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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已经很不一样了。在现代,普通工人也能过上相对富裕的生活,享受消费的快乐。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劳动工作仍然只是赚钱的手段和工具,消费和享受才是目的。在工作中感到累得像条狗,而在吃、喝、性爱等活动中才感到自己像个人。这就带来了一种奇怪的困境。比如,一位白领女性,经常加班熬夜伤害了皮肤,所以需要购买护肤品。优质的护肤品很昂贵,所以她要追求升职加薪。这就要加更多的班,熬更多的夜,皮肤受到的伤害就更严重,于是就需要更优质、也更昂贵的护肤品和护理服务......你看,在这个循环中每一个环节的决定,这位女性都感到是自由自愿做出的选择,但是最终却陷入了一种受到支配的奴役处境,这就是马尔库塞说的“自由的奴役”。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人的思维模式也变得单一化了。这是韦伯讲的工具理性,追求成本最小化、收益最大化的计算模式,主要关注的问题就是想如何赚更多的钱,然后如何享受更优越的消费。表面上看,人好像也有自由,可以自己选择做什幺工作,也能自由选择买哪一种商品,但说到底,这些“自由”都没有超出这个单一的生活模式和思维模式,人只是在这个无尽的循环中打转而已。所以,马尔库塞说,资本主义社会不是真正自由开放的社会,而是“单面”,或者说“单向度”的社会,生活在这种体制中的人,也不是立体丰富的全面发展的个体,而是丧失了真正自由的“单面人”。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同一个国家内部在很多大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两极对立。比如在美国,对于特朗普,有人恨之入骨,有人爱得要死。在英国,民众对于脱欧问题分裂为高度对立的两派。在德国,对于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同样分裂。这种现象在今天非常普遍,我把它叫作“精神内战”。为什幺全球化的时代会出现普遍的“精神内战”现象呢?这有经济和文化。在经济层面上,有一位研究平等问题的权威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他在研究中发现,新一轮的全球化带来了两个消息:好消息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缩小了;但坏消息是大部分国家内部阶层不平等加剧了。就拿美国来说,硅谷的大公司在全球化中获得了巨大收益,而传统制造业地区却走向衰落。硅谷的程序员和底特律的蓝领工人,他们的经济差距就拉得更大了。而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带来了大量的人口、资本、信息和物资的跨国界流动,这导致各国本土的传统价值、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都遭到了全球主义的强烈冲击。尤其是近年来,移民和难民的涌入,恐怖袭击时有发生,这让欧美国家感受到文化冲击,激发了它们更为敏感和尖锐的反应。而主流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主义,却没有能够提出有效的方案来回应这种冲击。21世纪新一波的全球化造成了一条深刻的“断层线”。这条断层线不是出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每个国家的内部,出现在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因为全球化而受挫的人群之间。这条断层线的两侧,就形成了“精神内战”,在政治上表现为两极对立。自由主义民主鼓励多元化的立场和观点,但也需要最低限度的政治共识。而极端分裂的民意会让自由民主政治陷入严重的困境。政治学家最近几年发现,欧美国家出现了“民主衰退”,这在过去都是在那些刚刚完成民主转型的国家才会发生的事情。到了现在,哪怕在西方国家内部,自由主义的故事也越来越难讲通了。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 现代社会强调个性、强调自由,看上去有各种各样的选项供我们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那幺多机会去提高真正的自主性,去发展自由而丰富的精神和人格,因为我们有一个摆在眼前的迫切任务:满足社会机器对一个零件的要求。我们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一个合格、优质的零件,这就是“铁笼”的比喻中含的深意。 破除悲观,获得清明,达到从容一这才是韦伯思想带给我们的真正启示。罗曼・罗兰说过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我以为我没有“过度工具理性化”,细想其实非常严重。我工作经常极为投入,为之欣喜为之迷茫为之痛苦。太看重我本人在社会上的工具价值和工作在我生命中的工具价值。事实呢?我不过是零件,功能有限,要实现价值,也必须接受自己的十分有限:工作在我的生命中也是零件,虽重要,但是远不及我的个人生命体验重要。是的,我生命最重要的就是丰盛美好的过程体验。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道徳个人主义的主张是什幺呢?就是相信每个人作为道德主体,都是自由而独立的个体。每个人自主选择自己的目标,为自己选择的结果负责,也仅仅需要承担这种责任,不受任何超出个人选择的道纽带约束。也就是说,个人道徳责任的来源只是自己的自由选择,这和自己所属的群体、习俗、传统和历史等都没有关系。 在这里,桑德尔采取了一种不同的理论视野,就是“共同体主义”,也常常被译为“社群主义”( 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强,“个人是社会构成的”,先有社群,社群造就了个体,而不是先有孤立的个人,然后再由个人组成社群。这对自由主义所依据的个人观念提出了挑战。 桑德尔在后期的著作中引用了另一位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泰尔的一个观点: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如果你要回答“你是谁?需要什幺?以及想做什幺?”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幺答案就在你的故事之中。只有讲通了自己的故事一理解自己成长的过程,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形成了你的目标,后来又发生了什幺变化你才能真正回答这些问题。 那幺,桑德尔的社会观是什幺呢?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事实上,社群有一种组带关系,它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用桑德尔的术语说,这是“构成性的社群观”:社群是“构成性的”,社群实际上“构成”了你这个人。 个人当然会做出选择,但个人的目标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与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比如,作为中国人,你会更加看重对父母尽孝,你也会认同孟子说的“舍生而取义”。你还可能觉得,陶渊明诗中的生活理想也挺令人向往的。也正是在这种组带关系中,你オ具有归属感,オ能完整地讲述你自己的故事。 既然社群和个人具有这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那幺个人就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者“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这与道德...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归纳一下这两点批判:第一自由主义的理论是虚假的,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种无所牵绊的原子化个人;第二,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造成了自我中心,相互分裂的冷漠社会。 如果你相信自由主义的理论虚构了不存在的个人,那你就无法谈论虚构之人的任何实践后果。或者,如果你同意自由主义的实践是有害的,那你就必须首先承认它的个人理论真实地反映了现实。换句话说,你不能既批评这种原子化个人是虚构的,同时又批评这种虚构的个人实际上造成了有害的影响。沃尔泽锐利的目光,穿透了这两种批评之间的逻辑裂痕,指出这两种观点是相互矛盾的,无法同时成立。 他认为,自由主义的理论真实反映了现实,所谓“孤立的自我”确实存在。他们并不是脱离社会的存在,而恰恰是被现在这个社会所塑造的结果。也就是说,个人确实是被社会塑造的,社群主义的这个观点没有错。但它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正是这种新型的社会造就了“孤立的个体”。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流动性”,总是在不停地移动和变化。那幺,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社群还存在吗?人们还有社群关系吗?当然存在,但主要的类型改变了,沃尔泽把它叫作“自愿型的社群”。它和传统社群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是一种“自駆的联合・你可以把自理解为可以决裂或退出的权利。就像一桩婚姻,如果说它是自愿的,就意味着选择离婚总是可能的。一种自愿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有可以改变的权利和机会。因此,我们很容易获得不同的身份认同或归属关系。 由于前面所说的四种流动性始终存在,现代社会永远都处于运动之中,沃尔泽把这种特征称作“后社会的状况”( post-social condition)。 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种孤立的、近乎原子化的自我,就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 pre-social self)观念,而是“后社会...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还有谁比我更了解自己、更懂得自己呢?当然是我本人认为只有自己对自己具有绝对解释权,这种观点叫作“唯我论”,常常和“个人自主性”联系在一起。 许多人都相信,所谓个人自主性就是“别管我,别管我,我的地盘我做主。自主性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生活。可是,你如何做出选择呢?尼采和萨特都告诉过你了,选择没有什幺标准。你选择,你负责这就是一切,其它没有什幺好说的。 可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选择可能会错,结果可能会让自己不满甚至痛苦样一来,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太过沉重的个人负担。于是,有人平庸无聊,有人失落迷茫,也有人孤独无助…这些都不是他人的评判,不是外在的感受而是我们自己能够真切感受的困苦。这样的精神困境在现代社会相当普遍。 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种道德理想。 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比如,奥古斯丁就说过,“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卢梭把这种与自己内心的接触感,表达为我们的“存在之感受”。再到后来,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 泰勒认为,消极自由只是本真性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不能把本真性与消极自由画等号。他指出,自由主义的观点存在一个盲区,就是把本真性强调的“忠实于自己”等同于“唯我论”的主张。只要依据自己的内心,就足以创造出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外部世界要幺是多余的,要幺是“自我实现”的障或敌人。但这恰恰是唯我论的盲区。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如果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入与人之,那幺主体与主体之间就会形成种关系,哈贝马斯称之为“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 是的,语言可以用来吵架、威胁、欺骗和污染,但也可以用来交流沟通。在这里,哈贝马斯区分了几种不同的言谈行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策略行动”,你的言谈只是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好像在和人交流对话,但语言只是你的策略工具。这时候你使用的理性,其实就是工具理性。打赢一场诉讼案,完成一个被指派的任务,或者把意中人“追到手”,这些都是策略行动。 但还有另一种不同类型的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展开的对话交谈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行动”( communicative action),也可翻译成“商谈行动或“沟通行动”。比如,我们和同事在工作之余聚餐,或者你在追求伴侣成功之后还继续谈恋爱,这些都是为了真正理解而交谈,属于交往行动。哈贝马斯认为,好好说话这件事本身有很深的道理。这不只是解决矛盾的调解机制,他从中发现了一种理性的类型,这种理性既不是工具理性,也不是主体性的价值理性,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交往中的理性,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 只要你知道韦伯命题的意义,你就会理解哈贝马斯的贡献有多重要。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有自己适用的领域,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城称作“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块是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领,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 韦伯非常担忧工具理性的无限扩张,哈贝马斯也格外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仅仅屈从于工具理性,那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系统的殖民”。这关乎我们的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福山也采用了类似的历史观。“历史终结论”主张,历史发展有自己的方向,我们最后会走到历史的终点。但是,福山说的这个终点是自由主义民主如果深入“历史的终结”的英语词义" End of History'我们会发现,在“History”和“End”这两个关键词中,暗藏着玄机。首先是Hor;这个词的原意就是“他的故事。但福山强调,他说的这个“ History",其中的“H”必须大写。这个大写的历史是什幺呢?简单地说,不是实际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而是一种故事的讲法。这种讲法很厉害,能把所有故事一网打尽,全部纳入自己的讲法中,整理出一套规律,这就是大写的历史,即“普遍历史”。 其次是End”,我们都知道“End"有终结或者终点的意思,但它还有另一个含义,就是“目的”。“历史的终结”也是“历史的目的”。福山自己说过他是在双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历史为什幺会终结呢,因为已经抵达了目的地,不会再往前走了,所以它就终结了 黑格尔早在1806年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后来马克思发展出一个重要的升级版。而现在,福山又提出了自己的更新版。只是,福山的版本至少在两个方面与马克思的版本不同。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面:福山设想的历史目的地与马克思的构想不同。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类未来要抵达的理想社会。而福山说,没有那幺远历史的火车”提前到站了,自由民主制就是最终目标,人类(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已经到达这个终点,也就不用继续前行,走向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这就要讨论福山和马克思的观点在第二个方面的区别,就是关于“什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福山认为,根本的动力是“为承认而斗争”。 在福山看来,人生在世有一种根本需求,就是“获得承认”,要求别人承认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类对于承认的需要绝不亚于对经济的需求,要不然怎幺会说“不为...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第三,尼采可能是一个多元主义者,但他并不是“相对主义”者。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区别是什幺?简单比喻一下,老师发下来一张卷子,告诉你“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开放的”。这不是说“你无论怎幺回答都是对的”(这是相对主义)而是说“可能存在多种正确答案,但一定有些答案是错的”(这是多元主义)。 当然,我们还可以走向另外一个悬崖,就是视角主义的极端性。 我在前文提到过,视角主义不同于所谓“庐山真面目”的说法。有的人不是太理解,认为视角主义其实等同于“盲人摸象”的故事。但这不是尼采真正的洞见。 盲人摸象是什幺?前提是有一个事物(大象)实实在在客观地存在,它在那里,然后我们去认识它。虽然我们带着自己的视角,有许多片面性,但是我们能够不断去接近对这个事物的全面客观认识。 但这不是尼采的看法,因为尼采首先不同意那个前提:大象客观地在那里。也就是说,他反对实在论。实在论的观点坚持认为世界就在那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个词的英文 eal”主要被翻译为“现实主义”,但在哲学领城中一般译作实在论”一一听上去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怎幺还会有人反对啊? 哈佛大学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提出过一个思想实验“缸中的大脑”:想象你的大脑被人从你的身体内取出,放在一个中,其中有能够维持大脑生理功能的液体。大脑上插着电极,把你大脑的神经感知系统接到一些电脑上,电脑给你一些模拟日常生活的感官刺激,那幺你完全会以为自己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有各种活动,而不会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缸中的大脑 缸中的大脑”质疑了我们的直觉或常识,因为我们总是要通过感官来感知现实。那幺,我们如何能保证自己的感知反映了客观的存在,又如何区分幻觉与实在?我们常常陷入幻觉而不自知,将幻觉误以为真。幻觉可能是梦境所致,或者是“邪恶的魔鬼”对我们施加的魔法,制造了我们的幻觉。 因此,与实在论相左的观点就...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中医也是无法被证伪的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个人层面上,价值多元化增加了人的困惑和迷茫。人总要寻求意义。韦伯有一句名言:“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在价值多元化的处境中,我们好像有很多选择,可以相信A,也可以相信B,但没人能说,A或者B就是最好的。因此,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生:有人仍然信奉宗教,有人一心追逐名利,有人相信知足常乐、随遇而安,有人执着于奋斗进取和成功,有人相信及时行乐、沉湎于各种感官享受…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有自己的主观理由,却没有一个公认的共同理由。 我在导论部分提到,现在很多时候“我喜欢”变成了最重要的标准。这何尝不是一种无奈?有些问题我们自己也给不出确定无疑的回答,最后只能说我喜欢。但建立在“我喜欢”上的选择是脆弱的,个人意愿是一件善变的事。其实,选项不一定就糟糕;糟糕的是,我选了,但永远也不知道选得对不对。这种长期存在于内心的动摇和不确定感,是现代人最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几乎成了一种“时代的病症 科学理性打破了传统的价值规范,却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标准,也就无法为人们提供生命意义的指南,因为生命意义是一个价值问题。韦伯引用托尔斯泰的话说,“科学与意义无关,因为对于我们唯一重要的问题,我们应当做什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科学本身提供不了任何答案”。这造成了一种“价值真空”状态。在这种状况下,好像无论我们如何选择都可以,要幺是人云亦云的,要幺是任意武断的,但都没有确定无疑的依据。这种空虚的不确定性,让现代人很容易被焦虑和无意义感所困扰。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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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代: 近现代
    刘擎,男,1963年3月生于青海西宁,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专业教授。1978年,刘擎就读于东华大学化学工程专业;1982年7月获工学学士学位;1985年2月获工学硕士学位,并在社会科学部留校任教。1991年赴美国留学;1994年8月获马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2003年11月获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2003年7月至2007年11月,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2006年入选上海浦江人才计划;2007至2008年,成为富布赖特访问研究学者;2008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7年11月至2011年12月,任华东师...(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