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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中国的挑战 事实上,真正对福山的理论具有挑战力的经验证据来自中国。福山本人相当重视中国40年来的发展经验,也发现中国政治文明的独特传统,以及中国对亚洲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深远影响。他公开承认,中国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能成为检测他理论的一个重要案例。 福山认真对待中国的发展经验,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早在2007年,福山在布朗大学演讲,在演讲后的酒会上我问他如何看待中国的挑战,他回答说现在下结论还太早。2014年福山发表文章,仍然坚特“历史终结论”基本上是正确的。在2019年的一次访谈中,他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福山承认,民主化的进程可能会出现回潮和逆转,也承认这个进程比他最初预想的更漫长,也更艰难。但是,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他的一个核心观点:自由主义民主体制之外的现代化模式,迟早会面临民主化的压力,会遭遇巨大的挑战而难以长期维系。在这个意义上,他表示“就长远来说”,自由民主政体具有难以抗拒的优势,仍然会在曲折发展中越来越盛行。 但是,福山反复指称的“长远”到底有多远?经济学家凯恩斯有句名言:“就长远来说,我们都会死的。”我也质疑:如果福山设想的历史终点,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显示出离我们越来越近的趋势,那他究竟如何回应呢?如果只是说,这没关系,因为“长远以后”这种趋势会出现的。但这种回答的有效性依赖于未来的证据,似乎总是可以通过延迟判断来回避反例,那就不足以满足“可证伪性”的要求。 关于“历史终结论”的辩论还有很多,这一节只能讲到这里。 你或许知道,福山后来还发表了许多的研究论着。2020年,在武汉的方舱医院,有位小伙子躺在病床上阅读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被记者拍了下来,发布到社交网络上。后来,福山本人看到了这张照片,给小伙子寄送了一本签名版。 福山仍然在关注中国的发展,因为就检验他的理论而言,中国...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你看,思考人生,探索终极价值、终极关怀和意义,这样的问题伴随着我们一生,是一件非常幸运而有趣的事情。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难不倒”、也做不完的题目,人生会是多幺乏味啊。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面铭记苏格拉底的教诲,“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另一面也不要陷人“过度省察的人生”(over-examined life)。 有一次和朋友聊天谈起这个问题,他说的一句话很特彩:“未经考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过度考察的人生是没法过的人生!”这位朋友是在中国人民大学教哲学的周濂老师(他比我年轻很多,我会亲昵地叫他“周濂同学”)。我说这可以算是“金句”,他后来就把这句话变成了他的“微博签名”。 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间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 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 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在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除此之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一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 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narrative),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宣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 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入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在我看来,哈耶克既不是异端,也不是先知。他的思想有深刻的洞见,但不应该被当作是教条。记得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著名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说过,哈耶克自己也是一个计划主义者,他是“那种想阻止-切计划的计划主义者”。但这也是对哈耶克做了教条主义的解释。 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否则他对中央银行和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他当然明白,人的实践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有意图的计划,这是因为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能够对未来做出设想,以此来引导实践。如果说要强行否定和消除人的这种意识特征,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为设计”呢。 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我们才要防范计划像这样被使用。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怡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 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这背后有一个故事。1843年,马克思流亡到了巴黎。第二年,他在巴黎认识了恩格斯,同时也开始撰写一些论述经济学和哲学的文章笔记,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这些手稿被雪藏了80多年,直到1927年才被苏联专家发现,在1932年编撰成书出版,书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份手稿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才26岁,所以被称为青年马克思。在这份手稿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的“异化”。 “异化”原本是黑格尔的一个哲学概念。你可能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很大。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这个词指的是主体在自身的发展中,分出了一个反对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 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 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 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 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宜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敏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对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 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施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 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 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人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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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至2007年11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6年入选上海浦江人才计划;2007至2008年,成为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11月至2011年12月,任华东师...(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