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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 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人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 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 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一个人成年的标志就是自觉的自我反思:你不只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且能够有意识地反观自省你的生活。——P32身在台下,我们满以为韦伯会告诉大家科学有多幺伟大的意义,值得年轻人去献身。然而,我们却听到他说:认为科学是通向幸福之路,这是“天真的乐观主义",只有书呆子才会相信。科学根本就无法回答什幺是“幸福”、什幺是“意义”这一类的问题。韦伯认为,这是生命意义的问题,超出了科学的边界。科学永远无法回答:我们做出什幺样的选择才是“值得”的,我们过什幺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我们生命的“目的”究竟是什幺。科学也许可以给出最优的“方案”,但永远无法教给我们一个最优的“选择”。韦伯真正的贡献不在于阐明了现代的理性化特征,而是揭示了理性化的各种复杂后果,打破了启蒙时代以来对于科学理性的乐观主义错觉。总之,韦伯深刻把握了理性化对现代世界的塑造力量及其巨大成就,也敏锐地觉察到理性化造成的缺憾与弊端。在个体生活领域,理性化让现代人的心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可靠倚傍,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公共生活层面,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现代的铁笼”,隐含着多种困境。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P35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价值多元化之于个人精神和公共社会生活还有消极的一面。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幺是人云亦云的,要幺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在社会层面,价值多元化也带来了棘手的问题。公共生活中有许多激烈对立的议题,本质都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那幺,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寻求共识、弥合这些分歧呢?韦伯的看法是,分歧的根本原因如此深刻,许多冲突是无法化解的。这就是韦伯说的“诸神之间无穷无尽的斗争"。诸神之争的本质是现代社会中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现代社会的主导思想是科学,科学属于“实然”领域,旨在发现世界的真相“是”什幺,只能做出相应的事实判断。科学理性在事实领域给我们提供了把握确定性的强大武器。但支撑人类生活意义的重要观念和原则,包括宗教信仰、人生理想、道德规范以及审美趣味等等,都属于“应然”领域的价值判断,而科学无法解决价值判断问题,它给不出一个确定的回答。结果是价值观念之间冲突不断,在个人层面和公共层面都造成了严肃的问题。韦伯说:“个人必须决定,在他自己看来,哪一个是上帝,哪一个是魔鬼。”这种选择无法获得理性论证的担保,因此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现代人虽然拥有很大的自由,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理想和政治立场的权...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自由是独自承担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伯林是,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两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和积极对应的英文形容词,就是“negative”和“positive”,分别有“负面的、否定性的”以及“正面的、肯定性的”意思。 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拜托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 可能有人要问,摆脱障碍不也是为了实现目标,二者是一回事儿呀,有什幺区别呀? 当然有区别。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不想被抢劫,并不等于你已经决定了要把手上的那笔钱花在哪里。你要摆脱一种外来的干涉,并不需要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你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 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了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独立判断的艰巨性 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要保持独立判断,反对盲从。这个答案听上去好像没什幺深奥的,很清晰,但它是一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相当困难的要求。 首先,“独立”不等于“正确”。循规蹈矩是有章可循,但如果你要独立判断,就得抛弃对既定规则的服从,自己确立标准,自己给自己立法。而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已经知道,现代性的根本困境之一是它瓦解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无法建立起新的普遍有效的价值标准。因此,盲从是危险的,但独立判断也无法担保正确,还要面临巨大的风险。阿伦特对尼采的思想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但她不是道德虚无主义者。她明确指出,道德思考没有通则可循,独立的道德判断是艰巨的任务。 结果,独立判断就成了一件责任奉献极大的事。如果你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你也能很方便地为自己辩护:“这不怪我,规矩就是这样定的”或者“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也就是说,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躲藏在人海之中的你实际上是匿名的;几遍出错也可以指望“法不责众”来逃避责任。 可是如果坚持独立判断呢?你就是面目清晰的个体,你无法将判断的责任推诿给众人,也无法诉诸通用法则;因此你的责任是可辨识的,也是可追究的。做对了,那是应该的;做错了,就是你自己导致的。你没有任何托词,没办法推给规矩,也没办法躲到“法不责众”的后面,你必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只能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去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这是现代社会的公民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补充讲解2 探索人生无须慌张,更不用将探索变成一桩“苦大仇深”的事情。我们曾说过,人生意义是一个“重要而非紧迫”的问题,它不会要求我们限时限刻地交出一份答卷。我们可以从容面对它、探究它,用自己的一生去尝试、努力,修改甚至推翻再来,把它书写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我们一面名基本苏格拉底的教诲,“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另一面也不要陷入“过度省察的人生”。 是的,我们不必以“过度省察”的方式来应对人生意义问题。这个观点在我看来有两点启示。 第一,人生不是一个先要制定完美蓝图,再去施工的工程项目,人生也不是一场先要确定剧本,再去表演的电影。 我自己20岁左右的时候有一个“执念”,觉得对于生命的终极目标,必须先有一个正确可靠的答案,才能开始真正的生活,否则就是虚度生命。其实不然,我们的人生都是“边想边做”的,而且想和做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人生是电影,那它很大程度上像是王家卫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大概的纲要,再次基础上不断修改、充实,初次以外还必定有许多即兴的成分。美国哲学家麦金泰尔说过。“美好的人生就是医生都在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 第二,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什幺样的回答算是一个“回答”呢?其实,真正的回答不必(其实是不能,也不应该)采取一种哲学的、理论的或体系学说的形态。我们每个人的思考和心得,更可能表达为一个叙事,是不断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故事。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所以,尼采认为:面对无意义的世界和无意义的生命,人应该立足现实,直面无意义的荒谬,以强大的生命本能舞蹈,在生命活动中创造出价值。 用尼采的话说,就是“成为你自己”。这样一来,虚无不再会让你泪丧和绝望,反倒会给你最广阔的创造自我意义的空间,虚无让人变成了积极的创造者,这就是积极的虚无主义。 这种积极的虚无主义,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 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国王,他绑架了死神,想让世间不再有死亡,结果触怒了天神宙斯。宙斯为了惩罚西西弗斯,判处他做一件苦力,让他把一块巨石从一座山的山脚推到山顶。但在抵达山顶的一刹那,这块巨石就会滚回山脚,让西西弗斯前功尽弃。于是西西弗斯就要一次又一次地把这块巨石推上山顶。但这件事永远也不可能完成,他只能永远做着这件艰苦而又徒劳无望的工作。诸神认为,这就是对他最严厉的惩罚。 西西弗斯的命运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一切都是徒劳。 但西西弗斯还有一个最终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在这个过程中沮丧绝望,充满怨恨和悲哀,让这件事变成最痛苦的折磨。但他还可以做另一种选择,就是勇敢无畏地、精神焕发地去推动这块巨石。这样一来,这件事就不再是无意义的。西西弗斯用自己的选择创造出了意义,用无尽的斗争精神去对抗虚无。所以加缪写道:“登上顶峰的斗争本身足以充实人的心灵。应该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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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至2007年11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6年入选上海浦江人才计划;2007至2008年,成为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11月至2011年12月,任华东师...(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