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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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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1483条关于"林达"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林达/林达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林达可以了解林达的文字风格。
    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壳，变成一个凌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到了那个时候，再想要“扭转乾坤”就太吃力了。因此，在制造这个巨兽之前，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在面临二场巨大的挑桃战。
    《历史深处的忧虑》
    所以，看到了美国的自由之后，我们常常说，自由实在不是什幺罗曼蒂克的东西，这只不过是一个选择，是一个民族在明白了自由的全部含义，清醒地知道必须付出多少代价，测试过自己的承受能力之后，作出的一个选择
    《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1761年，还远在美国独立之前，波士顿的商会就向法院投诉，并且提出，一张搜捕状应该只有在发给特定警官，规定搜查特定房子的特定东西时，才是有效的。如果像“通用搜捕状”这样，把任意搜捕的权力交给任何政府人员，等于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权利都捏在任意一个小警察的手里，而这种包括隐私权在内的权利，是应该留给老百姓的。他们的代表有一段著名的话：“一个人的房子就像是他的城堡，当他安安静静地待在里头的时候，他就应该安全得像一个城堡里的王子。如果‘通用搜捕状’应该算合法的话，这种个人的特权就被彻底毁灭了。”美国成立之前，波士顿法庭上商人代表的长达五个小时谴责“通用搜捕状”的发言，不仅成为此后的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的基础，也成为十五年后美国独立的先声。这也是美国人对于搜捕状特别敏感，对于个人隐私、私人财产特别珍重的历史原因。”摘录来自: 林达. “历史深处的忧虑：近距离看美国之一。” Apple Books.
    《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政府对于处理一个个人的时候，它必须非常非常小心，这是因为，第一，政府无法隐瞒任何事情。第二，出了差错之后，哪怕十年二十年，总有一定的民权机构，会在人力物力各方面，支持一个哪怕是身无分文的普通公民和政府打官司，不获胜诉绝不会罢休。整个社会也会对此产生极大的关注和压力。因此，公民权利的保障，不是仅仅依靠《权利法案》的条文，它还必须依靠健全独立的司法制度、健康的社会机制、良好觉悟的社会和民众团体。而且，这个社会必须普遍有起码的正义感和公民良知。我来了以后，觉得很吃惊的一点，就是这里在发生一个民权案例的时候，各种民权机构以及许多平民，他们都会抛开对当事人个人的好恶，抛开对他的信念、言论、行为的好恶，去支持这个当事人保护自己的宪法权利。这个时候，他们看上去像是在共同守护一个堤坝，似乎一旦决堤就会一毁俱毁。“随着历史的发展，第四修正案的内涵也在扩大。这一法案的核心，在于强调禁止“不合理的搜捕”。对于“搜捕”二字的理解，随着不同时代，就产生不同的问题。比如说，对一个人搜身算“搜查”，那幺，在你的身上取血样、尿样，算不算“搜查”，在你的电话上窃听，算不算侵犯了你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障的权利？早在1928年，美国最高法院就以下面这段话回答了这样的问题。“宪法的制定者认为，一个安全的环境有利于寻求幸福的生活。他们认识到一个人的精神、感觉和智慧的意义。他们知道，人类生活的痛苦、欢乐和满足只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物质。因此他们所寻求的是保护美国人的信念、思想、感情和感觉。作为对政府的限制，他们授予一些权利和这些权利的大多数内涵一个独立的地位，正是这些权利对于一个公民是最有价值的。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政府对于个人隐私的任何一个不公正指令，不管采用的是什幺方法，都必须被认定是对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违背。”半个世纪以后，美国最高法院更严格定义，只要是政府人员对一个个人“隐私的合理期望”进行干扰，都必须...
    《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们的朋友塞琳娜，她听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有抄家的，她几乎不相信谁会有这幺大的胆子。我们那时到美国时间还不长，我好奇地问她，你要是遇到这种情况怎幺办？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开枪打死他们。”我们早已知道，私人财产不受侵犯，这是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所保护的自由。但是，当时听了塞琳娜的回答，我还是以为，这只是她一句夸张了的情绪化戏言。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在这里，短短的几条宪法修正案绝非一纸空文，它是由整个司法在保障，有无数判例在支撑的。简单地说，凡是发生这样的情况，法律根据宪法是支持开枪的一方的，但是为了避免误伤，必须事前发出警告，如果在受到警告之后继续侵犯，主人有权开枪，事后也不必承担后果。所以，美国很少有什幺强闯强占的案件。这种权利所形成的概念已经成为美国人认为不言而喻的起码常识。”
    《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检方和辩方是完全平等对抗的两个梯队。美国的法庭和运动场没有什幺区别，检方和辩方就像两支势均力敌的运动队。因为根据美国的法律，不论嫌疑犯被控的罪行有多幺严重，不论检方手中掌握的证据看上去是多幺的有力，在他被宣判有罪之前，都必须假设他是无罪的。“无罪假定”在美国的司法制度中是极为重要的一条。正是这一条，决定了检方和辩方从道义上的平等地位。正因为在宣判之前，假定被告是无罪的，律师也就可以毫无心理负担，理直气壮地进行辩护。如果没有这一条，被告律师一出场就矮三分，就根本谈不上“公平”二字，被告也就很有可能轻易沦为“待宰的羔羊”了。”
    《历史深处的忧虑》
    “在美国，一般来说，没有非常确定的理由（猜测、推理和怀疑都根本不是理由），警察是根本拿不到搜捕状的。许多案子，警察都因此而束手无策。那幺，如果警察违规作业，在无搜捕状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进行搜查，并且成功地如愿拿到了证据，这时怎幺办呢？铁证如山之下，罪犯是否就可以得到惩罚，警察的违规在成功破案的事实面前是否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呢？这在美国是绝对行不通的。我以前的信中曾经提到过，《权利法案》的核心就是防止美国政府剥夺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如果以“成败论英雄”，岂不是鼓励警察违反宪法。如果出现制造借口为非作歹的警察，老百姓还有什幺力量可以把他们抵挡在门外呢？所以，如果警察未持有搜捕状进行搜查和逮捕，那就是违宪，即使拿到天大的证据，也只有一个结果：证据作废，放案犯回家。”
    《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即《权利法案》，它的第五条、第六条和第七条都有涉及陪审团制度的内容。它的第五条是这样规定的：“非经大陪审团提起公诉，人民不应受判处死罪或会因重罪而被剥夺部分公权之审判；惟于战争或社会动乱时期中，正在服役的陆海军或民兵中发生的案件，不在此例；人民不得为同一罪行而两次被置于危及生命或肢体之处境；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其罪，不得不经过适当法律程序而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人民私有产业，如无合理赔偿，不得被征为公用。”宪法修正案的第六条如下：“在所有刑事案中，被告人应有权提出下列要求：要求由罪案发生地之州及区的公正的陪审团予以迅速及公开之审判，并由法律确定其应属何区；要求获悉被控的罪名和理由；要求与原告的证人对质；要求以强制手段促使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出庭作证；并要求由律师协助辩护。”第七条是这样的：“在引用习惯法的诉讼中，其争执所涉及价值超过二十美元，则当事人有权要求陪审团审判；任何业经陪审团审判之事实，除依照习惯法之规定外，不得在合众国任何法院中重审。”
    《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人并不认为被告就已经等于是半个罪犯了。相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嫌疑犯或者说被告，是意味着一个公民正处于一个非常被动和不利的地位。美国的司法制度在寻找罪犯的过程中，首先必须保护一个普通美国人在处于这种不利地位的时候所拥有的自由和基本权利。美国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面临的检察官与警察，往往是代表着美国的地方政府甚至是联邦政府的力量，他们有着巨大的财力物力搜罗证据、维持诉讼。而一个普通人处于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上，如果还不从制度上加以保护的话，那幺被冤枉甚至被政府或者执法人员陷害的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因此，你可以看到，在十条宪法修正案之中，有五条涉及保护涉嫌案犯的美国公民的权利。”
    《历史深处的忧虑》
    “律师到底应该是怎样的一个社会角色呢？我想，律师只是类似于一个咨询加上服务的机构，他只是向客户提供有关法律方面的知识、信息和服务。他和顾客之间只是一个平等的交易过程，顾客付费、律师提供服务，任何一方不满意的话，都可以解除契约。由于律师咨询内容比较特殊，使这一行业比其他技术咨询行业增添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和社会内容，但是实际上，把过多的社会责任压在这个角色头上，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还有可能使这个职业产生畸变。所以说，直接地寻求和追求社会正义，本来就根本不是一个律师的职责。律师是有他的职责的，他的职责就是，不论他的顾客是什幺人，在收取顾客费用的同时，就提供尽善尽美的法律服务，使他的顾客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公民权利。当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在必要的时候，都能够通过这样的法律服务充分享有了公民权利，真正的社会正义就已经得到体现了。
    《历史深处的忧虑》
    “陪审员作为一个个人，他相信被告是有罪的，但是作为一个陪审员，他认为检方的证据尚且不足，他会投票选择判定被告“罪名不成立”。这也是我前面所说的，我的美国朋友们对我提出的两个问题：“你认为辛普森是否有罪？”和“你如果是陪审员，是否会判他罪名成立？”他们会给出不同答案的原因。”
    《历史深处的忧虑》
    “记得我很久以前读到过一个笑话，说是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在谈什幺是最幸福的时刻。那些来自英、法、美的人谈的幸福时刻，都没有给我留下什幺印象，使我至今不忘的是一个来自斯大林肃反时期的苏联人。他说，当你早晨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发现一个人站在门口说，“伊凡·伊凡诺维奇，你被捕了”，你却能对他说，“对不起，伊凡·伊凡诺维奇住在隔壁”，这才是“最幸福的时刻”。当政府的权利没有任何限制，以至于膨胀到了百姓都要把这样的时刻当作“幸福时刻”的时候，也许街上盗贼是很少的，犯罪率是很低的，社会是“安定的”，法律是绝对不保护坏人的，但是这样的法律也同样是不保护好人的。”
    《历史深处的忧虑》
    “你一定记得前面的那些信里，每当我在一个方面回答了你的问题，介绍了美国人所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我就要同时告诉你，他们为此支付了什幺样的代价。让你对这些代价有清楚的了解，是我写这些信的真正出发点。我们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时代，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总有一些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向那些对于各种需求饥肠辘辘的民众，描绘不同食谱的美味午餐。于是这些人有了众多的追随者，甚至在他们的帮助下成就了自己的事业。这时候，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往往会不幸地冒出来。一种情况是，这是一份虚假的许诺，人们被土豆加牛肉的食谱所吸引，得到的午餐却是树皮加草根，令人大失所望。另一种更普遍的情况是，这是一份真实的午餐，可是，当人们被引到餐桌前，才发现一个早该想到的简单真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还未享受到，已经先被昂贵的代价所吓倒，不知那个当初引他们走向餐桌的家伙是有意还是无意，他竟然从来没有提起过这样的代价。这是不公平的。”
    《历史深处的忧虑》
    “事实上，奴隶制是一个社会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种族的罪恶，只是在美国，在一个历史阶段，它恰与种族相连。当时，奴隶主基本上都是白人，奴隶基本上都是黑人。但是，在今天，把这种制度的罪恶过度地和种族相连，并不是合理的事情，哪怕是在有这种历史负担的美国。一些善良的美国白人年轻人中，很多人至今还有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负罪感，和他们谈起来，他们比我还要不愿意提到黑人的“问题”，他们在潜意识里总觉得黑人的一切“问题”，都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白人造成的，我的朋友劳拉就是一个典型。也有一些人感到十分冤枉。比如我的朋友杰米，他就一肚子委屈地对我说过：“凭什幺一说白人就说是奴隶主，我的祖先移民来的时候也是穷人，最穷的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在美国确实曾经是出了名的穷），他们也是奴隶。“再说，那些白人怎幺买到的黑人，是他们的黑人奴隶主卖了他们！”他说的确实都是事实。我听了一名黑人主持人的谈论节目才知道，实际上，在美国历史上，还出现过自由身份的黑人蓄奴者。由此，你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制度的罪恶，而不是特定与某一种族相连的罪恶，但是，美国的历史却使得黑白双方都负担沉重。”
    《历史深处的忧虑》
    “早在1937年，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写过这样一段话：“有人会煽动以暴力推翻我们的制度，我们是应该把社会从这样的煽动中安全引导出来。但是，我们越是认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越是应该坚持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这样的宪法权利不受侵犯。坚持这样做，正是为了使我们能够通过和平的手段完成所要求的社会变化。几个世纪以来，共和制度就是建立在这一点上的，这也恰是一个依靠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的真正基础。”
    《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们特别注重个人意愿、个人生活和个人幸福，因此个人奋斗也就随之而天经地义，因为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反之，没有前者也就没有了后者的动力。同时，整个社会，从法律到人们的习惯，都高度尊重个人的生命、个人的幸福、个人的意愿和个人的意志，都把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的奋斗看作是高于一切的。这和我们中国人历来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认为个别的人可以为社会而牺牲，个人在伦理上也应该为社会而牺牲，有着逻辑上的不同。我们中国人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牺牲、天下为公的前提下的。如果人人都只顾自己，人人自私自利，何来社会公德？若无社会公德，哪有社会繁荣和人民幸福？美国人却是把社会的繁荣置于个人自由和个人奋斗的基础上的。他们觉得，如果没有个人意志的自由和个人生活的幸福，谁来奋斗？若无大多数人的奋斗，何来社会的繁荣？个人意志和社会利益孰先孰后，我不想多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亲爱的孩子：我要告诉你，虽然你懂我在圣经当中的许多教导，但你是否能突破不单单只是在思想上的了解，而是在实际的行动上也能全然的行出我所给你的教导。我不要你只是看过、读过，我要你全人全心的奉献摆上。去爱你身旁的每一个人，不需要害怕自己跨不跨的过去，因为我必全然帮助你。 Love your God
    《历史深处的忧虑》
    当辛普森案冗长的作证阶段把全美国都搞得失去耐心的时候，有一天，我和二群美国朋友在一起聊到正在进行的审判，大家开始取笑法官、取笑律师，拿这场审判开玩笑。后来，其中一个名叫戴尔希的白人女孩说，不管大家怎样取笑这场审判，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到最后还是确定不了辛普森是否有罪，那幺，就会有两种错判的可能：一是他真的杀了人而被放掉，二是他没杀人而被判了无期徒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宁可他是杀了人而被放掉了，也不愿意看到他是有可能被冤枉的，却待在牢里。对于这一点，所有在场的人都表示同意。
    《历史深处的忧虑》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也曾经是一个非常激进的脱离派从人格上来说，他是一个追求纯净和完美的人。但是，这种人格上的优点在非成熟期非常容易走向的一条歧路，就是不宽容。说白了道理很简单，正因为自己是个好人，他就眼里容不下砂子。向题在于，如果他追求的不仅仅是人格上的完美，还追求宗教信仰的完美的时候，就会容不下和自己不同的信仰、观点、意见。 追求完美在走向极端的时侯，终于成为一种缺点。他严以律己、也以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他容不下周围的缺点。
    《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在其特殊的移民背景所造成的复杂社会现状下，让它的人民享有这样的自由，这等于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风险巨大的世界自由实验室，走进去作一番观察，确实很长见识。但是如果只从一个角度去欣赏它的成功，或者只从另一个角度去嘲笑它的失败，都意义不大。
    《历史深处的忧虑》
    “记得在中国时，看过一个叫“鹰冠庄园”的美国电视连续剧，里面有这幺一个情节：一个美国女孩子和一个新移民恋爱了，一切顺顺当当之际，那位来自第三世界的小伙子却神情激动地宣称，他的母国发生了某一变化，他要舍弃一切回去参加自己民族的一场革命。　　这不仅仅是那个正在恋爱中的美国女孩子的困惑，这也是美国的困惑。他的居民乃至于公民是如此的“国际化”，你吃不准他们什幺时候属于你，什幺时候又突然不属于你。这里汇集了全世界最奇异和最纷杂的思想，最聪明和最零乱的思路，最清楚和最不可理愈的逻辑，最惊人和最怪诞的行为……，这一切原本应属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可是有一天他进入了你的国境，成了你的一员，他所附带的一切你就不能拒绝。全世界的问题都成了你的问题，全世界的麻烦也成了你的麻烦。
    《历史深处的忧虑》
    “随着在美国住的时间越长，越发现这里法律法规远比中国多得多。大大小小的公共场合行为细节，都有各种“法”在那里照管着。尤其印象深刻的，是这里执法很严。一旦违法，不管“违”的是作为一个新移民看上去多幺微不足道的“法”，都没有什幺通融余地。一旦给警察逮个正着，没有什幺人向警察求情或是陪笑脸的，因为这都白搭。更没有谁吃了豹子胆给警察递钱上去的，因为摊上“贿络警察”的罪名，事儿可就大了。一般都是公事公办，该接传票就接传票，该接罚单的就接罚单。这也是大量移民天天涌进美国，却还是能够维持不“乱套”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原来的法制基础很强，可以有能力把一些“不定因素”迅速纳入原来的法制轨道。 除了联邦法律之外， 各个州，市，县，镇，都有它们各自的法律。从一个新移民的眼光来看，一切都是相当严格的。”
    《历史深处的忧虑》
    “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当老板的是不是就非常自由呢?我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找工作去面试，雇主问你的年龄，是违法的;问你是不是有什幺残疾，是违法的;问你的婚姻状况，是违法的;问你的出生地和移民情况，是违法的;问你有没有孩子，是违法的;问你是否被逮捕过，是违法的……等等。也就是说，我们在中国进一个工作单位所填的正常表格，上面总是有年龄，籍贯，性别，民族，本人成份，家庭成份，何时入团，何时入党，何年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等等条款，如果，在美国一个雇主给你递上这幺一张表格，你拿着就可以对他说 “咱们法庭上见”了。这是怎幺回事呢?　　这些首先是源于1964年的民权法。六十年代是一个全世界都在那里骚动不安的年代。对于美国，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历史分界线。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美国，非常非常不同。六十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结果不仅仅是立法取消了种族隔离，它还使得自由派思潮广为流行。在六十年代之前，美国大致是雇主说了算的。但是，此后，保护每一个人的平等权利的观念浮到了表层上，尤其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比如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等等，他们的权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民权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1964年的民权法中有关雇主的规定，涵盖了所有25名以上雇员的企业，该法禁止因雇员的种族，宗教，肤色，性别，以及他的移民背景(母国)，而在雇用和工作条件等方面予以歧视。因此，如果雇主问了这些问题的话，他拒绝雇你的真正原因就有可能是“移民歧视”，“种族歧视”，担心妇女有孩子要影响工作……等等，而以这些原因剥夺一个人工作的权利，都是违法的。所以，干脆法律规定，这些问题都不准问。1967年的“雇员年龄歧视法”，又规定了不得对年龄40岁以上的公民在雇用上歧视，从此，雇主就连年龄也不能打听了。　　到了1972年，美国又制定了著名的“平权法案”，更规定了所有的政府机构和超过15名雇员的私人企业，...
    《历史深处的忧虑》
    “这些建国者们似乎对英国政府统治下的前车之鉴尚且记忆犹新，而且深痛恶绝。对于“中央政府”这个玩意儿依然疑虑重重，他们生怕逃出虎穴又落入狼口，生怕美国人民重新丧失他们刚刚得到的自由。也许你会说，这回该是轮到他们自己建立政府了，只要他们自己下定决心“施仁政”，不就得了，有什幺可犯难的。但是，他们似乎认为事情并不那幺简单。他们认为，国家机器自有它自己运转机制。只要建立起来，它就会成千上百年地运转下去。万一走上歧途，小小百姓根本很难与之匹敌。他们从与英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有体会，政府是可以随时调动包括军队在内的强有力手段的，而人民是势单力薄的;政府是由一大批精英组成的，而人民松散的，水平参差不齐的;政府是可以调动上千亿来自税收的财富的，老百姓手里的小钱是干不了什幺的。如果没有一种制度上的保证，那个原本期望是为人民效力的联邦政府，轻而易举地就可以做到金蝉脱壳，变成一个临驾于人民之上的怪物。到了那个时候，再想要“扭转乾坤”就太吃力了。因此，在制造这个巨兽之前，他们只觉得自己是在面临一场巨大的挑战。美国的建国者依然面对他们原来的问题：如何虎口余生-如何制造一个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人民的自由又不给它一口吃掉?对于他们来说，有一个思路是非常确定的，他们认为，所谓人民的自由不是什幺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具体的一个一个“个人”的自由，而对于这种自由最大的威胁，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有财力的，有执法权的巨大力量。因此，如果能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如果能在联邦政府的巨大威胁之下立法保护每一个具体的美国人的个人自由，那幺，抽象的“人民自由”就已经实现了。　　鉴于上述思路，他们在起草美国的宪法的时候，也就是在确立一个政府框架，制造美国的国家机器的同时，决定同时制定一些限制联邦政府权力，保护个人自由的条款，作为整个宪法的一部分。这就是著名的“权利法案”。
    《历史深处的忧虑》
    “美国的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的关键就是：言论自由与真理完全无关。　　其实很多国家的宪法都有言论自由这一条，并不是什幺稀罕玩意儿。那幺，美国的权利法案有什幺特殊的地方呢?它的特点就是规定了政府不得立法剥夺这种自由。也就是说，政府不能借口紧急状态，战争状态或其他任何非常状态，去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宗教，言论及出版自由。为什幺呢?就因为美国人对于这些权利的理解与我们当初的理解大相径庭。　　他们认为，这些自由是基本人权，即，这是一个人与生俱来天赋权利。如言论自由，只要是一个人，就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跟发表言论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恶棍没有关系，这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真理还是谬误也毫不相干。哪怕他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谬误，哪怕假设有一种方法，可以鉴定出他的思想不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绝对是谬误，他作为一个人，还是有权利说出他的想法来。说出来，是合法的。”
    《历史深处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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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达
    林达
    国籍： 美国
    林达简介：
    林达，美籍华人作家夫妇丁鸿富、李晓琳共用的笔名，另有丁林、Dinglin2等笔（网）名。两人均于1952年出生于上海，1978年进入大学，早年曾在黑龙江省插队，1991年移居美国后开始写作。林达以书信形式讲述美国社会故事，创作「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包含《历史深处的忧虑》《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作品，介绍美国法律、政治制度的发展过程及思想原则。其写作领域涉及宪政、法治、历史等领域，并在《南方周末》《新京报》等报刊开设专栏。代表作品还包括《带一本书去巴黎》《西班牙旅行笔记》等旅行笔记，以及《扫起落叶好过冬》《一路走来一路读》等文集。...(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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