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主义的论述和政策逐渐获取了文化霸权的地位,原本挑战正统的道德事业变成了一种新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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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不只意味着民众意见的多样性在政治议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其健康运行还依赖于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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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阶层通过金融资本的代际转移,以及对子女教育的巨大投资,导致了“统治阶级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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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不是人文的敌人,人文学者应当理解我们时代的科学,就像洛克和柏拉图熟知他们时代的科学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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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格朗丹的“生存策略”的说法并没有理解哲学家作为一种职业的特质,即以原则而不是个人利益来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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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是政治秩序的三个制度性支柱。其中国家是权力的化身,而法治与问责制是对统治权力的限制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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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任何一种思想或理念,如果无法与人们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发生最低限度的对应耦合,那幺就根本不可能成为“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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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逻辑支持知识的大众化,这既可能使知识“庸俗化”,也会让知识获得强健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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