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4页__句子抄

共收录62个《有为》的句子：（第4页）本页收录的《有为》名言名句/《有为》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有为》语录可以了解《有为》的特色。

尽管董仲舒的后学弟子们把董抬到了亚于孔子的至高地位，并认为经学在武帝朝的独尊其有着不可磨灭的最大贡献，但至少从推动经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公孙弘的个人履历，起着更为鲜明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从西汉前中期改变知识分子地位来说，贡献最大的，就是两个“投机”之人。一为叔孙通，一为公孙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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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五十四年的叙事里，我们需要熟悉汉初君臣百姓墨守的某个生活习惯，即国家使用的历法每年是以十月为岁首的。汉朝从短命的秦朝那里继承了很多遗产，包括这种历法。这意味着，假如汉初人有我们现在使用的那种月历，翻开封面之后，第一页上写的就是十月，十月初一就是汉人新年的第一天，然后他们依次过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七月、八月，最后一个月是九月（或许再加一个闰九月），在秋天结束的时候告别过去的一年。所以汉初中央的年终统计，总是要求各个郡县在九月之前派人上报，称为上计。这种历法和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迥然大异。如果不知道这个常识，看待秦末汉初的一些史事时，就很容易算错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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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本书作者和一名历史研究者，如果定要用一句话评价汉武帝刘彻：他是一个绝对有作为的帝王，但假如活在他的时代，我希望他能够少点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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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一死，河间的儒生集团很快就消散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证明他在儒生中地位过高，是刘彻比较在意的焦点。但刘彻没办法改变的，是河间献王刘德在后世儒生眼里的形象。他刻意不想刘德有和自己对比的可能，儒生却不约而同都爱拿两人做比较。当然，在儒生的心目中，刘彻是假崇儒，儒生不过是其手中的工具，而刘德是真崇儒，儒业是其内心所信奉追求的大道。在这样的标准下，自然刘德更容易占道德上风。比如司马光就很大胆地畅想过：“当初景帝假如按照年龄排序，真的传位给献王，一定可以省去祭祀求仙、宫观巡游这些铺张浪费，百姓可以免掉很多战争劳役之苦，民间风俗变得更崇仁尚义，重新回到先哲往圣的太平盛世，其时代必然远远超过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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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讨闽越还带来另一个收获。闽越国屈服之后，汉军领军之一大行令王恢，曾派番阳县令唐蒙前往南越告知对方汉军胜利的消息。南越国自然要设宴好生答谢。在宴会上，唐蒙吃到一种味道鲜美的枸酱，听说不是当地所产，便询问出处。南越人解释说，首都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城下有一条牂牁江，只知道这个酱是沿着水路从西北运来的。回到长安之后，唐蒙对枸酱念念不忘，恰好有蜀地到长安的商人告诉他，只有他们家乡产这东西，经常有人从蜀地偷贩到附近一个小国夜郎国。而夜郎国就在牂牁江边上，经常和南越国从水上通商。从商人口中，唐蒙不仅知道了枸酱的产地，还了解到一条从前未知的通往南越国的水路。敏感的他立刻上书：“南越王虽然名义上臣服于汉，然而在其国中自称为帝，地域东西万余里，实在是汉朝潜在之敌。汉朝前往南越，一般从长沙、豫章两地出发，道路不通，复杂难行。臣听说夜郎国有精兵十余万，从牂牁江浮船能出其不意而至南越，可以作为制服南越的奇招。建议开通前往夜郎的道路，收服当地为汉朝郡县，在那里设置我们的官吏。”刘彻立刻同意了这一战略方案，拜唐蒙为中郎将，具体负责此事。唐蒙见到夜郎侯多同，将巴蜀特产锦帛作为贿赂，同时喻以大汉威德。夜郎尚未同意，周边的小邑却纷纷表示愿意归附，于是这一年，夜郎附近设置了犍为郡，领有十二县，郡的治所在鄨（在今贵州省遵义市西）。这一举措，说明汉始终把南越作为大敌对待，刘彻对于南越之地也早有吞并之心，何时下手，只是早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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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帝王陵邑便是如此，它由和着血泪心酸的政治移民开始，以流淌的人间欲望为相，又以落寞的荒烟蔓草为终。刘彻的茂陵邑，数次动辄迁徙成千上万户人家前往居住，在西汉末一度达到六万多户，近二十八万人口，然而最迟在西晋时期便已废弃。白云苍狗，世事无常，盛世会崩塌，权势会倒台，财富会散尽，唯有慢悠悠的时光，始终在日出日落之间不住地往前奔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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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的博士官，兼有各种学说，并非只为某一种思想而设。秦焚毁民间的《诗》《书》和百家书时，唯独没有祸及博士官所藏的这些书籍，直到项羽入咸阳宫才一把火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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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此文用意不谈，其内容倒真正涉及一个拷问：盛世伟业，受益的是后代黎民，吃苦的是当世百姓，成就“非常之功”大名的则是高高在上者，那么当世百姓究竟值不值得用生命去换取这二切呢？是不是“盛世”，又该交由谁去评价呢？可惜，在创造盛世中死去的人也同时失去了发言权，只有活下来的人才有机会为盛世做注解，不知这算不算一种盛世的“幸存者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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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举孝廉”虽然成为两汉最重要的人才举荐制度，起到的作用却比较受限。任何一项制度的诞生，总是同时伴随着舞弊。一郡之“孝廉”有固定名额，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人类社会里，世家和富民的子弟总是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占用任何名额，哪怕这些名额本来并非为他们而设。举孝廉的权力在郡守手中，只要他稍稍松动，就可以用此权力去换取世家的人脉、富家的厚谢。其次，官方弘扬道德看上去是一件很正常之事，然而过犹不及，过分提倡道德往往一方面催生虚伪，另一方面会制造层出不穷的极端行为。假设表现出“孝”就可以得到官方褒扬、打通人仕之途，则一定有不孝之人也会在人前表现得像个孝子，同时在孝的标准上不断内卷，直至违背人之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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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董仲舒的后学弟子们把董抬到了亚于孔子的至高地位，并认为经学在武帝朝的独尊其有着不可磨灭的最大贡献，但至少从推动经学的实际效果来看，公孙弘的个人履历，起着更为鲜明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略有些尴尬的事实，推动学术发展，往往靠的不是学术本身的精妙高深，而是靠强有力的集权政治和现实利益。因此学术和政治之间存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暖昧关系，为了彰显独立精神，它必须离政治越远越好；但为了普及弘扬、应用验证，它又不得不依附于权力提供的平台。做一个纯粹学者，还是成为一个政治角色，理论上可以兼顾，现实中却两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提升学术影响力贡献最大的，常常不是那些守静研学的知识分子，而是适当收敛个性去迎合政治口味的“离经叛道”者。他们也很容易因此被视为不纯粹的投机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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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刘彻前期大事和财政状况，多亏了司马迁记录在《史记·平准书》里，我们才得以了解。《平准书》是《史记》“八书”之一，普通历史爱好者一般更爱看宫廷权斗、沙场征战，往往会略过这一类制度史。制度是历史演进的底层数据、内在逻辑，熟悉制度史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史事发生的背景和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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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场盐铁改革中，链条最底层的劳动群体并没有太大变化，他们仍然是盐铁生产最基础的劳动力。盐铁大商的利益虽然部分受损，但至少保住了饭碗，完成了由民营到官营的身份转换。官方则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经典的权力寻租和利益攫取，坐拥矿山盐海宝贵资源，并垄断了从中获利以及分配利益的决定权，从此盐铁商品产生的利润源源不断流人地方财政并上缴国库。一个社会，假如生产力不能显著提高，那么短期内它的整体财富总是相对固定的。朝廷收益多一些，民间相对就少一些。盐铁专卖并非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改革，其本质仍然是蛋糕的重新分配。刘彻死后没多久，朝廷就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贤良文学在辩论中直截了当指出，盐铁专卖是在与民争利。专卖制度下谁受损最严重？首先是原先拥有盐铁资源的封君，他们被直接取走了一部分收人源头；其次是中小商人，由于实力原因，他们被剥夺了盐铁经营权且无法像富商一样继续和官方进行合作；最后则是百姓，一旦某样生活必需品被垄断，很容易随之而来的就是价格飞涨、品质跌降、服务效率低下，原先的便利性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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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为此年刘彻举全国之力与匈奴轰轰烈烈决战的相关史实。这是有汉以来规模最大、行进最远的一场征伐行动，从积极一面来说，这场战争再次展现了汉军的军事实力，彻底扭转匈奴一贯认为的汉人不能长途跋涉征战的固有印象，自此远遁到更北方，漠南鲜有匈奴之迹，边境之民获得了一段难得的远离侵扰的宁静时光。而从代价来看，尽管此战创纪录地累计斩捕匈奴八九万人，汉军士卒也同样失去了数万条生命，带出关外的十四万马匹，活着回来的不满三万。一战几乎耗尽所有国力，在接下来的若干年里，汉朝没有能力再组织起像样规模的军队，可以对匈奴残余势力继续进行清剿。讨论值不值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我持有的价值观告诉我，只有那些在战争中失去生命者才有资格回答这一问题。而活在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盛世里，享受盛名与和平之人，只宜怀有敬畏和感恩，敬畏战争的无情，感恩前人之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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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纵从郡守为右内史，是正常的升迁顺序，而这一变化恰恰和汲黯相反。刘彻起用汲黯为淮阳太守的理由，也和任用义纵为右内史相反。他在开解汲黯时提到一句“准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透露了其中的关节。这句话意思是当地的官民关系非常糟糕，故不得不派汲黯前往修复缓和。虽然刘彻并没有说明糟糕的原因，但考虑到汲黯的风格是清静无为，我们也能猜想到淮阳官民关系是由于前任太守手段酷虐而造成的。淮阳前任太守不是别人，是汲黯的外甥司马安，而《史记·汲郑列传》称司马安“文深”，《史记·酷吏列传》称“司马安之文恶”，就是他“持文深刻”，喜欢整人的意思。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酷吏和循吏的关系，就是水和面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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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时候，纵容举报都是一种懒政，也是一种极其罪恶的制度。之所以称其是懒政，在于举报制度某种程度上，是把有关部门的责任和义务转移给了另一无关群体。而更关键的是，举报制度常常是掌权者使用的一种政治斗争术，它可以成功释放人性之恶，在人与人之间塑造出本不存在的敌对关系，从而把每个人都变成一个监视机器，成为掌权者手中可以利用的工具。举报制度不会让一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健康，也不会给编户齐民带来安稳放心的生活，它只是给掌权者提供了一种低成本的社会管理手段。与它所揭发的违法行为相比，这种制度所造成的诬告冤案只会更多，对社会层面的信任破坏只会更为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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