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练习生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悲伤也抵不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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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明每天到道堂和殡仪馆，阿凤明白这是他养妻活儿的家传职业，却仍难免感到困惑，他是否真诚相信自己日日夜夜的念诵？或者只是既然做了道士，索性坚持相信下去？她问过他，他噗嗤笑道，“傻妹，别自寻烦恼了。做人嘛，总得要相信一些什么，更总得要穿衣食饭。老天把我放在什么舞台，我就唱什么戏码啰，有人买票，有人唱戏，我唱得好，他们拍掌喝彩，我开心收钱。就算戏是假的，唱起来，我也情真。何况戏不一定是假，是假的也不一定是坏的。”他用手指戳一下胸口，又道：“我选择相信。信了，戏便唱得好听。”阿凤欣然笑了。他选择，然后他坚持，而坚持本身也是一种选择。而任何选择都容许改变，选了再选，变了又变，无所谓软不软弱。
NO.114288 ——马家辉《双天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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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是否会通向救赎，我不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一种释放、一种宣泄。揭开伤疤的写作本身就是一场艰苦卓绝而又痛快淋漓的治疗。而在当下，私人的写作也可以具有社会价值，甚至历史价值。“你的私事，七大姑八大姨的事，关我什么事儿？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去读你的自说自话？”也许有人会问。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自传能折射出作者本人所处的大环境和那个大环境下的人们的生活状态。读者总能在作者的自说自话里找到一些与自己相通的碎片。许多事情是超越种族、性别、国籍的，比如忧伤、快乐、老人的亡故、新生儿的诞生等。从这个角度来讲，树儿的养育经历能超越孤独症儿童的边界，为所有育儿的家长提供参考与经验也未可知。
NO.114216 ——朱矛矛《树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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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语词上的混清只是故事的一部分。马克思坚定地保留了“使用价值”一词，以及他无数次徒劳地企图为价值的产生找到一些客观来源一如劳动、土地或利润，原因就在于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简单的事实：在交换市场（这正是价值的所在）上不存在“绝对价值”，寻求它无异于化圆为方一样不可能。一切事物令人悲哀的贬值，即它们内在价值的丧失，始于它们向价值或商品的转化，因为从那一刻起，它们就只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存在，从而成了可替代的东西。普遍的相对化，即一个事物只存在于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内在价值的丧失，即没有什么东西具有独立于不断变化的供需要求的“客观”价值。这一商业社会看似不可避免的发展之所以成为不安的深层源泉，并构成了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主要问题，甚至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相对主义，而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技艺人，就其整个活动都是由标尺、尺度、规则、标准的经常使用来决定的而言，不能忍受“绝对”标准和尺度的丧失。货币虽然是各种事物的共同等价物，使它们可以彼此交换，但货币并不具有超出对它的全部使用和操纵之外的客观独立存在，而且这一标尺或任何其他衡量尺度，归根到底属于它所要衡量的事物和操纵它们的人。
NO.11392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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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即技艺人的工作，是一个物化（ reification）的过程。一切东西（即使最脆弱的东西）内在固有的坚实性，都来自被加工的材料，但材料却不是单纯给定的和本身就在那儿，像田野或树上的果实，我们可以采摘它，也可以让它留在自然家园里自生自灭。材料被人为地从其自然位置中夺取，已经是一种人手的结果了。夺取它要么是扼杀了一个生命过程，如为了得到木头我们就要砍树，要么是打断了某个自然的缓慢进程，如从地球子宫里夺走铁、石头或大理石。这种侵夺和暴力的因素存在于一切制作当中，而技艺人、人造物的创造者，始终都是一个自然的破坏者。用自己的身体和家畜的帮助来滋养生命的劳动动物，也许能够成为所有生物的统治者和主人，但他始终是自然和地球的仆人；只有技艺人视自己为整个地球的统治者和主人而行事。因为他的生产力被视为有着造物主——上帝的形象，在上帝从无中创造（ ex nihilo）的地方，人则从给定的质料中创造；人的生产力本质上必然导致普罗米修斯式的反叛，因为它只有在部分破坏了上帝创造的自然之后，オ能建立起一个人为世界。（P107）
NO.11390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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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开始了一个故事，他在双重意义上是故事的主角：即是它的行动者，又是它的遭受者，但没有人是故事的作者。
NO.11381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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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它实际上是被作为生命基本需要的必然性强加于人的，而没有哪个所谓的＂崇高欲望＂具有同样程度的紧迫性。在现代，奴役变成劳动阶级的社会状况，因为人们感到它就是生命自然状况本身。奴性生活无所不在（Omnis vita servitium est）。
NO.11380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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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思想——依循前现代以及现代传统，我们把它从我们这番对积极生活的重新思考中省略了——依然是可能的，而且只要人们生活在政治自由的条件下，就无疑是现实的。不幸的是，与老生常谈的象牙塔一类的话所假定的、思想家的独立性相反，在专制条件下，没有哪种人类能力比思想更易受伤害，实际上在专制条件下，行动要比思考容易得多。作为一种活生生的经验，思想一直被错误地假定为只属于少数人，不过相信这些少数人在我们的时代已变得更为稀少，也不算过分武断。或许这种状况对于世界的未来无关紧要，亦或紧要程度有限；但325对于人类的未来却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对于积极生活内的各种活动来说，除了经验的活跃程度之外没有其他的检验方式，除了纯粹活动性的程度之外没有其他的衡量标准的话，那么思考本身也许在活跃性256方面超越了积极生活内的所有活动。任何对此事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加图( Cato)的话是多么正确： “他什么都不做的时候最为活跃，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最不孤独。”(Numquam se plus agere quam nihil cumageret,numquam minus solum esse quam cum solus esset)
NO.113797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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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平等以内在于社会的顺从主义为基础，并且只有在行为替代行动成为人类关系的首要模式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这种现代平等在各个方面都不同于古代的平等，特别是希腊城市国家的平等。在希腊城市国家，属于少数“平等者”(homoioi)意味着被许可生活在同侪中间；而公共领域本身，城邦则弥漫着一种强烈的争胜精神，在那里每个人都要不断地把他自己和所有其他人区别开来，以独一无二的业绩或成就来表明自己是所有人当中最优秀的(aien aristeuein)。换言之，公共领域只为个性保留着，它是人们唯一能够显示他们真正是谁、不可替代的地方。正是为了这个表现卓越的机会，和出于对这样一种让所有人都有机会显示自己的政治体*的热爱，每个人才多多少少地愿意分担审判、辩护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责任。
NO.11376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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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未来凶多吉少，原因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
NO.113562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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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学和社会学来说，有一点无疑非常重要：极权政府的本质，抑或每一种官僚（科层）制的本性，在于把人完全变成职员，变成行政机器上的小齿轮，从而令他们丧失人性。当然，人们可以对“无人统治”（the rule of Nobody）——它被认为是官僚制这种政治形式的真实面貌——进行深入而持久的讨论；但有一点必须清楚，司法管理层面只将这些因素作为犯罪的外因而酌情考量——就像在一个盗窃案中，法官固然会考虑盗窃犯经济上的困窘，但不会因此为盗窃行为开脱，更不可能撤销起诉。诚然，我们——借助于现代心理学和社会学，更不必说，还有现代科层制——已经非常习惯于用这样或那样的决定论来为某人的行为开脱责任。这些对人类行为貌似高深的解释，对错与否尚存在争议；不过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若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基础，那么没有哪种司法活动能够待以进行；以这些理论为标准的司法管理制度，不仅是过时的，而且还是彻底反现代的。希特勒曾经说过，总有一天，在德国，人们会以当一名法学家为“羞耻”。希特勒矢志不渝地道出了他完美的科层制之梦。
NO.113397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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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在维也纳期间（1938~1939）纳粹政权就放弃了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纳粹运动的本质就是变动不定，年深日久，越发极端；但是其成员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心理层面上总是比运动落后一拍。他们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能跟跟上这场运动或者像希特勒常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跳出他们自己的影子”。
NO.11327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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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真正本性是：任何行为一旦发生并且被人类历史记载下来，它就会一直潜伏下来，哪怕时过境迁。没有哪种惩罚具备阻止犯罪行凶的威慑力量。相反，无论惩罚的力度有多大，只要一种特定的罪行出现过一次，重现的机会就远大于首次出现的概率。说道纳粹罪行有可能重演，还有更具说服力的特殊原因。现代社会的人口爆炸与新技术手段的发明碰巧并肩而行：一方面，大部分人口被迫成为“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原子能的发明促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人们随时可以通过毁灭来解决“问题”。相形之下，希特勒的毒气设备顶多算是淘气孩子摆弄的粗笨玩具。这种巧合，足以令人战栗。”
NO.113236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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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英国人看到“西印度群岛”这个词时，都会联想到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混合体，或许还带着点马斯蒂克岛的味道。我因为去过，自认为有根据，浮现在脑海里的则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再加上牙买加的意象。所以多米尼克让我大吃一惊。首先，没人会认真地想把这里建成殖民地。哥伦布在1493年就发现了这里，曾经将一张纸揉成一团扔到桌子上，以此来描述这个岛。这个意象很不充分，但可以理解，整个岛屿由30英里乘以16英里密密麻麻的火山山脉组成，山脉被深谷隔开，瀑布咆哮其中，下面小河奔流。整个岛屿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还有些地方冒着热气、蒸腾战栗。其构造的内在戏剧性、雨林的热带丰富性，让这个地方异常美丽，却好像没什么实际用处。人类有两种与这种地形相关联的方式。一种是像哥伦布发现时就生活在那里的加勒比人，与自然共存，而不仅仅是利用大自然或与之较劲，这时大自然会表现得热情好客，人不会冻僵，也不会饿死，因为有大量可用于建造庇护所的木材，有大量可以制造独木舟的大树，如果外敌入侵，极难深入腹地，而当地人却很容易隐藏、伏击。到目前为止，居住在多米尼克的加勒比人比其他任何岛屿都多，逃亡的奴隶在这里也比在其他岛屿上更能对心存报复的奴隶主进行彻底的抵抗。但如果是喜欢控制自然，以自然牟利的人，那就要么像西班牙人那样明智地离开，要么就硬着头皮努力工作，却只能得到可悲的回报。多米尼克的定居者尝试过种植各种作物：咖啡、可可、极少甘蔗（因为平地不够）、大量香蕉和柑橘类水果、香草、月桂……这些都能在一段时间内获利，但随后又因飓风、枯萎病或市场变化受到摧毁或产量大大减少。在加勒比地区的许多地方，种植都能发财，但在多米尼克，幸运者可以勉强度日，想要富裕却绝无可能。18世纪初期，法国人首先介人此地，开始了种植园生活。今天的多米尼克人，几乎全是非洲后裔，依然说着法国种植园主的奴隶引人的那种以法语为基础的方言，天主教也仍然是岛上的主要宗教。作为...
NO.113050 ——戴安娜·阿西尔《未经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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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如果这件事能成，我会高高兴兴地为这一理想努力的，但缺了这种支撑后，我就很不愿意改变当时还算舒适的生活状态，最终没再寻找其他住所。
NO.112921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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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怕死。”妈妈过去总这样说，还以平静的口气讨论身后事，以此表示她确实比大部分人不怕死…..“我只是怕死亡的过程。”当死亡近在眼前，这话变得令人毛骨悚然地真切。我的母亲并不害怕自己死掉，但当她因心绞痛而无法呼吸时，她真的很害怕。我也不怕她死掉，可我非常害怕她走向死亡的这个过程。
NO.112485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