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经典台词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7页__句子抄

共收录109个《茶馆》的句子：（第7页）本页收录的《茶馆》经典台词/《茶馆》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茶馆》语录可以了解《茶馆》的特色。

茶馆里自然形成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等分野，在我看来并非是茶馆的排他性使然，反而显示了茶馆的包容性，也即是说可以以类似的设施为各种人、各种目的服务。其实，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人以群分”，事实上也不存在所谓对任何人都有同样感觉或享有同样权利的公共空间。相同的职业、身份、阶层、地域、社区、邻里等人在一起更有认同感，人们更感觉放松，有更多共同语言和共同兴趣。其实任何一个不在乎这些珍域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打破这些界限，到任何他们愿意去的茶馆，茶馆一般也不会把他们拒之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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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戏园的改良和控制揭示了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地方文化的独特性与国家文化的同一性之间的斗争。在国家权力及其文化霸权之下，大众娱乐不可避免地被改变了，但传统的娱乐形式和许多旧的节目仍然被保留下来。虽然国家强化新的规章，但要达到其目的并非轻而易举。从晚清改革到国民政府崩渍，成都地方文化和习惯堡垒顽固地坚守着它们的防线。不过，在抗日战争中，利用民族危机和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国家最后还是把它的权力深入到茶馆并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大众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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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闲阶级”可能包括文人儒生、城居地主、退休官员、财主寓公等各类中产以上阶级。而“有忙阶级”涉及更广，可能包括四种人：一是以茶馆为舞台者，像讲评书、演地方戏和曲艺的艺人；二是以茶馆作为生意场所的人，如商人、江湖郎中等；三是以茶馆为工场和市场者，如工匠和小贩等；四是在茶馆里会客、议事的官员和文人等。当然，“闲人”“忙人”并非社会阶层的划分，角色可以相互转化。例如，“有闲”的人并非都是富人，一个苦力找不到工作无所事事，也可以是一个“闲人”；一个富商在茶馆里做交易，也可以是一个“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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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当讨论新出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间题时，年代便十分关键，但讨论那些相对稳定、变化很小的文化现象时，时间不再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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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一般集中在关于茶馆生活的几个方面：赌博、看“淫荡”和“暴力”的戏、浪费（金钱和时间）、妇女进人有伤风化等。改良精英对妇女出入公共场所甚为不满。这种态度与我们过去所认为的他们对妇女的态度应该比守旧者更为开化和宽容大相径庭。这些改良者推动了许多以西方和日本为范本的经济、教育、社会方面的改革，但他们在妇女问题上比其在西方的同侪保守得多，认为妇女在公共场所的抛头露面是“不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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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研究历史，钟情于宏观历史和历史上的风云人物，风行一时的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更使我们相信、历史学家应该高瞻远瞩，写历史也应有叱吒风云的气概，指点江山的魄力，洞悉天下大事的眼光，或像《资治通鉴》那样，为当政者提供治国的借鉴，或为国家民族复兴在意积形态上奠定基础。当书写这样的历史时，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我们驾驭历史的野心。因此，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写他们，才能建构有关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宏大叙事，才能体现史学家的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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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所谓地方文化，就是由于地理、生态、生活方式所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现象。由于过去交通不发达，社会相对分离，所以文化具有各自的独特性。 “国家文化”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个词，英文我用的是national culture，其中也包含了state所推行的文化。而对国家文化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随着时空的转移，特别是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和政治的冲击，地域间的交流不仅更频繁，规模也在扩大，地方文化和斯国家文化的意思也在发生变化，而且这两个概念之间经常发生游离。但是我认为国家文化至少包含以下三个要素：第一，是由国家权力来提倡和推动的；第二，是有利于中央集权的；第三，有一个全国的统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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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历史本身的纵向变化，也注重茶馆与国外类似公共空间的比较，特别是二者的近似性。在解释上，认为政府权力与地方社会之间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并深入分析了茶馆长期延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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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没有发现在20世纪前50年里有任何小茶铺发展成大茶馆的实例，几乎所有的大茶馆都是从开办时便初具规模，它们投资多，营业的空间大，雇用的工人多，接纳的客人众，因此利润不菲。大茶馆的老板与地方政府的官员、军队和商界的头面人物，都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以得到保护。但那些小茶铺缺乏这些资源，资本少，规模小，利润低，无法再投资，故难以扩展，多数也仅处于糊口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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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娱乐是一个强有力的教育工具，许多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从地方戏、评书等表演中接受历史、文学、传统价值观的熏陶。改良精英和政府官员认为地方戏可以用来开民智，推进“文明”，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准”。政府颁布规章以控制民众的娱乐，利用公共娱乐灌输正统思想，影响普通人的头脑。这个研究也揭示，在不同的层次上人们接受不同的价值观，有的倾向正统，有的则陷入异端，显示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野。不过这种分野经常是模糊的，而且还彼此重叠。因此，茶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精英和大众、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相互作用的理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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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地方政府以“革除社会有害民众之事”，制定规章，只允许每个公园开一家茶馆；茶馆密集地方，酌情取缔；茶馆只能在早晚营业共6个小时。这些新规章反映了政府激进的、日益增长的对茶馆及茶馆文化的关注和采取的限制政策。不过没有资料证实这些新规定得到了认真的实施，否则大量从业者将失去生计。茶馆的营业时间也并未大幅度缩短，一般仍然有十五六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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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改良和控制茶馆的过程，是城市现代化和寻求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也是近代中国许多其他城市的共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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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显示了茶馆作为小公共空间，是一个各种冲突发生的地方，从纠纷、争吵、偷盗，到打架、暴力乃至杀人。这些冲突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从顾客之间的矛盾，邻里关系的紧张，到为生计的争夺，小商业间的竞争等，冲突经常发生在社会的最底层，揭示了社会群体、阶级、行业之间为使用公共场所谋生以及使用这些空间的权利所发生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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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的建立是为了保护那些来自同一地区移民的共同利益，而行会则为同业服务。然而，两者的界限并不清楚，经常相互重叠。 P252 在民国时期，同业组织与同乡组织有日益分离的倾向，这个分离的部分原因是国家推行同业公会的结果，与过去的会馆相较，同业公会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 P266 公会在地方事务中与政府合作，但是如果其整个行业的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它将进行反抗。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是赢家，但公会有时也有所斩获。 P268 如果说在价格和捐税问题上，茶社业公会与地方政府充满着矛盾与斗争；那么在限制茶馆数量问题上，两者则更多的是合作。 P274 公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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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晚清民国时期，成都有500~800家茶馆，数量上超过同期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成都居民与茶馆有着密切联系，相当大一部分居民是茶馆的顾客。在1930年代，茶馆大约给6万人提供了生计，这些数字还显示了茶馆在城市经济中所处的中心地位，茶馆成为成都最重要的商业之一，带动了其他行业，如餐馆、理发、小商小贩等。 …… 从表面上看，茶馆作为一个小本生意，在竞争中很脆弱，但是它们的小规模使其很容易开办和经营，并能根据情况进行调整，资本周转快，因此它们能够在艰苦条件下幸存乃至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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