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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有一种檀长的本领,就是“擅忘”和“擅醉”,吃得饱一些的人,他们行为和思想都同饥饿的人有显明的差别,所以,在文学上,某一个时代,某一个阶层,一定有他们自己欣赏的范围和代表的作品,这些都是起变化的,假如他们从某一种人跳到另一等人的话,他们的行动和思想以至对艺术的看法,或生活的意义,立刻有了明显的差别。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的时候,他的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是后来他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肆描写女人的生殖器,细腻之至。从这件事上看沈从文依然姓沈,写文章依然写文章,似乎没有变,可是他的文章内容变了,人无耻了为了什么,因为他发挥了人类的“擅忘”和“擅醉”的长处,压根儿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人,是这一个缘故,他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似乎洋房和沙发命令他要沉醉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知识分子,只要稍有些聪明的人,立刻懂得这个,古人称之为及时行乐,今人称之为利用环境。如此而已,可是我觉得非常难受。 十年来我看清了自己的能力和性格,我的能力非常低,可是我的性格和骨头还是没有因为颠沛而丧尽,我对自己常常是不满意的,正如对人家也不怎么满意,这是老实话。我常想,难道我活下来就这么想求得一个安安稳稳荫蔽之地,找一个老婆弄个儿子,于是每天吃饭,到老叹出最后一口气、死掉…难道这就是我的生活么?老朋友,但愿我们有限的几个人都不要活得像这样可怜。
    《回望》
    关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一九三九年经王安娜介绍给刘少文见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后者要她回沪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界不得为“汉奸”身份有所辩解,她服从了组织决定,接受任务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后再调去《女声》杂志社。[《潘汉年传》/尹骐]……潘汉年又叮嘱她(引注:关露)说:“千万要记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点头说:“我不辩护。”……一九四三年八月,关露作为汪伪妇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一直在该刊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欲以“汉奸罪”起诉她(也清楚她曾参加“左联”),组织上调她去解放区,安排在新华社范长江处工作,不久即遭遇“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后在建设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一九五七年出狱,一九六七年起被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对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十个月后,关露自杀去世。父亲在一九五八年一次有关情报工作的发言(稿)中说:“关于关露同志的情况,文艺界在纪念她,情报系统也应当纪念她。”
    《回望》
    ……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回望》
    ⋯⋯之后,也即我父亲运交华盖、正式被逮捕、取消所有待遇的一九五五年,祖母又随着我母亲和三个孩子搬到附近陕西南路六十三弄,住进我外公解放前购置的一幢三层洋楼。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个地段尚无热闹的地铁站,静谧无人,时会见一个推着磨刀剪小车的落魄白俄远远过来,腰杆笔直,旧西装纤尘不染,清晨常听淮海路上有轨电车经过,嗡嗡作响,再就是我牢固记忆里铜铃低音,一直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意味着附近有母马经过,中国人或白俄,牵一匹白马或灰马,慢慢慢慢走过附近街道,马脖子挂一小铜铃,听到了铃声,居民端着搪瓷碗或茶缸出门⋯⋯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祇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衹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蠕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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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金宇澄,1952年出生,被称为小说界的潜伏者。《上海文学》的编辑,2012年以满纸沪语完成了一部描写上海市民生活的长篇小说《繁花》,一问世就反响强烈,一举摘得中国小说学会评选的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长篇小说第一名。2013年凭借《繁花》获得第11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第二届施耐庵文学奖和第一届鲁迅文化奖年度小说奖。(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