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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存仁经典语录/名句/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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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句子抄所收录78条关于"陈存仁"的句子：本页收录的陈存仁经典语录/名句/语录/陈存仁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陈存仁经典语录/名句/语录可以了解陈存仁的文字风格。
    我想：一切的政权，当督军，当总司令，当省主席，是一件事，政务的收人，最多占到一半，而很大的收人，却是鸦片。所以百年前对外的鸦片战争虽已结束，而百年来对内的鸦片争夺战，始终还存在着。
    《抗战时代生活史》
    有人见鬼的事情，闹得歹土方面都信以为真，那时节上海有一家“祥生汽车”，是规模最大的的士车公司，常有搭客从歹土跳上汽车，司机明明见到有男有女上车，但是到了指定的地方，车内却杳无一人，从此凡是由歹土上车的搭客，都要先付车资然后开车。据传说有几个司机拿到的竟是“冥钞”。这类故事，传说纷纭，不一而足，当然不可深信，但也足见赌台害得人多，疑心生暗鬼，大家都信以为真。
    《抗战时代生活史》
    一件是褚民谊怎样会得到医学博士学位，他说：他和褚民谊是留法同学，而且还同住在一个宿舍中，他并不是‘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的留学生，而是他父亲卖掉一间药材铺供给他留学的。到了法国，他的父亲就死了，经济来源断绝，后来由同乡张静江资助的，他在法国一边搞革命运动，一边搅风流事情，对读书，有时很用功，有时胡作胡为，他有许多研究动物交尾的照片，最多的就是狗类猪类，马类牛类，他对这件事有特别的兴趣，经常到动物院中去耐心等候拍摄各种动物的交配状态。法国的医学院,读书采取自由制，他对医学方面实在并不用功，专门研究动物试验中的兔子，是如何的交配方式？给他发现了若干兔子的性生理是有阴阳两性的组织，所以雄兔与雄兔也能相交，简直雌雄难辨，他就用解剖的工具，从兔子的性器官上发现很大的秘密，在毕业时他作了兔子阴部构造的论文，竟然获得博士学位,所以人家称他为“兔阴博士”。我听了不禁哈哈大笑。
    《抗战时代生活史》
    有一天，上海各报突然刊出一段花边新闻，说许多女性赛跑健将，在出赛之前，人人要在大腿上擦上一些松节油以舒筋络。这项工作的负责人，竟然是堂堂委员褚民谊，他那擦油时的神态，都被收入镜头，一经刊出，观者无不失笑。
    《抗战时代生活史》
    此时，世界各国的记者和洋商，都在隔岸观战，并且个个脱帽对四行仓库的抗战壮士致敬。这时，租界与闸北的电话已经不通，忽然有一个懂得军事旗号的人，自告奋勇向对岸孤军打旗号，问他们需要什么紧要的援助物品，对方也旗号回答：“什么都不要，只要一面国旗。”大家知道了这个消息，却一时毫无办法。就在这时，突然有一位女童子军杨惠敏，很勇敢地用油布包着一面大国旗，在枪林弹雨之下，跳入苏州河，泅水到达对岸，把她带的一面国旗送入国军手里，一时两岸掌声如雷，感动得大家流出泪来。不一会儿，这面国旗就随风飘扬在四行仓库之上，国军更是士气高昂准备与日军对抗到底。陈存仁 (2007-05-01). 抗战时代生活史 (Kindle Locations 723-729).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Kindle Edition.
    《抗战时代生活史》
    在平津方面，靠着哄、吓、骗、诈，只打了几场仗，虽然有几员猛将奋力抗战，如张自忠等战死沙场，平津及华北数省，也轻易地失陷了。
    《抗战时代生活史》
    隔了不久，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给对面木行中的保长，问他：“今天到底出了什么事？”那保长回说：“今天的事，到现在还不知道，只是我的门口聚集许多高丽和台湾译员，有些来向我借沙发，有些要求烧水冲茶，看来不知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终了。”我刚搁下电话，见到一日本军乐队奏起哀乐，接着有日本僧人二三百人排队进入，一路上敲敲打打，口中好像还念着经。这种日本僧人，大约每走十步就下跪一次，最后，出现许多马拖的车，车上载着许多装骨灰的坛子，还有几架车，上面载着血衣和木匣。我看到这个情形，就想到这些木匣里面装的一定是“阵亡将士”的遗物。 祭奠亡魂的日军亲属 。 最后一批，跟着三四十个妇女，都是穿着孝服，肩上披着有“未亡人”字样的白布带子。这批未亡人走完了之后，又来了几架日本领事馆的马车，车中所置何物不甚了了，好像是高级将领的灵牌。最后的一架马车，载的是巨型的骨骼，猜上去大概是大将中将的战马遗骸。我从头看到尾，意识到今天他们举行的是“阵亡将士追悼大会。” 等到所有日本人进入侧门之后，铁门就关了起来，里面响起一阵哀乐，接着不知什么时候运到的一口大钟敲响了，也不知道里面由什么人主祭，在最后一刹那，只听见一阵凄
    《抗战时代生活史》
    我们中国人，大部分多多少少有些传统的迷信观念，当然是极不合科学的。近年我游览各国之后，发觉各国都有类似的迷信，日本人在抗战末期，我觉得他们的迷信行为简直比中国民间还多。军阀们发动侵略战事，都是由佛教密宗禅师选择日期，他们认为一个“八”字对他们最为有利，所以他们第一次侵略东三省，就是九月十八日，即所谓“九一八”。第二次在上海一战，就选了一月二十八日，所谓“一·二八”。第三次也从上海开始，正巧是在八月份，基本上已经有了一个八字，就在那月的十三日，即所谓“八一三”。所以每次发动战争，都有一个“八”字，这是日本人的迷信之一。 日本军队出国之前，预先要由密宗禅师来做一次佛事，念经参拜之后，由禅师授予每个士兵一块木板，名为“御守”（日本人的读音为“欧麻毛利”）。木板上面写些什么字，我不认识，只知道这是作战的“护身符”。这块护身符，无论衣衫如何更换，是永不离身的。据说佩了这块木板，枪炮不入，刀刺不死，这是日本人迷信的又一件事。
    《抗战时代生活史》
    他开医院，有一套特别的宣传法，就是登报免费为人照X光，以照肺为限。广告登出来，登记的人动辄达千人之多。他只有一架X光机，每天限二百人，由一个值日医生主理。我有时也到X光室去参观，见到每一个人来照射，都是不用菲林的，只是透视（按：那时菲林已缺乏得很）。每个人照X光的时间不过一分钟，医生就在卡纸上打上了一个橡胶图章，少数说是“肺部正常”，多数都说左肺有病或右肺有病。这样，有病的人一个个争先恐后地登记求治，那时有钱的人极多，即刻住院，于是虹桥疗养院把空置的房间都布置起来作为病房。在这个时候，丁惠康岂止是日进斗金，事实上比一斗黄金还多。 这个时候，盘尼西林刚刚发明，价值昂贵，都由跑单帮的人从香港偷带到上海，路途遥远，他们怎样的跑法我也不知道。因为虹桥疗养院用量极大，一个真正有肺病的人，要打上两三个月的盘尼西林针，其代价等于买一座小洋房，因此就有二十多个跑单帮客人，专门为虹桥疗养院来往香港上海，偷带盘尼西林。 然而，病人毕竟多，带来的盘尼西林还是不够应用，而且香港做的盘尼西林假货多，上海也有人做，因此丁惠康又想出一个办法来，叫做“人工气胸术”，俗称“打空气针”，就是在肺部患处旁边，打进空气
    《抗战时代生活史》
    上海在正常时期有四个交易所，一个是纱布交易所，一个是物品交易所，一个是金业交易所，另一个是证券交易所。战事一起，物品交易所无声无息，金业交易所因为黄金只升不降，一般人很难参加买卖。唯有纱布交易所，在抗战初期营业鼎盛，无数做投机的人，都混入这个市场，但是时局有变化，谣言又多得很，上落极大，参加的人，买进现货期货，赚钱的人多，蚀本的人少，所以很多人趋之若鹜。若干人稍微赚了些钱就卖掉了，上海人叫做抢帽子，这些人就可以依此为生。若干实力分子，做纱布都是大手笔，一买就是几百包，待到高峰时，一卖几千包，把投机者的头寸都会吸干。其中有几个大亨，他们联起手来，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班人还专门造谣，一会儿说和平在望，说得煞有介事，纱布就会狂跌；而伪府的重要人物也参与其事，一会儿来一个什么禁令，纱布就大跌特跌，一会儿宣布暂缓执行，纱布又大涨特涨，这些要员也赚了不少钱。还有银行已经变质，没有人再去存钱，因为币值贬得快，储蓄银行竟无业可做，老百姓所有的钱财都去做投机，于是每天涨起来，一倍两倍地涨上去，跌下来五成八成地跌。有几件有趣的事，也不妨说说。 前面说过在纱布投机中出了三个大亨，因为他们能操纵市场，同他们敌
    《抗战时代生活史》
    那个余达夫，三杯落肚，就现出原形，又唱歌又流泪，真所谓狂歌当泣，原来的学者风度完全消失，竟然一面挥泪一面说他曾经在前方当军医。我就点穿他：“日本人决不会用中国人当军医。”他最后吐露真情说：“我本来是日本人，因为一向在上海同文书院读书，所以学的都是中文，甚至一切举止都是学中国人。日本军队中，也有反战分子，而且数量很多，大多数的反战分子，都被就地枪决或判罪遣返日本做苦工。我也是反战的一分子，因为他们抓不到证据，仍让我回自然科学研究所做职员。
    《抗战时代生活史》
    在八年抗战中，有钱的人皆由囤货发财，没有钱的人，凭两条腿靠跑单帮也赚了不少钱。最苦恼的就是公教人员，既没有钱囤货，更不能凭两条腿去跑单帮，教书的人还是教书，过着清苦不堪的生活。 公教人员，起初为租界当局当差，后来为日本人做事，他们的薪级都有定额，币制发生动摇之后，虽也一次次加薪，但是所得永远追不上物价，其情形也和为人师表的教员差不多。 从前教育界中人，个个都是奉公守法、安贫乐道，可是到了这时，穿的衣服都已破破烂烂，几乎不堪入目。我有好几个朋友在暨南大学任教，暨南大学是在上海郊外的真如镇，当时火车班次少，乘客多，所以挤迫不堪，每天到学校去，既不能步行，又搭不起火车，只好把上海的居处顶出或退租，另在真如镇学校附近分租一间农舍居住，几乎个个都成了乡下人。 从前上海工部局办的几间学校，如育才公学、华童公学等，教员的待遇最好，到了这个时候，他们也都度着艰苦的生活。 至于公务员，小部分的人，可以对外百般敲诈捞钱，但是大部分公务人员不会转业，惨苦的情况也是笔墨难以形容。
    《抗战时代生活史》
    现在我就要谈谈在那个时期大家的生活和有关衣、食、住、行的情况。 那时节一般无钱无货无业的人都省吃俭用，因为裁缝工钱高涨，外国衣料断绝，很少人添置新装，能保持身上一套旧西装，已经算是运气。 但是当时有许多新贵，一种是属于商界的，所谓暴发户；一种是属于政界的，所谓沐猴而冠的人物。这两种人有的是钱，拼命出高价搜罗，一套套的新西装，换之不休，这种衣料即使价格奇贵，他们也毫不在乎。 普通人都是穿布的衣衫，由于四方八面来的人多，因此在轧米之外，就要想办法买布。但是所买的布，并不专为自己穿用，而是作为囤积的对象。最热门的布就是龙头细布和“阴丹士林”两种。 穷人穿不起衣裳，为了保暖，只有在别人身上打主意，就在冷僻的里弄间，剥取别人的衣衫据为已有，当时上海人称这种行径为“剥猪猡”，相当于此地所谓“死牛”。所不同的，一称“猪”，一称“牛”而已。不久，这种剥猪猡的人，因为得来容易，做这种勾当越来越多。不过他们都没有武器，只是徒手来抢夺，也不会把人打伤或是箍伤的。被剥的人不过被剥得只剩一套底衫裤，逃回家中而已。至于警方的突击搜索，名为“抄靶子”。 这时候，街头仍有无数的乞丐，但是并不向人伸手要钱，他们只是等
    《抗战时代生活史》
    黄警顽回到上海之后，张菊生早已接到杭州分馆的报告，立刻令黄警顽到经理室问话。张氏开口第一句说：“褚民谊到上海结识张啸林是不是你介绍的？”黄警顽点头称“是”。第二句问：“在上海召妓，你在场不在场？”黄氏又点头称“在”。第三句问：“你在杭州是否天天陪他游玩？”黄警顽点头称“是”。最后张菊生问：“褚民谊偕同妓女往月下老人祠求签，你有没有同去？”黄警顽仍然点头称“有”。 张菊生很严肃地说：“商务印书馆是中国最大的文化机构，褚民谊看来是一个糊涂虫，你同他一样的糊涂，实在要不得。将来舆论的攻击，当局的指责，会因你的陪伴导引，影响到本馆的声誉，所以不得不对你作停职处分。”黄警顽听了张的一番话，只有不作一声而退。
    《抗战时代生活史》
    我回答孙嘉福，他儿子患的不是斑疹伤寒，这是中毒现象。我问他平时是不是打吗啡针或吸白粉，孙嘉福说：“这里有的是白粉吗啡，但我的儿子从没有这个习惯。”我说：“这可能是你平日有所不知吧！”这句话刚说完，那麻面老妪突然顿足长叹，呜呜咽咽指着孙嘉福说：“自从你这个挨千刀的做了汉奸，开了这么多烟间、白粉窝之后，好好的儿子早就染上了恶癖，你还蒙在鼓里，陈医生说的话是对的。”孙嘉福那时还有些不相信，我就把病人的臂部翻过来一看，上面针孔有如蜂巢一般，这下子，孙嘉福无言可说也哭了起来，问我：“如今怎么办？”我说：“病人瞳孔已经放大，足见中毒已深，撮空理线，死亡即在目前，恐怕只有几个钟头的生命了。”他又坚决地问我：“你的话真的吗？”我说：“是真！现在中药已无能为力，要立刻送医院急救。”孙嘉福这时忍不住哭出声来，连说几声“自作孽！眼前报！”“自作孽！眼前报！”要求我继续替他想办法。我说：“只有一个办法，急速车送麦家圈仁济医院，那边有急救的设备，我有熟人可以要他立刻医治，否则这条命就毫无挽救的希望。”孙嘉福夫妇两人此时也不知所措，一筹莫展。我这时向他们告辞，孙嘉福在一无办法之下说：“陈医生慢走，希望你把我的儿子同车送到仁济医院去，我也
    《抗战时代生活史》
    侵略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军阀在上海有几个优越条件：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二八”事件之后，中国在屈辱的情况之下订立了一个《淞沪停战协定》，中国军队不得驻扎上海周围数十里之内，只准到昆山为止，昆山以东，是见不到一个中国兵的。可是日本人反而可以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虹口区屯驻军队，同时黄浦江中经常有大批军舰驻守，海陆空军都有，而且当时日军在上海布下了许多间谍，混在中国的各阶层组织之中，中国老百姓不知道的事情，日本人早已都知道。那时节上海市政府设立在市中心区，可是上海人要到那个区去，必定要经过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底的日本海军司令部，才可以到达市中心区，所以这个司令部就控制了市中心区的咽喉。 当时上海市市长是俞鸿钧，他每天出出入入都感到日本军人的威胁。市政府有一个情报处，有一天，俞市长下手谕把历年情报档案运出中心区，哪知道所有档案早已全部失踪，代替档案的完全是白纸，原来当时市政府的秘书王长春早已受日本军部的利诱，勾结部分职员，干了这件“盗宗卷”的事情。因此市府一切情报，日本人早就知道。换句话说，这时市政府的情报处，早已变为日本人的情报处了。
    《抗战时代生活史》
    后来囤货的风气大盛，大有大囤，小有小囤，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囤货，货涨得最快的，一种是奶粉，一种是洋铁皮，这两种东西，日日高涨，囤的人都不肯脱手。有一越剧女伶，许多卖洋铁皮的店家，把洋铁皮卖给她，她就三张五张地收集起来，最多的时候，她家里囤满了洋铁皮，连床铺都拆掉了，自己睡在洋铁皮上。
    《抗战时代生活史》
    我每次和稚老谈话，他讲的是一口无锡土话带一些常州的尾音。我曾经问过他：“你在民国元年（1912）提倡统一中国言语，在民国二年（1913）二月担任全国读音统一会主席，而且选定以北京话为国语，注音字母也是你发明的，何以从未听见过你说过一句国语或北京话呢？”他说：“中国人的读音，不仅各省不同，连各县也不同…
    《银元时代生活史》
    我有一个感觉，开口都要带着吉利的字句，事事小心，步步留神，这虽近乎迷信，倒也含有一种人生哲学，教自己做事要小心谨慎，出言要博得人家的欢心，在一年开始就要修养这种功夫。所以在新年中即使小孩子不慎打碎了一个茶杯或碟子，都要面无愠色，口中还要说“长命百岁”或“岁岁平安”。所谓“岁”，与“碎”同音，口彩还是很好听的，这与古人玉杯坠地，面不改容，同样是一种心理修养。
    《银元时代生活史》
    我把这件事前前后后的经过，告诉姚老师，姚老师听了我的话，极为生气，他说：“你初入社会就一帆风顺引起同道的嫉妒是必然的但是你对人的态度不能一味谦和以懦弱示人：你一懦弱，反而促使别人来欺凌你，孔子说的中庸之道在此时此地是行不通的。要知道中庸即是无用，这场官司要是你软化的话，此后接踵而来不可理喻的事还会多，所以这场官司你只能赢，不能输。你怎能亲自去向原告讲情呢？一着错就会着着错，我要教你做人之道：无事不生事，有事不怕事。你不侵犯人是对的，但是人家侵犯到你头上，你一定要有办法去应付，那么以后的事，就会消弭于无形了
    《银元时代生活史》
    诸如此类，我让出旧书十部左右，就收回了二千多元。我的太太，在瑞蚨祥买到两件玄狐的皮统子，每件代价为八十元，想各做大衣一件，但是因为配不到好的獭绒皮领，搁置了三年还没有去做。后来抛球场大集成皮货号开幕，他们知道我有两件皮统子，也来情商要我转让，他们肯出价每件六百元。因为那时节上好的玄狐缺货，我也就让给了他们。太太又以一百二十元买了一对翡翠的耳环，当时的代价并不贵，但是隔了二三十年，我们到了香港，这对翡翠耳环已贵了一千倍，所以我们以一万二千元脱手，但是至今还是懊悔不置，因为现在的市价已涨到五千倍以上，这是万万料不到的。那一次到北平所花的钱，事实上，还使我赚到不少钱。因此我又想起丁福保先生对我说过：“以钱赚钱，要比劳心劳力赚钱容易得多。”
    《银元时代生活史》
    一个人读了一些书，往往对钱财看得很轻，认为是阿堵物，提到钱就俗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文人往往不知理财为何事，一生潦倒，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一个人的生存是脱不了钱的，不善理财一世苦。理财的方法，从来都是老生常谈，人人都知道，要是知而不行，等于“无知”。要是能够按照我说的话去做，人人可以致富。所以我要传授你几个秘诀：一、择业要向大众方面着想，选中一个行业，要专心致志地去“做”，绝对不能改行，只要努力，行行可以出状元。二、一个人不可以懒，一懒百事休，“勤”要勤到与众不同的勤力，触类旁通，必然会出人头地。钱财一定要追求不息，但是不正当的钱，一文也不能妄取的。三、赚到了钱之后，一定要懂得“节”，赚十文，最少要节三文，等到所业有成，那么赚到十文可能只用二三文，把积下来的钱，筹备更大的计划，因为“由钱生钱”更为容易。四、赚钱不易，管钱更难，只会赚，不会“管”，仍旧不懂得理财的道理。能够理财之后，还要会“用”，会用比会管更难，用得不得当是浪费，用得有意义，才算得是理财家。
    《银元时代生活史》
    丁师在那天门诊完毕之后，吩附管家的挂号先生说：“明天起让陈师兄住到这里来。”指定一个小房间使用。 这小房间就在弄堂底，中间有一个横额，是吴昌硕写的“留有余地”四字。我很高兴，因为我知道这个房间，要五年以上的老师兄才有资格居住，我一下子就住进去，别的师兄都有不豫之色。我这才知道一个人立身处世，最初会受到同窗的歧视，将来会受到同业的嫉妒，必须要做一种联络工作，即近世所谓打开公共关系。
    《银元时代生活史》
    但是你还年轻，断断不可以张扬开来，要记得小舟不可以重载，张大了篷遇到狂风，就会抵挡不住的。
    《银元时代生活史》
    不久，她坐了美国总统号轮船到美国，我还送她两件绣花旗袍（每件当时值银元二十元），只是没有去送行。（按：九年之后，她得了医学博士回国，嫁给了一个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儿子，后来上海变色，她的丈夫因为说错了几句话，被认为是间谍，被判刑十八年，她现今在大陆仍旧做着医务工作，月薪人民币七十元。）
    《银元时代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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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存仁经典语录/名句/语录
    陈存仁
    年代： 近现代
    陈存仁简介：
    陈存仁（19081990），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名医。原名陈承沅，出生于上海老城厢。师从丁甘仁、丁仲英父子。1928年，创办国内第一份医药卫生常识方面的报刊《康健报》；1929年自设诊所，独立行医；同年，被中医界推选为五个代表之一，赴南京抗议废止中医案；1935年，主编三百余万字《中国药学大辞典》；1937年，东渡日本，收集汉医书籍四百多种，整理出版《皇汉医学丛书》；1949年，赴港行医；1964年，获韩国庆熙大学名誉博士衔，同年编撰出版《中国医学史》；1979年，应讲谈社之邀，编撰《中国药学大典》；1990年9月，逝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代表作有《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我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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