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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3967条关于"茨威格"的句子：本页收录的茨威格经典语录名句/茨威格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茨威格经典语录名句可以了解茨威格的文字风格。
    对他们来说，秩序从来就比自由和权利更重要。歌德就曾说过，一片混乱比不公正更令他厌恶。所以，当时谁要是许诺建立秩序，一下子就会有数以千万计的追随者跟着他走。
    《昨日的世界》
    不过，我却回想起我在短暂的俄国之行时在列宁格勒和当时出版我著作的人的一次谈话。他跟我说，他以前曾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有过非常美好的光景。我问他，为什么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在革命爆发后就立刻离去？“啊呀，”他回答我说，“那个时候谁会相信，像一个什么委员会和一个什么士兵共和国这样的事情会超过两个星期的时间呢？”当时的奥地利人就像他一样，不愿意抛弃自己原来的生活而自欺欺人。
    《昨日的世界》
    那出闲剧为什么当时会使我如此愤慨，恐怕我需要从历史上加以说明，因为欧洲和世界上的人近几十年来几来已经忘记了个人的权利和公民的自由曾是多么神圣。自1933年以后，搜查、随便捕人、查抄财产、逐出家园和国土、流放以及各种形式的贬谪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事；在我认识的欧洲朋友中，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这类事情。可是在1934年初，搜查私人住宅当时在奥地利还是一种莫大的侮辱。要对像我这样完全脱离政治、多少年没有行使过自己选举权的人的住宅进行搜查，必须有特别的理由。实际上那也是典型的奥地利做法。
    《昨日的世界》
    话又说回来，也许我在维也纳的所有朋友们在最终的意义上要比我更有智慧，因为他们只是在事情真的发生时才感到痛苦，而我却在事先的想象中就已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时我又第二次感到痛苦。不管怎么说，我再也无法理解他们，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我从第二天起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何必让那些不想被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 但是，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两天里把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和每一个古老的角落都凝望一遍时，心中却怀着“永远不会再回来了！”这样无声的绝望，人们不会把我这样的话当做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会相信绝对是最真实的。当我拥抱我的母亲时我就带着这样一种隐藏的感情：“永别了，妈妈！”我对那座城市里的一切和那个国家里的一切所怀的感情都是：“永远不会再相见了！”我意识到那是最后的告别，永远的诀别。列车驶过萨尔茨堡一那里有我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列车驶进火车站后，我却没有下车。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户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是我没有去张望。看了又有什么用呢？一一我永远也不会再住进那所房子了。当列车越过边界的那一刹那，我像《圣经》中的祖先罗得〔1）一样，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化作了尘土与灰烬，一切都凝结成了像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昨日的世界》
    纳粹分子现在已不仅仅是掳掠抢夺，而是恣意放纵任何一种复仇私欲。大学教授必须用赤裸的双手擦洗马路，虔诚的白胡子犹太人被拽进犹太教堂，由狂叫怒吼的青年纳粹分子逼着跪下齐声高呼“希特勒万岁”。纳粹分子像逮兔子似的在大街上把无辜的人抓捕在一起，押他们到冲锋队的营房去打扫厕所。病态的、卑劣的仇恨狂人过去只能在无数的黑夜里痴心妄想的一切，如今却在光天化日之下得到发泄。他们闯进民宅，从吓得发抖的妇女们身上抢走耳朵上的珠宝首饰一类似这样的洗劫在几百年前的中世纪战争时期也曾发生过；可是，那种以当众折磨别人为乐的无耻行径、摧残人的心灵、花样百出的侮辱却是以往不曾有过的。所有这些罪行不是由个别人而是由千万个遭到折磨的人记录下来的。而到了一个比较安宁的时代一不像人们今天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人们将会毛骨悚然地读到：一个空前绝后的20世纪仇恨狂人在那座文化名城维也纳究竟犯下了什么样的罪行。因为那是希特勒在他的各种军事和政治的“胜利”中最最可怕的“胜利”，那个家伙竟然成功地运用不断升级的办法扼杀了任何法律观念。
    《昨日的世界》
    我们这些人以前坐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谈论的尽是一些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或者打听应该申请长期签证呢还是申请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在上个世纪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结下友谊更为重要。我们凭着天生的悟性始终会感觉到，我们是被施予者而不是施予者。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我们不停地受到盘问、被登记、编号、检查、盖章。时至今日，我，作为一个出生在比较自由的时代、不愿被教训的人，作为一个梦想中的世界共和国里的公民，我还一直觉得我的护照上的每一个图章犹如犯人额上的一个烙印，每一次盘问、每一次搜查犹如一种侮辱。不过，那是一些小事，始终只是一些小事，我知道，在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比货币的价值跌落得更快的时代里，那些确实都是小事。但是，只有当我们把那些小事作为时代的症状记录下来，以后的时代才有可能将正常的精神状态和精神失常的临床表现记录下来— 那种精神失常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笼罩着我们这个世界。
    《昨日的世界》
    那些动作最快、最先离开德国和奥地利的人还能抢救出自己的衣服、箱子和家什，有些人甚至还带了一些钱。但是，如果一个人信任德国的时间愈长，愈是舍不得离开自己所爱的祖国，那么他受到的惩罚也就愈重。纳粹先是剥夺了犹太人的职业，继而禁止犹太人去剧院、电影院、博物馆，禁止犹太族的研究人员使用图书馆；事情虽已如此，但是那些犹太人仍然留在奥地利，他们有的出于忠诚，有的出于惰性，有的出于胆小，有的出于自尊。他们宁愿在自己的祖国受欺凌，也不愿在他乡当乞丐、受侮辱。接着，纳粹夺走了犹太人的仆人，拆走他们家中的收音机和电话机，然后没收犹太人的住宅，最后强迫犹太人佩戴大卫王之星1）的标志。
    《昨日的世界》
    其实，谁也不愿要战争，各国人民不要，政府也不要；这次战争原本是外交家们用来虚张声势和作为讹诈手段的，却不料由于笨拙的手腕而弄假成真，违背了他们自己的意图。维也纳大街上走着各种队伍，突然之间到处是旗帜、彩带、音乐。年轻的新兵喜气洋洋地在行军，脸上非常得意，因为人们在向他们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欢呼，而他们平时是不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庆贺的。 说实在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实有一些吸引人的崇高之处，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尽管我非常憎恶战争，但我今天仍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当然，成千上万的人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受：他们觉得自己都属于一个整体一要是他们在和平时期有这种感受就好了。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觉得自已在那个时刻就是世界的历史，觉得他们共同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自我”融化到那火热的集体中去，以便在其中克服各种私心。所有那些在地位、语言、阶级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别都被那种短暂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感情所淹没。不相识的人在大街上互相攀谈，多年来互相回避的人在握手，人们到处看到精神焕发的面容；每个人都经历着一个提高“自我”的过程；每个人都不再是以前那个孤立的人，而是群众的一分子；每个人都是人民，是人民中的一员；每一个平时不受尊敬的人都得到了重视。一个邮局的小职员 一他平时就是从早到晚分拣信件，从星期一分栋到星期六，从不间断或者一个抄写员、一个鞋匠，突然之间在自己的生活中有了另一种富有浪漫色彩的机遇：他将来有可能成为英雄。而且妇女们已经在向每一个穿军装的人表示庆贺；那些留在后方的人已提前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 一“英雄”和每一个穿军装的人打招呼。他们都承认有一种莫名的力量使自己脱离了原来生活的轨道。纵然是母亲们的悲伤、女人...
    《昨日的世界》
    赖自己的权威人物，从不疑虑。在奥地利，没有一个人敢想：最最尊敬的一国之父—— 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在他八十四岁的时候，如果没有特别的必要，他会号召人民起来斗争；没有人敢想，如果没有凶残、狡猾、罪恶的敌人威胁着帝国的和平，皇帝会要求人民去流血牺牲。再说，德国人也都事先在报纸上看到过自己的皇帝致沙皇的电报，德国皇帝在那些电报中一再声称要为和平而斗争。当时每一个普通人还都非常崇敬“高端人物”一大臣们、外交家以及他们的判断和诚实。如果发生了战争，那么这只能是违背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家们意愿的事；那些政治家自己是不可能有过错的。全国没有一个人有一丁点儿过错。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罪犯必定是在别的国家。拿起武器是一种自卫，是针对卑鄙阴险的敌人的一种自卫。是敌人在毫无道理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了和平的奥地利和德国。而到了1939年，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对自己政府的诚实或者至少对自己政府的能力近乎宗教般的信任已在整个欧洲消失。
    《昨日的世界》
    在英国，自从《慕尼黑协定》提出所谓“为了我们这一代和平”以后，没有人再相信张伯伦）的远见。在意大利，群众恐惧地眼望着墨索里尼，在德国，群众恐惧地眼望着希特勒，心想：他又要把我们引向哪里？当然，他们不能反抗，因为这是关系到祖国的事。于是，士兵们拿起枪杆，妇女们让自己的孩子出发上前线，但是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抱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服从，但不会欢呼。人们走向前线，但不再梦想当英雄。各国人民和每一个人都已经感觉到，自己只不过是牺牲品，不是为了世界上愚蠢的政治当牺牲品，就是为了不可捉摸的险恶命运当牺牲品。
    《昨日的世界》
    不过，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谢正直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有的因年事大高，有的因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兵役，但他们都诚心诚意地认为自已有责任去做一种辅卧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有负于德意志语言，因而也有负于德意志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德意志语言来为自己的德意志人民效劳，让德意志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必将惨败 一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完全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本应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之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是在那最初的几个月里，谁喊得最凶，谁的听众就最多。于是，敌对双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大声呐喊和为自己唱赞歌。
    《昨日的世界》
    商店上的法语和英语招牌不得不被摘下，甚至有家修道院因名为“纯洁的少女”（Englischen Fraulein）而必须更名，因为人民已慷慨激昂，殊不知此处的“Englisch”（天使的、纯洁的）乃是“天使”（Engel）之意，而不是指盎格鲁-撒克逊人。那些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者盖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字样。社交界的妇女们发誓（并写信给报纸声明），她们辈子不再说一句法语。莎士比亚被赶出德国舞台。莫扎特和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德国的教授们声称，但丁是日耳曼人，法国的教授们声称，贝多芬曾是比利时人。他们肆无忌惮地把精神文化财富像粮食和矿砂似的从敌国抢来。欧洲各国成千上万安分的百姓每天在前线互相残杀，这还不够。人们还互相在后方辱骂、中伤敌国已经死去的伟人一他们默默地在自己的坟墓里已经躺了几百年了。这样的精神失常变得越来越荒唐。从未走出过自疗住的城市和上完学以后再也没有打开过地图册的炉灶边的厨娘竟相信，奥地利如果没有“桑复克”（Sand8cak，液斯尼亚边境的个小地方）就无法生存。马车夫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要求多少被争赔偿，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并不如道十亿究竟是多少饯。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社会阶层不陷入到那种可怕的歌断底里的仇恨之中。教士们在祭坛上说教；一个月前还把军国主文通责为最大犯罪的社会民主党人聒噪得比其他人更厉害，为的是要遵照威廉皇帝的旨意，不当“卖国贼”。那是无知的一代人的战争，恰怡是各国人民一味相信自己这一方事业的正义性，成了当时最大的危险。
    《昨日的世界》
    仿佛是对恐惧的思虑使他精疲力竭。他说：“如果只能到国外去，那么就到国外去！战争永远是樊笼。”然后他就走了。我又再次成了孤独一人。
    《昨日的世界》
    人生的道路是由内因决定的：我们的道路往往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是极混乱的、没有道理的，但它终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昨日的世界》
    我还看到犹太人聚居区居民的。从未底想到的因境，他们八个人或十二个人挤在一间平房或者地下室的房间里。而且我还第一次看到了“敌人”。我在塔尔努夫遇到第批押解在途中的俄国战俘。他们坐在一块围着栅栏的四方形地面上，吸着烟，聊着天，由二三十个年纪较大的、绝大多数蓄着胡须的蒂罗尔1）人看守着。那些蒂罗尔人是战时应急被征入伍的，如今也衣衫褴楼，无依无靠，跟那些战俘一样，和我们在国内画报上登载的脸面修得光洁、穿着崭新制服的士兵很少有相似之处。不过，奥地利士兵对战俘的看守没有一点儿严厉苛刻的意思，那些战俘也丝毫没有要逃跑的迹象。奥地利看守们根本不想对那些战俘进行严格的防范，他们和战俘像同伴一般坐在一起，只是他们在语言上互不相通，双方才闹出特别多的笑话来。他们互相敬烟，互相开玩笑。有一名蒂罗尔的超龄士兵从一只又旧又脏的皮夹子里掏出几张妻儿的照片给他的“敌人”看，“敌人”们一张一张地欣赏着，还用手指着问那个蒂罗尔人，孩子是三岁还是四岁。我不由得感到，那些粗鲁、淳朴的人对战争的看法要比我们的大学教授和作家们正确多了，他们认为：战争是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灾难，他们无力抗拒，而每个陷入这种厄运的人，都是同病相怜的兄弟。
    《昨日的世界》
    他们完全是像另支军队笔官。我昨天看到的军官们由于运送伤员的缘故会从他们的衣服、嘴巴、鼻子里散发出一股碘酒气味。我今天看到的军官们是怎样去买紫罗兰向女士献殷勤。我还看到漂亮得无可挑剔的小轿车在大街上行驶，里面坐着胡子刮得精光的、衣冠楚楚的男土。而所有这番景象离前线只不过是八九个小时的快车路程呀！但是，难道我们有资格指责他们吗？他们活着，而且想生活得快乐，难道这不正是人的最自然的天性吗？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感觉到一切受到了威胁，他们才尽量享受能享受的一切呢：哪怕是几件漂亮衣服，哪怕是最后几小时愉快的时光！恰恰是因为我看到过人是一种非常脆弱、非常容易被摧毁的生命，一个小小的铅丸在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就能把人的生命连同他的记忆、认识和狂喜一起击得粉碎，所以我才会理解，在波光粼粼的河畔，一个如此瑰丽的上午会驱使数以千计的人去享受阳光，去感受自身的存在，去感受自身的血液，去感受也许已增添了力量的自己的生命。我几乎已经对这些起初使我感到吃惊的情景渐渐释然。而那个殷勤的餐厅招待却又偏偏给我送来一份维也纳的报纸，我耐着性子看起来。这才使我真正恼怒呢。报纸上登的尽是废话，说什么胜利的意志不可动摇，说什么我们自己部队的损失非常少，敌人的损失非常大，看了让人恶心。那些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关于战争的谎言不断向我袭来！我彻悟了，有罪的不是那些散步的人、那些漫不经心的人、那些无忧无虑的人；有罪的是那些用语言来煽动战争的人。倘若我们不用自己的语言去反对他们，那么，我们也是有罪！
    《昨日的世界》
    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一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写死亡的假英雄主义；那种丧尖良知的预言家的廉价乐观主义。那些预言家们侈谈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胜利，红乐上是延长互相残杀的时间。在这两种主义背后，用钱收买来的合队也是我的敌人。正如韦尔弗尔在他的优秀诗歌中斥责的那样，他们净是“战争的吹鼓手”。谁表示怀疑，谁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一反正他们自己在战争中不会受苦 一谁就会被打成叛徒。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有这么一帮子人一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而在他们轻率地招惹来的灾难降临的时刻，他们自己也手足无措了。还是这么一帮子人，他们嘲笑特洛伊的卡桑德拉，嘲笑耶路撒冷的耶利米〔1）。我先前对这两个形象的悲剧性和伟大从未理解得有像这会儿这样深刻。我们当时所处的时代和这两个人物形象所处的时代实在太相似了。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什么“胜利”，我只清楚一点：纵然在付出巨大牺牲的条件下可能取得胜利，但这胜利也补偿不了牺牲。虽然我这样提醒过，但在我所有的朋友们中间我是孤立的。在第一枪打响以前就发出狂乱的胜利吼声 —犹如在战役开始以前就分配战利品一样，这就常常使我怀疑，究竟是我自己在那些聪明人中间神志不清呢，还是众人皆醉我独醒。
    《昨日的世界》
    我深信，任何想以抛头露面来使自己遐迩闻名的人，无意之中会使自己生活得像一个“镜中人”一用韦尔弗尔的话来说，一举一动刻意追求某种风度。而一般说来，随着那种外表上的变化，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也就失去了。如果我今天还能从头开始，那么我一定会用另外一个名字，一个杜撰的名字，用一个笔名来发表自己的作品，这样我也就能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所带来的喜悦，又能享受隐姓埋名所带来的愉快生活，因为像这样一种两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已充满魅力和无穷的惊喜！
    《昨日的世界》
    怎么会这样呢？无非是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半，是时间残酷地使人们猛然清醒。经过战场上的可怕流血之后，高烧开始降温。和慷慨激昂的最初几个月不同，人们现在用更冷漠的眼光目睹着战争。那种同仇敌忾的情感开始松懈，因为他们从现实中丝毫没有感觉到哲学家和诗人们大肆鼓吹的所谓伟大的“道德净化”。整个民族出现了一道巨大裂痕；整个国家仿佛分裂成了两个不同的世界，前方是浴血奋战的士兵，由于给养和药品的匮乏而痛苦不堪，后方是无忧无虑留在家里安然度日的人，他们有的挤在剧院里，有的还要乘他人之危敛取钱财。前方和后方的界限显得越来越分明。官场腐败，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的事层出不穷，谁都知道用金钱或者利用好关系可以谋取好处，而另一方面，那些颜于毙命的农民或工人却不断地被驱人战壕。因此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开始毫无项忌地自找门路。由于无耻的中间买卖，生活必需品越来越贵，食品逐日紧缺，群众生活困苦，而那些靠战争得利的人却过着令人羡幕的奢侈生活，犹如在荒凉的沼泽上闪烁的鬼火。老百姓愤懑并渐渐开始产生各种怀疑——他们怀疑日益贬值的货币，怀疑将军、军官和外交官们，怀疑国家和参谋部的所有公告，但是怀疑所有的报纸和它们的报道，怀疑战争本身和它的必要性。我的那出剧本之所以获得意外的成功，绝非是由于艺术创作上多么出色，而仅仅是因为我说出了别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对那次战争表示憎恨，对胜利表示怀疑。
    《昨日的世界》
    的（徜若在平时，这种火车站的名字我是从来记不住的），我又佚然重新感觉到那种沁人心牌的新鲜空气一我在边境火车站从列车上下来，首先使我感到吃惊的是食品柜上琳琅满目，摆者各种我已忘却了的在以前是生活中的日常食品：饱满的金黄色特橘。香蕉和在我们那里只有走后门才能搞到的巧克力和火腿，还有面包和肉，面包不要面包票，肉不要肉票一真的，旅客们像一群镜狼似的向那些价廉物美的食品扑去。车站上还有一个邮电局，可以从那里向世界各地写信和发电报，而无需检查；里面陈列着法文、意大利文和英文报纸，可以购买、浏览、阅读，而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在我们那里禁止的一切，只要往前走五分钟的路程，全都是允许的；在这里允许的一切，回到我们那里，又全都是禁止的。我觉得，欧洲战争的全部荒谬通过这个挨得如此之近的空间变得昭然若揭：再回头看看我们那一边的那座边境小镇，各种招牌历历在目，在每一幢小房和每一间草屋里都有男子被征募走，被运到乌克兰和阿尔巴尼亚去互相残杀——而在这里，只隔五分钟路程的地方，那些同样年龄的男子却和他们的妻子怡然自得地坐在缠绕着常春藤的家门口，抽者烟斗。我情不自禁地向自己：在这条边境小河里。是否也是右边的鱼正在打仗，而左边的鱼保持着中立呢。
    《昨日的世界》
    幸好当时正碰上所有的参战国都设有一个称为“文化宣传部”的机构一而在跟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根本不设立了，为了榄明凳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思想领域上的区别，我有必要指出，当时那些在仁爱的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国家。领袖、皇帝和国王们在潜意识中对于战争还是心怀愧疚。所以，如果指责这个或那个国家是“军国主义”或者曾经是“军国主义”，他们就会相继进行反驳，说这是卑鄙的诽谤；与此相反的是，每个国家都竞相表白、证明、解释以至用事实来炫耀自己是一个“文明国家”。在1914年的时候，人们在舆论面前总是把文化说得比强权高尚，诸如“神圣的利己主义”和“生存空间”这样一些口号会遭到鄙视，认为这些口号是“不道德的”，人们认为最要紧的事情，莫过于让舆论承认他们在精神方面做出了具有世界性的贡献。因而各种文艺演出充斥所有的中立国家。德国派出由世界著名指挥家率领的交响乐团到瑞士、荷兰、瑞典去演出。维也纳也派出自己的爱乐交响乐团；甚至还四处派出诗人、作家和学者，况且去的目的并非为了颂扬什么军事行动或者赞美合并的意向，而仅仅是为了通过他们的诗句和作品来证明德国人不是“野蛮人”，要证明德国人并非只会制造枪炮或烈性毒气，而且也会创造全欧性的纯粹的精神财富。1914年至1918年的时候一我必须一再强调这一点—各国还有一股要博取世界民心的势力。一个国家的道德观念和艺术创作还被视为是战争中很有影响力的力量。
    《昨日的世界》
    人是需要新朋友的。而当我们站在同一条战线，在同-个思想堑壕里反对共同的敌人时，那种充满激情的同志情谊就在我们中间油然而生。二十四小时以后我们互相已变得如此信任，好像我们已经认识多年似的，并且已经像通常那样用亲切的“你”来彼此相称。我们深知，我们这样一种“人数不多、不求欢乐、却情同手足”的聚会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冒多大的风险。我们知道，在离我们这里相距五小时路程的地方，每一个德意志人正窥视着一个法兰西人，而每一个法兰西人也正窥视着一个德意志人，随时准备用刺刀或者用手榴弹把对方戳倒在地或炸得粉身碎骨，从而使自己得到嘉奖，双方都有千百万人在做着这样的美梦：把对方从地球上句底清灭掉，“敌对双方”的报纸只会互相政击谩骂。在这千百万人中间，仅有为数极少的人，那就是我们，不仅和和气气地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而且怀着最诚挚的，甚至可以说怀着一种有意识的热烈的兄弟情谊交谈着。我们知道，我们这样做完全违反官方的一切规定和命令。我们这样直率地显示我们的友谊，把自己和祖国对立起来，会使自己陷于危险的境地；但正是这种冒险行为使人们处于一种几乎是亢奋的状态。我们不仅甘冒风险，并且还要享受冒风险的乐趣，因为这种冒险行为，就足以显示出我们抗议的真正分量。所以我甚至和皮埃尔一让·茹弗一起在苏黎世举行了一次公开朗诵会（这在战争期间可谓是一件奇闻）他用法语朗诵他的诗作，我用德语朗诵我的《耶利米》中的片段一我们正是用这种公开摊牌的方法表示我们在这场大胆的游戏中十分严肃认真。我们毫不理会我们的领事馆和大使馆对这样一些举动有什么想法，纵然我们这样干就像科尔特斯）似的是一种破金沉舟的做法。
    《昨日的世界》
    而那些相邻的国家则相反，他们再也不愿意和这个奥地利继续保持经济同盟，一是因为那些国家认为奥地利太穷了，二则是因为害怕哈布斯堡皂朝复辟；至于奥地利和德国合并，是被协约国所禁止的，因为协约国不愿看到战败的德国因此而变得强大。所以协约国明文规定：这个德意志奥地利共和国必须继续存在。对一个自己不愿意存在的国家竞下达这样的命令：“你必须存在！”一这是历史上的咄咄怪事。 在一个国家最困难的时期，究竟是什么促使我自愿回去的呢？今天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楚。不过，我们这些在战前成长的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我们认为，在这样一种最最困难的时刻，我们更应该属于自己的祖国，属于自己的家庭。我觉得，贪图安逸，逃避眼前在那里发生的悲剧，是多么怯懦。而且我一作为《耶利米》的作者更感到有责任，用自己的言语去帮助克服战败带来的困难。我觉得，在战争期间自己好像是多余的，而现在战败之后，倒好像适得其所，尤其是因为我曾反对过拖延战争，所以赢得了一定的声望，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再说，即便我不能有所贡献，但是我能和他们一起去担当我曾预言过的苦难，至少地是一种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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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我从未在那最艰难的日子里忘记去看歌剧。去看歌剧的人要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摸索着走，因为由于缺煤而不得不限制照明，看一次歌剧要用一大把钞票才能买到一张顶层楼座的票。这笔钱在从前足够订一年的包厢。由于剧场内没有暖气，观众得穿着大衣看戏，并且和邻座的观众紧挤在一起，好让自己暖和一些，从前，场内穿着笔挺制服的男士们和香鬓云影的淑女名媛相映成辉，而当时的大厅内却是一片惨淡和单调！谁也不知道上演的歌剧下星期是否能够继续演出，如果货币一直贬值下去而运来的煤仅仅只够用一个星期的话。在那座富丽豪华和具有皇家气派的剧院里，一切显得倍加凄凉。乐队的演奏员坐在乐谱架旁，身上穿着破旧的燕尾服，同样显得暗淡无光。由于各种食品的匮乏，他们面色憔悴，显得精疲力竭。在那座变得阴森森的剧院里，我们自己也像幽灵一般。当乐队指挥举起指挥棒，帷幕徐徐拉开以后，演出却是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精彩。每一个歌唱演员，每一个乐师都竭尽全力，因为大家都觉得，也许在这座他们热爱的剧院里，这是最后一次演出了。我们悉心倾听，精神之集中，前所未有，因为我们也觉得，这或许是最后一次了。我们大家一千百万人在那几个星期、那几个月、那几年里都这样生活在崩溃前的一段时间里都使出了最后的力量。我从未在一个民族身上和我自己心中感觉到有像当时那样强烈的生活意志。当时最重要的事就是：生存，继续活下去。
    《昨日的世界》
    对于当时这种不光彩的事情，国家以及维护其道德观念的官方立场从来都觉得十分尴尬。从社会道德的立场，谁也不敢公开承认一个女人可以有卖身的权利；但从生理需要的角度，又不能没有这种卖淫的行当，因为它能排解令人烦躁的婚姻之外的性欲。于是，那些权威部门便自相矛盾地试图求助于把卖淫分为两种的办法：一种是被国家视为不道德和危险而要取缔的暗娼，一种是有营业执照和向国家纳税的合法妓女。一个选择当妓女的女子将得到警方的特别许可和一本准予营业的证书。如果她把自己置于警方的监督之下和履行每周让医生检查两次的义务，那么她就有营业的权利了：把自己的肉体以她认为合适的任何价格出租。这种合法的妓女就像其他一切行业一样，被承认是一种职业，但又并不完全被承认一这里恰恰露出了社会道德虚伪的马脚。比如说，但一般个妓女把她的商品，即自己的肉体卖给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事后又拒绝支付预先商定的价钱，这个妓女却无法对他进行控告。她的要求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种不道德的要求，得不到当局的保护一因为按照法律的解释，这种案情是可耻的。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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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威格经典语录名句
    茨威格
    国籍： 奥地利
    茨威格简介：
    　　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著称，煽情功力十足。他的小说多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但他不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而是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事。代表作品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伟大的悲剧》《列夫·托尔斯泰》《从罗丹得到的启示》等。　　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爱默生是位哲学家。在他的时代的一次”公众投票“中，他被...(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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