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猪猪

不是故事的结局不够好，而是我们对故事的要求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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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鬼魂，比生前的小纯更多话。“姐姐能解释自己的行为吗？比如你穿鞋总是先从右脚穿起，你说得出为什幺吗？”“咦？”你从未留意自己穿鞋先穿哪一只。别说理由了，你连自己是否先从右脚开始穿起都记不得。“说不出来吧？你是在不知不觉中从右脚开始穿鞋的。这很正常，人类以为自己的行为是由自己掌控的，但其实都是无意中随着环境产生的反应。”“话是没错……但有些行为应该是大脑思索后所下的决定吧？”尽管早上从哪只脚开始穿鞋是下意识的反应，但会走上哪条路应该是自己的选择。“不，没有这回事。你觉得那些行为是思考后的结果，其实都是错觉。你听好了，人类的行为绝对不是百分之百理性的，感性势必会影响人的判断。比如穿哪件衣服，在餐厅点什幺菜，你可能以为这些选择都是深思熟虑后的结果，但追根究底，它们不过取决于自己的喜好或当天的心情。姐，我问你，人能选择、了解自己的情感吗？人能解释自己为什幺喜欢某事物吗？姐姐初一时喜欢过大你一届的山崎学长吧？”鬼魂道出了那段无人知晓（小纯更不可能知道）的恋情。“你是因为想喜欢山崎学长，所以才喜欢上他的吗？还有，你知道自己为什幺喜欢山崎学长吗？”
NO.107294 ——叶真中显《绝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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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先在于社会群体的独立个体是一种观念，它并不是对人的境况的“真实历史描述”，而是一种建构出来的“自我理解”。当这种观念被大众普遍接受和默认，就成为一种泰勒所谓的“社会想象”。
NO.106918 ——刘擎《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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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就是精神,精神是内在的,内在性就是主观性,主观性本质上激情,而激情达到了高峰就是对一个人的永恒幸福的关心,极端无限的、个人的、强烈的关心。”——克尔凯戈尔上帝与人的隔离上帝不在人之中,人由于罪同上帝分离,而这种罪就是由于人自己的没有真理并且处于“对真理的抗辩”的状态。
NO.106708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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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是一个思想实验①，我把它简化了一下。两个孩子在一起玩，他们开始争抢玩具中的一支笛子。如果要你来评断，你认为把笛子判给谁才算公正呢？你可能会说，很简单，这堆玩具的主人是谁，笛子就属于谁。但是如果让亚里士多德来评判，你猜他会怎幺说？他会说，谁把笛子吹得更好听，笛子就应该属于谁。你会不会觉得亚里士多德好像跑题了：我们在讨论所有权，和好不好听有什幺关系呢？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跑题，这个答案来自他的哲学观点。他相信存在一套自然秩序，在这套秩序中，“万物都有自己的目的”。笛子作为乐器存在的目的，就是奏出优美的音乐，所以谁能更好地实现笛子的目的，谁就应当成为笛子的主人。这就是“正义”。这种“正义”是指，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确定的意义。我们应该依照这个意义行事。而这个意义是自然给定的，也就是理所当然的。欧洲过去还有人说，贵族的血液是蓝色的，现在听上去很荒谬，但过去为什幺会有人听信这幺荒谬的说法呢？因为人们相信贵族的血统比平民更高贵，既然如此，血液的颜色不同也就没什幺好奇怪的。但我们现代人不太相信什幺自然给定的意义了，哪有什幺“天生如此”的事情呢？我们现在相信的是“我命由我不由天”。没错，我们抛弃了自然秩序这个神话，得到了自由。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如果所有人都相信一个共同的神话，我们就有了关于好坏对错的共同标准。但失去了共同神话，无论是上帝也好，传统也好，天道也好，我们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在价值与价值之间很难区分高低优劣，每一种价值都有自己的道理，彼此冲突的观念，常常谁也说服不了谁。共同的神话束缚了我们，却也让我们有了共同的准则。摆脱这个神话之后，我们有了自由，却又陷入混乱和茫然之中。这就是古今之变的第二点，人们观念中的自然秩序被理性给打破了。
NO.106585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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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观念并不脱离于社会现实，而是内在于社会现实。如果离开思想，我们根本无法真正理解现实。
NO.106486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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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面无知之幕有什幺神奇的功用？很简单，你站到无知之幕的后面，就看不见自己了。不仅看不见，而且遮蔽了你的一切个人特征，不管是种族、性别、身体素质，还是年龄、智力、家庭背景，或者职业、财产、宗教信仰，这些特征你全都忘记了。现在每个人都站到了无知之幕后面，罗尔斯把这个位置叫作“原初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你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特殊性，大家处在绝对平等的地位，每个人都是理性自利的人，而且是完全自由的，你可以用一切最有效的办法来争取自身的利益。可以说，“原初位置”上那些绝对平等、彻底自由、完全自利的理性人，一起签订了一份契约。签订这份契约当然不只是为了分蛋糕，而是确立一套分配原则，用它来决定如何分配收益和责任的社会基本结构。其实，这个契约就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在一起的规范原则。大家都承诺，签订了契约之后不可反悔，也不能修改。签订契约之后，无知之幕就落下了，每个人都恢复了对自己的记忆，其实也可以说是重新投胎。那幺，站在无知之幕背后的人们，最终会达成一个什幺样的契约呢？
NO.106372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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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为什幺会说艾希曼“浅薄”“丧失了思考能力”呢，这到底是什幺意思呢？阿伦特的意思，并不是说艾希曼愚蠢，或者说他是在撒谎，而是说艾希曼满嘴都是套话，让自己陷落在陈词滥调之中。他又把这些陈词滥调当成自己的盾牌和武器，用它们来抵挡现实，拒绝真正的思考和对话。艾希曼虽然能够引用康德，但在阿伦特看来，这种引用简直“令人发指而且不可理喻”，因为康德所讲的道德，恰恰与独立判断密不可分。这里我们就发现，阿伦特说的思考能力，实际上是积极思考、获得独立判断的能力，我们依靠这种思维品质才能摆脱套话和陈词滥调，对是非对错做出自己的判断。现在，人人都会宣称独立判断很重要，这本身似乎也成为套话了。但你是否明白，独立判断的重要性究竟何在呢？阿伦特的回答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只是服从主流规则，已经不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
NO.106078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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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学习和理解尼采，不是为了找一个天才来崇拜，不是要受到他的惊吓，也不是为了屈从他、做他的信徒。如果这样，就与尼采的根本精神相悖。让我们记着尼采说的，“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 事实上，你不是要像尼采一样思考，而是要和他一起思考：把自己想象为他的对话者，这种对话包含着保留、质疑和批评。这当然是很高的要求、很高的境界。但用尼采的话来说“我们难道连想象一下都不行吗？
NO.106063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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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3:你或许知道，福山后来还发表了许多的研究论着。2020年，在武汉的方舱医院，有位小伙子躺在病床上阅读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被记者拍了下来，发布到社交网络上。后来，福山本人看到了这张照片，给小伙子寄送了一本签名版。
NO.105976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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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NO.105759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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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存在先于本质，那幺就没有什幺预先给足的东西把我们固定住、束缚住，就意味着我们永远可以超越“过去的本质”“现在的本质”去追求“未来”。换句话说，人永远不会“是”什幺，而是永远都正在“成为”什幺。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人就是自由本身。
NO.105723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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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的影响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超越欲望），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欲望的正当性，欲望本身不再是卑微可耻的，也就用不着去“超越欲望”了。
NO.105265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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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无意义，人仍然可以成为强者。如果说萨特的思想给了我们什幺启示，我认为就是八个字：看清真相，继续战斗。人是徒劳的激情，人注定孤独，但那又如何？既然可以选择，那幺就去选择，然后为选择负，其它没有什幺可说的。我们都是手推巨石的西西弗斯，但我们知道“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因为“登上顶峰的斗争足以充实人的心灵”。
NO.105156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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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而是在人间交往对话的存在。语言交流，互相交往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共同基础。你可能会怀疑，什幺交往对话啊？语言还能用来骂人呢是的，语言可以用来吵架、威胁、欺骗和污染，但也可以用来交流沟通。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性，其实就是具理性。打赢一场诉讼案，完成一个被指派的任务，或者把意中人“追到手”这些都是策略行动。但还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谈，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行动（ communicative action），也可翻译成“商谈行动或“沟通行动”。比如，我们和同事在工作之余聚餐，或者你在追求伴侣成功之后还继续谈恋爱，这些都是为了真正理解而交谈，属于交往行动。
NO.105151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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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可能犯下的小奸小恶。这个概念只适用于艾希曼这种犯下了“极端之恶”的作恶者,是在这种新型的“极端之恶”中,他们才体现出了“恶的平庸性”这个特征。她通过“恶的平庸性”来揭示丧失思考能力所犯下的极端罪恶,这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极端之恶”和“平庸之恶”,其实是一体两面。纳粹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经由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这些罪犯身上的这种“恶的平庸性”,其实质是不去思考,是丧失了思考能力。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大屠杀研究中的难题:为什幺寻常之人会犯下非同寻常的罪行。于是,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克服“极端之恶”的方法,就是无论在什幺情况下,我们都应当保持自己的思考能力。
NO.104825 ——刘擎《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