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在帝国最为常用的启蒙教材《三字经》里，有句话，叫做：“教不严，师之惰。”尽管将这一格言付诸实施会有很大的差异，因为这也要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天资。不过一般来说，中国教师的教学方法都非常严厉。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老师千方百计想让他掌握写应试八股文的秘诀，他没做到。于是这个学生出门时头破血流，那情形就像是遭遇了一场街头群殴。学生们经常挨气急败坏的老师的骂，那是寻常之事。另外，不幸受了老师惩罚的孩子，会令母亲感到极其丟脸。回家后，他还会遭到母亲的痛打。不难想象，这些稍微为自己孩子一点小问题就大打出手的母亲们，在遇到特别强烈的刺激后，一定也会更残酷毫不留情地对待自己的孩子。中国人的缺乏同情心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他们的刑法制度。根据帝国的法典的查验很难确定哪些刑罚合法，哪些刑罚不合法，因为很多有悖于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风俗的认可与支持。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0

在中国人缺乏同情心的众多表现之中，最令人惊骇的表现是他们的残酷无情。任何一个了解中国人的人，肯定都认为，他们对别人的痛苦所表现的冷漠，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以孩子为例来说，在家里他们都是无拘无束的，然而只要从开始接受教育的那一刻幵始，那种充满温情的天国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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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自打出生开始，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之前的计划不紧不慢地做每一件事情。上学的时候，他们一整天都待在学堂里，从日出到日落，其间只休息一两次，吃些东西。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对其他的教育体系都闻所未闻。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整个过程都非常严格，尽管大多数考生在这种荒谬的考试过程中体验到了诸多不便，但还是很难让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意识到，这样一种对学识的检验方式本身就具有先天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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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称之为便携计时器的那些东西，中国人就整个民族而言还一无所知。即便是那些拥有钟表的人，也没有几个人会根据钟表来安排自己的活动。他们最多只是每隔几年把钟表擦洗一下，让它们保持正常的运转，但这样的事情也不常见。普通的人则凭借太阳的高度来确定时间，用太阳一“竿”、两“竿”还是几“竿”高来描述时间。如果天阴，就通过家猫瞳孔的收缩和放大来获得大致的时间概念。这样的时间概念对于日常生活来说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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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问候语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问候语完全不同，这种差异是意味深长的。中国人在遇到同伴的时候会说：“吃饭了没有？”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这种场合下却说：“你做得怎么样？”做事是英国人的生存常态，吃饭却是中国人的生存常态。由此可以感觉到，对于我们而言，时间就是金钱，这个意识已经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在正常的情况下，时间会被充分利用，直到最后一秒钟。而中国人却像大多数东方人那样，显得非常悠闲自在。中国人的一天仅被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时辰的名称并不能清晰地给出各个时辰的分界点，只是含混地表示一天的十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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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之所以难以对中国人的礼节表示赞赏，是因为我们的心目中怀有这样的定义：“礼节就是以善意的方式表达出的真实善意。”这一定义的基础，可能是这样一种文明的观点，即在理论上将每个人的幸福都视为众人的幸福。然而在中国，礼节的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礼节是由若干专用术语构成的一项仪式，这些专用术语像所有的术语一样是重要的，但它们并非源自大脑或心田的愿望，而是一个复杂整体中单个儿的组成部分。有关如何使用尊称的整套理论与实践，即使不至于让西方人发疯，也至少会使他们头昏脑涨。这些用语的应用使得人们的社会等级有了明确的高下之分，而尊卑之分又被视为社会对话的必要前提。这些用语也是人际关系的润滑油，前因必有后果，后果必有前因，前因和后果共存于同一合适场合，则万事大吉。这就使得知书识礼的中国人会带着不加掩饰的（并非不自然的）轻蔑来看待这些“野人”，认为他们不懂“方圆”，甚至在他们了解到了这些礼节的优雅之后，居然还表现得如此无动于衷，真是蠢得不可救药。礼节就像是一个充气垫子。这垫子里面空无一物，可它却能够减轻颠簸之苦。与此同时，还得公正地补充一句，中国人对外国人表现出的礼节（如同他们相互之间表现出的礼节一样），更经常的是出于一种欲表明自己深谙得体举止之道的愿望，而不是想使客人感到舒服。宴请时也会采用同样的规矩，这是一种你们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慷慨的恐怖），热心的主人会特意在你的盘子里堆满丰盛的食物，他认为你应该喜欢这些好吃的东西，却对这样一个事实视而不见，即你根本没有食欲，一口也咽不下去。主人会说，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而在他看来，他毫无疑问已经尽到了他的地主之谊。他在合适时候的合适举止是无懈可击的，没人能挑出什么不周之处来。倘若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那是他的事情，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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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鱼一入水，鸟一出笼，它们就自谋生路去吧他们应做的已经做完了。。。。。。他们只是在积德，在做自己的事，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他们可管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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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经营体面也，有原理；得此体面也，有方法。我西洋人决不能知之。何则？我西洋人者，不能无间断而为此演剧之举动，致常迷于歧路也。夫支那人所谓体面，自西洋人视之，则漠然而不可捕，故以此言。是西洋人、支那人全异其趣，而决不能以同一之眼光视之。今若于村内起纷争，执调停之劳者必勉为两造求体面之平均，宛如欧洲之政治家不可不保国势之平均无异。故于斯时也，调停之主义，不以公平为目的，而在以关系各人体面之相当为目的。于诉讼之时，亦多行此主义。故其大半，以不分胜负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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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站在河边，将渔夫打的鱼全部买下然后放生，类似这种做法可以看到很多，每个人都在模仿做这些“善事”。因为这种善事本身对自身并没有什么影响，要比帮助那些上门求助的人解决问题容易得多。对凡事都看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放生的鸟和鱼只要重获自由，他们的善举也就完成了，别人再去捕捞也和他们无关。因为他们的善事已经做完，这些“积德”的活动并不包括给这些放生的生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保证他们生存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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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例子：清军入关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种全新的发型。起初，很多中国人宁死不从，但清政府依然坚持这种剃发政策。后来，这种“辫子”发型却渐渐成了中国人的自豪。只有广东和福建用头巾遮盖前额，意图掩盖清政府带来的民族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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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两个地区，即使是相邻的，口音也不相同，这种差异很有意思，或许也是无法解释的。这种细微的差异日积月累，直到演变为一种新的“方言”。常常有人会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们，在中国存在着大量不同的口头“语言”，尽管书面语言是相同的。我们还常常被告之，各地的风俗习惯也同样差异甚大，用一句中国人的俗语来说，就是“十里不同俗”，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度量衡的不统一在这里也很普遍，而在西方国家，度量衡的绝对统一则是生活方便的一个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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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就像中国许多景色迷人的地方，远看美丽如画，可是走近点，总会发现破旧与可憎之处，空气中弥漫着难闻的气味。没有一张照片能客观地反映中国的景致，尽管人们说照片是'公正而无情'，但中国的照片不然，垃圾和臭味都不曾在取景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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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三个问题中就可从中发现人的真实素质；其一，他与自己的关系如何？其二，他与他同伴的关系如何？其三，他与崇拜对象的关系如何？通过这三点可以对他的性格进行准确定位。如今的中国人对己对人都无真诚可言，对他人缺少利他主义；他么与崇拜对象的关系是多神论、泛神论和不可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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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个社会的道德生活由六项标准，每一项都极富含义；。。。其一是工业状况；二是社会习俗；三是妇女地位与家庭特点；四是政府机构和统治者的品质；五是公共教育的状况；六是宗教崇拜对实际生活的现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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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了解自己的历史来接受教育的，正如一个人如果只知道亲身经历的事，就不能号称什么都懂一样。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知识又致命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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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通过大灾荒年头的现象去评价一个民族，显然有失公允。然而，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感觉，就是特殊的岁月常常是检验社会基本原则的试金石。甚至与和平时期相比，可能会更准确，更确实。在中国，卖妻卖儿并不只发生在灾荒年头，但是灾荒之年更普遍罢了，使得这种买卖人口的行为变得无足轻重。了解真情的人都知道，早几年，很多灾区买卖妇女儿童就像买卖骡子一样被公开，仅有的实质性区别就是前者不用被牵到集市上去。1878年的那场大灾荒几乎席卷了整个华北三个省份，然后迅速向南蔓延。在大灾荒期间，大路上的车辆络绎不绝，车上所装的皆是用以买卖的妇女，并十分普遍。大量的妇女被运往内地。有的地方，因为人贩子千方百计转运刚买到的妇女，致使运输都出现了困难，甚至连一辆马车都雇不到。他们要把年轻的妇女从灾区或人口过剩的地方运往因造反而人口减少或多年娶妻困难的地区。这种奇特景象中最令人感到悲哀的是，这一奇怪的交易对买卖双方可能都是最好的出路。尽管卖方妻离子散，天各一方，但买者与卖者毕竟都能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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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方面号称十分注重一丝不苟的礼节，可与此同时，他们却很少能意识到自己言行有时非常令人不快，原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我的一位中国朋友就说过一些失礼的话，可他一点儿都没觉察到。他描述他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说他感到最惊奇的是他们脸上长满了胡子，就像猴子一样，然后他还再三保证说：“我现在已经看得很习惯了。”很多老师在教室和其他人谈论起学生来，都会毫无顾忌地当着学生的面评价学生：“靠门的那个最聪明，二十岁时一定会中举，而邻桌的那两个，的确是我所见过的学生中最为愚蠢的。”而这种评价会对学生有何种影响，从来没人想过。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大家庭生活方面。尽管每家每户的情况有所不同，从自然状态下来考察，我们仍然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他们也不可能过得非常幸福，因为家庭成员彼此缺少感情上的交流，而这一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对一个家庭的团结和谐恰恰非常重要。中国人的家庭只是个人组成的团体而已，就像一个协会，他们持久稳定地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有共同的利益，也有不同的利益。这种家庭在我们看来根本不是家庭，他们兴趣各不相同，彼此也相差很大，家庭成员彼此之间没有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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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请时也会有同样的礼节，这将是令你从未见识过的恐怖（一种过分热情好客的恐怖）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的主人特意为你的盘子里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或者他认为好吃的东西。即使事实上你根本一点不喜欢吃，或者毫无食欲。倘若，你真的一点也不想吃，主人则会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主人认定他自己遵守了东道主之礼，也没有人会指责他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得这种游戏规则，那完全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没有任何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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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我们与中国人交往的现阶段，我们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获得关于中国人社会生活的知识，即研究他们的小说，研究他们的民谣，研究他们的戏剧。似乎还有第四种方式，在中国人的家中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较之于身在城市，身在乡村能更好地理解一个区域的地形地貌，对一个民族之性格的理解亦如此。除了家庭，我们还必须把村庄视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单元，因此，这里的文章也正是以一个中国村庄为立足点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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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似乎什么东西都可以摆在街上。对于这些摊主而言，摊铺前面的空地是属于自己的，他们可以随意摆放任何东西。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改朝换代时，也会有一些为国家献身的勇士。他们为了理想，为了国家的利益，英勇的奋斗。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只有这样拥有大无畏精神的英雄的领导下，中国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爱国者，激发出隐藏在他们冷漠背后的一腔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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