以阐明——要么不能。如果您认为，“官僚主义”—这意味着办公室的统治，而不是人民的统治或法律的统治——不具备揭示性，那我认为您真的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得足够长。您可以相信我：“官僚主义”在今天比“阶级”更具有现实意义。换句话说，您在使用一系列抽象的名词，这些名词在19世纪曾经是揭示性的，而您甚至懒得用批判性的目光去检视它们是否仍然适用或应该被取代，或其他类似情况。财产是另一个问题。财产的确非常重要，但与您所想的意义不同。我们应该在各地提倡的是所有权——当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私人所有权。相信我：这种所有权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要么是通过通货膨胀，这毕竟只是另一种对人民财产的侵占；要么是通过高额税收，这也是一种侵占。侵占人们的所有财产—一而不是杀死他们——是“更甜蜜的”。到处都有这种侵占的过程。如果每个人被允许拥有适当数量的财产——不是侵占，而是向财产征税——那么就有可能获得些...
NO.114153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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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不能为活动提供一个合适空间，就没有什么活动能够成为卓越的，教育、独创性或天赋都不能代替公共领域的构成因素，而后者正是使公共领域成为实现人之卓异的所在
NO.11407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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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关于永恒的体验只能发生在人类事务领域之外和人的复数性之外，如同我们从柏拉图《国家篇》的洞穴寓言中所了解的：在那里，哲学家挣脱了把他和他的同胞束缚在起的锁链，在完美的“独自”中离开了洞穴，既无他人的陪伴，也无他人的追随。从政治上来讲，如果死亡意味着“不再活在人们中间”，那么关于永恒的体验就是一种死亡，与真实死亡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不是终极的，因为没有哪个活生生的人能长时间地忍受它。p11
NO.11403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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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领域解体和融入社会领域的过程，最直接地显示在不动产向动产的不断转化中，直到最后，财产和财富的区别，罗马法律中“可交换物”和“可消费物”的区别，全部都丧失了意义，因为每个有形的、“可交换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消费”对象；失去了由其所处位置决定的私人使用价值，获得了一种由不断变动的可交换性决定的纯粹社会价值，后者的变动只有靠和货币这一共同衡量尺度的联系，才能暂时地固定下来。[5与社会这种对于有形事物的消解紧密联系的，是现代对于财产概念的最具革命性的贡献：财产不再是它的所有人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取得的一个固定处所，一个牢固地属于世界的一部分；恰恰相反，它的来源在于人自身，在于他拥有一个身体和他无可辩驳地拥有属于这个身体的力量，马克思称之为“劳动力”。P45
NO.11399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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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情况下政治都不能仅仅是一个保护社会的手段——无论是在中世纪那里的信仰者社会，还是在洛克那里的财产所有者社会，或是在霍布斯那里的一个冷酷无情地致力于获取过程的社会，或是在马克思那里的一个生产者社会，或是在我们自己社会里的一个固定职业者社会，或是在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里的一个劳动者社会。在所有这些情形下，都是社会的自由（有些情况下是所谓的自由）要求政治权威并证明着限制政治权威的正当性。自由存在于社会领域内，而强力和暴力被政府所垄断。
NO.113788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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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器械减轻了劳动的辛劳痛苦，从而也整个地改变了劳动固有的紧迫必需性显示的方式。但它并没有改变必需性本身，仅仅让我们不再那么明显地感觉到必需性的压迫。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劳动产品身上，劳动产品不可能由于丰裕而变得持久。但这一点并不适用于工作过程的现代转型，由于劳动分工原则的引入，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它的生产过程虽然不用于生产供消费的东西，也具备了劳动的性质。机器强迫我们进入了一个比自然过程规定的速度快得多的循环节奏中——现代特有的加速过程只会让我们更加忽视劳动的重复性——这个过程本身的重复性和无休止性，毫不含糊地打上了劳动的印记。这一点在以劳动方式生产出来的使用物上表现得更明显。这些东西由于过分富足而变成了消费品。劳动过程的无休止只能靠消费需求的无休止来保证；而要确保生产的无休止，就只能让产品越来越快地失去它的使用特征和变成越来越多的消费对象。或者换一种说法，只有在使用的频率如此之快，以至于使用和消费之间、使用物的相对持久和消费品的转瞬即逝之间的客观差别濒于消失的情况下，生产的无休止才能得到保证。由于我们需要越来越快地替换掉我们周围的世界之物，我们就再也“用不起”这些东西，再也不尊重和保护它们固有的持存性了；我们必须消耗、吞噬掉我们的房子、家具和汽车，仿佛它们也是一些如果不迅即卷人与自然无休止的新陈代谢循环中，就会白白地损坏掉的自然的“好东西”。仿佛我们用力破了保护世界和人造物品免受自然侵蚀的边界，把它们交付和遗弃给那些始终威胁着人类世界稳固性的东西，在自然中进行的生物过程以及围绕着它的自然循环过程。技艺人（世界制造者）的理想是永恒、稳固和持久。现在，这个理想已经让位给劳动动物的理想一一“富足”。我们生活在一个劳动者社会中，因为只有劳动及其与生俱来的繁殖力，可以带来富足；我们把工作变成了劳动，把劳动打破为细小部分直到实现分工，目的是从人类劳动カ（它不仅是自然力...
NO.11370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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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灭绝中心的屠杀工作实际上是由犹太指挥者亲手完成的；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控方证人明白无误的确认——他们在毒气室和锅炉房如何工作，怎样拔下金牙、剪掉头发，如何挖墓坑，然后再把尸体挖走，抹去集体屠杀的痕迹；犹太技术人员如何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建造毒气室，让犹太人的“自主权”在那里得到充分发挥，就连刽子手都是犹太人。不过这仅仅是恐怖而已，还谈不上道德问题。集中营里的劳动力由党卫军来选择分类，后者尤其偏爱犯罪分子，而且只会做出最差劲的选择。……而道德问题，存在于艾希曼描述同犹太人合作（甚至在最终解决之际）的所谓真相之中：……129
NO.113522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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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不可思议！这种令人愤怒的陈词濫调不再是上传下达，而是一种自我炮制的口头禅。你几乎可以看到，说话者脱口而出的时刻，那些陈词滥调带给他们怎样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NO.113451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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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果必须死，那么由同族来选择的好”——我反对。让纳粹他们自己来干杀人工作更合适。2. “我们牺牲百人是打算拯救千人”——这简直听到的是选择七名美女行贿上帝息怒，上供活人仪式的最新版本。总之，这不是我的宗教信仰，“这”当然也不是犹太教的信仰。3. 最后最小的恶的理论，这理论的结论，善良的人类最恶。
NO.113289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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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些“政治”意图毫不奏效，因为证人们都很诚实。他们对法庭说，所有犹太组织和党派都在抵抗中发挥了作用。所以，真正的区别不在复国主义者与非复国主义者，而在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人之间，而更为重要的区别则在年轻人与中年人之间。的确，那些抵抗者只是少数，或者说极少数。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一名证人所述，“这些少数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个奇迹。”［128］
NO.113241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