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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苏珊·桑塔格经典语录/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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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米丽（摇晃着）教皇。他能祝福，可他能拯救吗，他能诅咒吗？不能。
    《床上的爱丽斯》
    艾滋病强化了那些十分不同却又互为补充的话语的力量，这些话语越来越经常地为我们这个社会里那些习惯于为自己提供快乐的人所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被引导到自我约束、自我节制（节食、运动）的计划中来。小心你的欲望。照顾你自己。不要放纵自己。很久以来，以健康的名义或以塑造理想身体外观的名义，人们对某些过度的欲望施加了种种限制——是自愿的限制，是自由的实践。
    《疾病的隐喻》
    有关结核病的神话还不仅仅是提供了关于创造性的一种描述。它还提供了一种不再局限于艺术家小群体的重要的波希米亚生活方式。结核病患者成了一个出走者，一个没完没了地寻找那些有益于健康的地方的流浪者。
    《疾病的隐喻》
    正因为癌症隐喻如此偏激，它才尤其带有偏见—对偏执狂患者来说，对那些想把战争转化为圣战的人来说，对宿命论者（癌症=死亡）来说，对那些执迷于非历史的革命乐观主义（即认为惟有最激进的变革才可取）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顶呱呱的隐喻。
    《疾病的隐喻》
    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甚至是抚慰作用。不过，要摆脱这些隐喻，不能仅靠回避它们。它们必须被揭露、批判、细究和穷尽。
    《疾病的隐喻》
    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与自浪漫主义作家时代始建立起来的肺结核与精神活动提升之间的关系一样，当梅毒与精神活动提升（“狂热”）之间的关系被建立起来时，梅毒试图获得某种模糊的正面联想。似乎是为了向那些在梅毒引起的精神错乱中离开人世的著名作家和艺术家聊表敬意似的，人们逐渐相信，神经性梅毒引起的大脑损伤实际上会激发原创性的思想或者原创性的艺术。托马斯·曼的小说可以说是二十世纪早期的各种疾病神话的仓库，他把关于梅毒的这一看法作为对其作品《浮士德博士》具有核心意义的冥想，其主人公是一位伟大的作曲家，他自愿感染上梅毒一一魔鬼向他保证，他所受到的感染将只限于中枢神经系统，并赋予他二十四年的光辉夺目的创造力。E·M·西欧朗回忆他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罗马尼亚时，对梅毒的羡慕之情如何出现在他少年时期对文学荣耀的期待中：他幻想着发现自己已染上梅毒，由此被给予了富于天才般超常创造力的数年光阴，然后就精神崩溃，陷入疯狂。对这种具有神经性梅毒特征的精神分裂症的浪漫化，是二十世纪把精神疾病作为艺术创造力或精神原创性的源泉的那种更加顽固的幻象的先行者。然而，对艾滋病来说一尽管此病也经常引发作为晚期症状的精神分裂症却没有出现这种补偿性神话，也似乎没有出现的可能。像癌症一样，艾滋病不允许浪漫化或情感化，这也许是因为它与死亡的关系过于密切。
    《疾病的隐喻》
    从词源上说，患者意味着受难者。令人深为恐惧的倒不是受难，而是这种受难使人丢脸。疾病不仅是受难的史诗，而且也是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的契机，这一点，得到了感伤文学的肯定，更令人信服地由医生一作家提供的病案史所肯定。某些疾病比起其他疾病来说似乎更适合这种思考。奥利弗·萨克斯利用灾难性的神经疾患作素材，来描绘受难与自我超越，身体衰弱与精神昂扬。他的伟大的先驱者托马斯·布朗爵士为类似的目的而利用结核病，以此来思考一般的疾病，在《至交谢世之际致友人书》（一六五七）中，他从有关结核病的耳熟能详的陈词滥调中读出了那种前浪漫主义的意义：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病法（“一种缠绵之病”），也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死法（“他温柔的死”）。有关这种温柔的或从容的死的假想——实际上，因结核病而死通常是难忍的，是极度痛苦的——是围绕着大多数不被认为具有伤风败俗或有辱身份色彩的疾病而建立起来的那种神话的一个组成部分。
    《疾病的隐喻》
    桑塔格在行文中还使用了另外一个词义与“foreign”和“exotic”有重叠之处的词“alien”（外国的，外侨的，异己的，另类的，等等）。但在当今这个“政治上正确”意识普遍觉醒的时代，这些词用起来都很谨慎，因为它们都含有“排斥”的含义，例如，在美国官方文件上，谈到“外国留学生”时，不用“foreign students”，而以“international students'”取而代之。这也是为什幺一些到中国留学或旅行的美国人听到中国人称他们为“老外”（其实这并没有丝毫恶意）时，会感到受了侮辱。——译者
    《疾病的隐喻》
    或许，艾滋病正在拓展人们的习性，使其对从核武器的储存和炫耀中展现出来的全球毁灭远景变得习以为常。伴随大灾难修辞的膨胀而来的，是大灾难的与日俱增的现实性。一个永恒的现代故事情节：大灾难隐隐迫近…然而，它并没有出现。它仍然在隐隐迫近。我们似乎处在一种现代大灾难的阵痛中。有一个还没有发生的大灾难，但其结果怎样，尚无人知晓：我说的是那些悬在我们头顶上、环绕整个地球的导弹，其核弹头能把地球上的全部生命毁灭很多次，但它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射出去。
    《疾病的隐喻》
    此外，还出现了对这些事件的最终结果的预测。现实少说也经历了两次分裂，裂为真实存在之物与其替代版本。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图像。既有事件，又有事件的投影。不过，对人们来说，既然真实事件似乎经常与图像一样缺乏现实性，需要通过自己的图像来确认自身，那幺，我们对事件的当下反应，就得采取与之相适的计算方式，从事件以投影的、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心理影像中来确认事件。
    《疾病的隐喻》
    他怀疑德国人出于他们受伤害的自尊，现在正为自己塑造一种新的形象，他们想象自己是一个被挑选出来的拯救世界的民族。这些满怀敬畏之情的观众见证了元首的专机穿过云雾笼罩的崇山峻岭，逐渐下降到地面；他们共享的悲剧性历史在悼念战场死者的仪式中被唤起一正如马克西米利安给我们描述的那样，在悼念仪式中，希特勒、赫斯和希姆莱伴着一首使整个民族的灵魂都从内心深处激动不已的丧礼进行曲，迈步穿过宽阔的大道，两边站着那些排得笔直、由新国家政权制造出来的、由一动不动的德国人体组成的行列和队伍；人们看到那些为祖国的毁灭奉献了一生的士兵，看到旗帜组成的森林在照进黑夜的手电筒光下神秘地飘动着
    《疾病的隐喻》
    不，「总体」馨学就如同「总体」战争一样不可取。爱滋病导致的危机也非「总体」危机·我们眼下并没有遭受侵犯·身体不是战场。爱滋病患者既不是在劫难逃的牺牲品，也不是敌人。我们—一医学和社会一并没有被授予什么权力，来不择手段地进行反击…对军事隐喻，我愿衍译卢克莱修的话：把它交还袷战争的制造者吧。
    《疾病的隐喻》
    正因为爱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一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一一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环是，做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回圈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爱滋病之所以变得如此众所周知，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它在富裕国家首先侵袭的是这么一群人：全是男性，几乎全为白人，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能说善道，知道怎样游说和组织，以引起对爱滋病的公共关注，获得对抗爱滋病的公共资源。由于爱滋病被这样表现出来，引起了我们对它的高度意藏。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临于特权人口的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型。 生物学家和公共衡生官员所预测的前景’远此人们所能想像的或社会（以及经济）能够承受的要糟糕得多·当人们每天都读到对爱滋病病例通报率最高的美国所造成的损失的骇人估算时，那些负责任的官员对轻济和卫生服务
    《疾病的隐喻》
    我的观点是，疾病并非隐喻，而看待疾病的最真诚的方式一同时也是患者对待疾病的最健康的方式一是尽可能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
    《疾病的隐喻》
    “他们的话如同癌瘤一样扩散。”在癌症的早期修辞性使用中，癌症被当作“懒散”或“懒惰”的隐喻。从隐喻上看，癌症这种疾病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它的主要隐喻暗示着一种地形学（癌瘤“扩散”或者“增生”，或“散布”；肿瘤通过外科手术被“切除”)，而其最令人恐惧的后果，除死亡外，是对身体某个部分进行摘除或切除。
    《疾病的隐喻》
    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象，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一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癌症意象并不是某种特定的政治观的专有物。
    《疾病的隐喻》
    在大多数有关核战争的谈论中，。谁若持理性之论（即专家自己的描述），就意味着他不承认人类的现实，而谁若情绪化地谈到哪怕一点有关人类（即那些自认为受到威胁的人）所面临的险境的话题，就意味着他坚持不切实际地要求迅速解除危险。
    《疾病的隐喻》
    的结核病，人们因此就把结核病想象为某一器官的病，与癌症不同。而是因为有关结核病的神话并不适合脑、喉、肾、脊椎以及其他一些部位，尽管结核杆菌同样能分布在这些部位，但它却特别适合那种与肺部有关的关于结核病的传统想象（呼吸、活力）。 肺部是位于身体上半部的、精神化的部位，在结核病获得被赋予这个部位的那些品质时，癌症却在攻击身体的一些令人羞于启齿的部位（结肠、膀胱、直肠、乳房、子宫颈、前列腺、睾丸）。身体里有一个肿瘤，这通常会唤起一种羞愧感，然而就身体器官的等级而言，肺癌比起直肠癌来就不那幺让人感到羞愧了。现在，一种非肿瘤形式的癌症出现在商业电影里，取代了结核病曾经包揽的那个角色，成了夺去年轻人生命的罗曼蒂克的病（埃里奇·西格尔《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不是死于胃癌或乳腺癌，而是死于白血病 —对这种“白色的”或类似结核病的疾病，外科手术对它无能为力）。①
    《疾病的隐喻》
    ……浪漫派把疾病当作自己悠哉游哉的生活和逃避资产价级又务的托辞，为的是只为自己的艺术活着。这是从世界抽身引退，不去承担作决定的责任。
    《疾病的隐喻》
    ……而为现代幻象所包围的那些疾病——结核病和癌症——则被视为自我审判的一种形式，自我背叛的一种形式。 就前现代对疾病的看法而言，人格的作用被局限于患者患病之后的行为。像任何一种极端的处境一样，令人恐惧的疾病也把人的好品性和坏品性统统都暴露出来了。然而，对流行病的常见的描述，侧重于疾病对人格的毁灭性影响。史家们越是不受这种先人之见的左右，即疾病是对邪恶的惩罚，那他的描述就越发有可能浓墨重彩于该流行病的扩散所昭示出来的那种道德腐败。
    《疾病的隐喻》
    “病人自己创造了自己的病，”格罗德克写道，“他就是该疾病的病因，我们用不着从别处寻找病因。”“杆菌”在格罗德克所开列的那份纯粹“外在病因”的名录中高居首位——随后是“寒冷、暴食、暴饮、劳作以及其他种种病因”。他坚持认为，“正因为察看我们的内部会引起不快”，所以医生们情愿“以预防、消毒等方式来对付外部病因”，而不正视那些真正的、内在的病因。卡尔·梅宁格最近表述道：“疾病之诱因，部分来自外界对患者的影响，但更多地则来自患者对待世界的方式，来自他对待自己的方式……”这种荒谬而又危险的观点试图把患病的责任归之于患者本人，不仅削弱了患者对可能行之有效的医疗知识的理解力，而且暗中误导了患者，使其不去接受这种治疗。据认为，治疗主要取决于患者的自爱能力，这种自爱能力已经受了痛苦的考验，或已遭到了削弱。
    《疾病的隐喻》
    此外，一种特别现代的偏好是对疾病进行心理方面的解释，恰如它偏爱对其他任何东西进行心理解释一样。心理学解释似乎为那些人们事实上控制不了或几乎控制不了的经历和事件（如染重疾）提供了控制方法。心理学解释瓦解了疾病的“现实”。人们必须对现实进行解释（它其实意味着什幺什幺，或，它是什幺什幺的象征，或，它必须如此如此解释）。对那些活着时既不接受宗教赋予死亡的那种慰藉、又不接受死亡（或其他东西）是一个自然过程的人来说，死亡是令人厌恶的神秘之事，是最终的羞辱，是不能控制之事。它只能被否弃掉。心理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大部分来自它是一种升华的唯灵论这一事实：以一种世俗的、貌似科学的方式肯定“精神”对物质的优先性。疾病这种无法避免的物质现实可以被赋予一种心理解释。死亡本身也最终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心理现象。格罗德克在《它之书》（他这里谈到的是结核病）中宣称：“那些想死的人，那些不能承受生命的人，才会死。”自弗洛伊德和荣格始，众多的心理学思想都暗含着这幺一个许诺，即死亡在当今是可以被战胜的。
    《疾病的隐喻》
    ……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说某事像疾病一样，是指这事恶心或丑恶。
    《疾病的隐喻》
    用来描述癌症的语言让人联想到一种不同的经济灾难：不受节制的、畸形的、混乱：的增长导致的经济灾难。 早期资本主义认可按计划花销、储蓄、结算以及节制的必要性——是一种依赖于对欲望进行理性限制的经济。结核病被描绘成了这幺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十九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消耗，浪费，以及挥霍活力。发达资本主义却要求扩张、投机、创造新的需求（需求的满足与不满足的问题）、信用卡购物以及流动性——它是一种依赖于欲望的非理性耽溺的经济。癌症被描绘成了这幺一些意象，它们囊括了二十世纪经济人的种种负面行为：畸形增长以及能量压抑，后者是指拒绝消费或花费。
    《疾病的隐喻》
    ……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它们时不时地出现在浪漫派把心与脑、冲动与理性、自然与人工、乡村与城市对立起来的奇谈阔论中。 癌症隐喻将离弃城市这一主题扩展了。当城市事实上还未被看作是致癌环境前，城市自身就已被看作是癌症一是一个畸形的、非自然增长的地方，一个充斥着挥霍、贪婪和情欲的地方。
    《疾病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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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珊·桑塔格经典语录/名句/语录
    苏珊·桑塔格
    国籍： 美国
    苏珊·桑塔格简介：
    苏珊·桑塔格，是美国著名的作家和评论家著名女权主义者，她被认为是近代西方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性的女作家及评论家。她的写作领域广泛，以其才华、敏锐的洞察力和广博的知识著称。著作主要有《反对阐释》（Against Interpretation），《激进意志的风格》（Styles of Radical Will），《论摄影》（On Photography），《艾滋病及其隐喻》（AIDS and Its Metaphors）和小说《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另外其子David Rieff将其日记与笔记编成一本书《Reborn:Journals and Notebooks（1947-1963）》。2000年，她的历史小说《在美国》获得了美国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s）。...(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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