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按后湖驳查的流程，监生会把发现的问题做成驳语黄册——后来改成浮贴在原黄册内，户部会将其打回原籍，勒令修改。修改完成之后，再呈递上来，监生根据驳语检查，发现切实修改无误，再入黄册库。很快有聪明人发现了其中的漏洞：监生在二次驳查的时候，只会复查驳语相关的条目，其他内容不会再看。 ……从弘治十二年（1499年）开始，有疑点的黄册不再驳回重造，只把问题项单独开列成总册下发。地方只需将问题项进行改正，单造一页送至后湖。驳查人员审核无误以后，将改正后的单页补进原先的黄册中，并附页说明改正缘由，用印标记。将黄檗第二层树皮进行熬煮，只要把纸浸入液体之中，便能染成黄色。更绝妙的是，黄檗树皮里富含小檗碱，对于杀虫防蠹有奇效，印出的书可以经久不坏。朝廷要求黄册封面染黄使用黄檗汁，是出于保护纸张的考虑。可是这些册子的制造费用不归朝廷管，每一个里得自己掏钱去造。最初黄册是用糨糊，每一页的右侧刷一条浆子，逐页压实，形成一册。明代的糨糊多用鱼鳔或树胶熬制，可民间嫌麻烦，大多是用米、麦、菱藕磨碎成粉，加酸酒进去加热而成。这种淀粉质地的糨糊，加固效果还行，但特别容易招虫子。这个破绽，很快也被地方给利用起来了。比如说哪位胥吏想要作弊篡改，就先攒造一册黄册，数据完全真实，绝无作弊，但在装订时，会在石黄粉末和糨糊里掺入蔗汁、蜜水等物。这种册子的蛀蚀速度远胜别本，不出数年，好端端的一本黄册便会化为一堆粉末，原始记录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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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正德十二年，终于有一个叫唐鹏的监生勇敢地站出来，上书朝廷说了实话，明确指出黄册效率低下的原因是监生待遇太惨，请求改善。他的诉求是，恳求朝廷把驳查的工作时间算入“实历”。这次朝廷终于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开会议了几日，最终拿出了一个办法：监生在后湖的工作时长，确实可以折算成等长实历，但三个月封顶。这意味着，如今一次驳查动辄数年，监生干得再多，也只算三个月工分，其他时间还是白干。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比如“过湖监生”的待遇问题，是从宣德之后开始凸显。这一段时间，正是大明士绅集团开始发展壮大的阶段。根据《大明律》，这些士绅可以减免税赋徭役，比起自耕农经济上天然具有优势。他们又可以通过科举等渠道，在政权里取得话语权。最终这个利益共同体在中枢则为高官，在乡里则为缙绅，以士林为纲网，以族亲为身基，形成一个能与皇帝抗衡的集团。这个共同体的天性，是利用经济和政治上的优势去兼并土地，攫取利益。驳查黄册的根本目的，是查清人口、田亩，与这个集团的利益天然背道而驰。他们即使没有刻意去阻挠，也肯定不会主动去改善。当然，这并不是说真有那么一两个幕后黑手，在斗室里算计着如何破坏黄册制度的阴谋。具体到个人，不乏明智的官员上书要求变革，但作为一个利益集团或阶层，大多数成员都会下意识地在方方面面做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举动。这些力量汇聚到一起，形成所谓的“潮流”或“时势”，谁逆了潮流，谁阻碍了时势，就会遭到反噬。驳查监生的遭遇，不过是这股政治力量在水面上造成的一点点微澜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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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职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里面的钩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二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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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结构之下，朝廷的意志可以从中央贯通到最低的里一级。可是当时没有纸，更没有电话和电报。中央政府想要掌控每一处基层，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别的不说，秦始皇每天要批阅一百二十斤奏章，可想而知全国工作量有多少。这种基层结构的成本太高，可秦廷又不愿放松管束。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法律再细密些、再严苛些，指望民众畏法谨行，老实不生事，以此减少管理负担。可是，实际效果恰好相反：律法越严，管理起来就越麻烦，基层就越容易出问题；而基层问题一多，官府不得不强化惩戒，反而让成本越来越高。一来二去，形成恶性循环，直到结构不堪负荷。秦代灭亡的原因有很多，这个无视管理成本、希望彻底掌控基层的轴劲，也算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吧。后来刘邦就学乖了。西汉虽然上继秦制，但法律上“约法省禁，蠲削烦苛”，同时在基层官员的选拔上懂得妥协，把很多权力让渡给地方上的大族。汉代的地方家右、强宗之所以那么强大，本质上，是中央与地方在管理上达成微妙平衡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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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士绅们将所有相关的保龙文书都搜集起来，合订成了一本书，叫作《保龙全书》，以期让婺源后辈知道，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本县文脉呕心沥血。不过在做这本书时，编纂者们有意无意地只收录了自家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对于灰户、囤户的状书、抗辩、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奸邪愚民被婺源贤达打败的正义故事。我们只有深抠字里行间的记载，才能听见那些灰户的一丝微弱呐喊—史书编撰权有多重要，可见一斑。《保龙全书》编纂完成之后，请来县学教谕何俭做跋。何俭在回顾了六十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之后，动情地写下一段话：“星源半残之龙永保无虞，而绝盛之文运再振于今日矣。” 是的，从此以后，士子们终于可以安心读书，继续辅佐圣主于盛世。这-场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才怪。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虽可凭强力压制，但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何教谕“永保无虞”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事实上，流传至今的《保龙全书》一共有五册。我们看到的这段经历，仅仅是第一册涵盖的内容。此外还有《续保龙全书》，记述了康熙年间先后两次保龙运动的始末；第三册单独记录了一个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间的保龙诉讼经历：第四册记录了乾隆年间的保龙运动；第五册则讲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十七年（1891年）之间的龙脉烧灰大战。也就是说，灰户们并没有在明末彻底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后的保龙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诉讼交加，其中诡诈离奇之处，一点也不逊色于明代保龙。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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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洪武十四年至弘光元年，后湖黄册库一共存在了二百六十四年，几与大明二百七十六年国祚等同。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一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一一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洪武初年在浙西耕作的农夫、永乐时迁至北京附近的军户、正统朝远在云南深山打猎的土司、正德朝在淮西烧盐的灶户、嘉靖朝山东进学的士子、万历朝建阳的书商子弟…几乎所有曾在这片土地生活过的大明子民，都在这座库房里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的身躯早已化为一抔黄土，名字却永远凝固在了这里，并和他们所效忠的朝廷再一次化为飞灰。在这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士盈缩、民生消长。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储之巨、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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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嘉谟是这么个逻辑：不谈总数，单单拿出南京承运库做比较，主要为了显得歙县格外悲惨。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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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么一番操作，徽州府每年要交两笔兵饷银，名义上一笔给金衢道，一笔给徽宁道。其实金衢道早就收不到了，这两笔银子都要解去池州，落入徽宁道手里。说白了，这算重复征税。有人也许有疑问，交两次钱，徽州府难道傻吗？奥妙就奥妙在这儿了。从徽州府的财务角度来看，这是两笔不同的支出，一项是给外地驻军，一项是给本地驻军。如果不知道“协济金衢道”的前因后果，根本看不出两项其实是同一项。要知道，在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政策的执行是有惯性的（比如说在大明）。政策一旦形成惯例，即使周围情况发生变化，官员仍旧会机械地继续执行，不会主动求变，甚至畏惧变化。所谓“祖宗成法”，就是这么来的。徽州府一直在交纳“协济金衢道兵饷银”，这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既然没人通知取消，那么就继续交下去好了，也没人追究它是怎么产生的。那笔丝绢税也是同样的道理，歙县不也默默地交了两百年吗？大明的正税不多，杂税和隐形税却无比繁重，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在体制内悄然形成的。积弊一旦生垢，便难以清除，积少成多，演变出无数散碎、复杂的短途税链，赋税比账面上要沉重数倍。看到这里，我们大概能明白，六县为什么纠结于这些税目数字了。并非只是因为他们热爱兴讼，实在是负担太重，不堪承受。从这次争议中能看到，除夏税秋粮的正税之外，徽州府还要征收南京承运库的人丁丝绢，给地方政府的六项均平银，给工部、户部的物料银，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协济… 若是再碰上徽宁兵备道这样有私心的，上下其手，又运作出一笔额外的税收，负担就更大了。此前第一版太平府方案中，徽州官员甚至还想借机运作一下，增加一点官府办公费。更可怕的是，这些数字，只是解到库的税额，还要加上途中的扛解、火耗、补平、内府铺垫等，这才是老百姓最终要承担的税负。徽州府每年要向六七个部门分别解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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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对南京没有兴趣，更不会把自家档案库建在这里。后湖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湖罢了，不需要去特别对待。黄册被搬空之后，往日鳞次带比的册库架阁，也被逐一拆光烧尽，毛老人庙和诸多附属设施慢慢荒弃坍塌。就连后湖这个名字，也变成了玄武湖。后来为了避玄烨的讳，又改称元武湖就这样，在经历了二百六十四年与世隔绝的日子之后，玄武湖重新成为一处游人如织的风雅景点，仿佛做了一场漫长的奇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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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明保留下来的最后记忆。在这个王朝治下的每一个人一一你能想象吗，几乎每一个人一一后湖黄册库都记得，大明都记得。在这座黄册库里，记录着整整一个王朝的田土盈缩、民生消长。你可以拉远视角，注视大明王朝跌宕起伏的一生;你也可以拉近视角，看到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家庭的生老病死。其存储之巨、信息之丰、分列之细，是全世界档案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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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幕极具象征意味的画面。曾令大明江山永固的黄册，在风雨飘摇中被一一扯碎。漫天的纸屑飞舞于后湖之上，万亿大明子民的户籍化为甲胄和火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试图成为挽救这个王朝的最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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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册制度濒临崩溃，意味着病灶已遍布整个社会的腾理。偏偏在这些病灶上，还攀附着无数吸血的肥大虫子。病灶越大，它们吸纳得越多，形成一张从上到下、错综复杂的利益网，阻碍血液循环，干扰营养吸收，并让各个器官缓慢衰竭。大明到了中晚期，频频出现半身不遂的迹象，资源调动不顺，对地方基层的控制力空前虚弱，都是拜其所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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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任卿真是个奇人，在监狱里得知这个消息，没有哭诉哀号，而是慨然上书自辩。他不愧是徽州出身，自带讼师光环，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居然探讨起判决书里援引的大明律和犯罪事实的适用问题。他没否认那些指控事实，但是声称判决引用的法律条文不对，性质不适本案。一点、两点、三点…论点鲜明，逻辑缜密，旁征博引，简直可以柏一部大明版的《律政风云》。如果说帅嘉谟是数学学霸的话，那么程任卿就是生不逢时的法律达人。这些抗辩，并未能改变他被判死刑的事实。不过斩监候这个罪名很微妙，判了死刑，但什么时候执行却没说，这就留下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在许多有心人的保护下，程任卿并没有秋后问斩，而是舒舒服服待在监狱里徽州府考虑到五县民众的情绪，不敢轻易执行死刑，索性一直拖着。程任卿在监狱里待久了，穷极无聊。他决定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写书。狱中写书这事，在中国屡见不鲜。不过程任卿要写的这本书，和寻常的不一样一准确地说，他不是写，而是编书。程任卿联络了徽州府的官吏和诸县友人，把围绕丝绢案的大大小小的文书，都搜集起来，汇集成册。要知道，丝绢案持续了这么久，中间各个利益集团无数次争吵议论，留下了大量文字资料。乡绅们的书信、题记、状书，诸县申文，诸府、兵备道、抚按两院一直到户部的各类揭帖、告示、宪牌、奏文、判决书、保书，等等，应有尽有。徽州又有健讼传统，健讼的前提是有深厚的资料基础，因此各县都有保存档案的习惯，私人还偷偷留下抄本。因此，程任卿编这本书不缺素材。他只花了半年，便编撰成一本书。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程任卿给这本书起了一个特别容易让人误会的名字，叫《丝绢全书，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讲怎么造丝绸的，以后可以和《钢铁是怎群炼成的》放在一个书架里。《丝绢全书》分为金、石、丝、竹、第、土、革、木八卷，从隆庆四帅嘉谟上书海端开始，到万历七年《奉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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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古人把石块凿孔成凹形，用于称量粮食，“石”因此成为容量单位，音(dàn)。《说苑·辨物》载：“十斗为一石”。古代的容量单位有：勺、合(gě）、升、斗、石，为10进制。出自《淮南子·缪称训》的“以升量石”，比喻以肤浅的理解力难以推测深奥道理。出自明人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的“朝升暮合”则用以形容生活的艰难。日常生活中，石与合因其过大或过小而较少被使用，人们常用的是升和斗，故有升斗小民、日进斗金、不为五斗米折腰等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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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章没打算做简单的数据更新。他想要的，是一次系统的全面升级。在朱元璋的规划里，户帖并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他不只希望天下变得透明，还希望天下任何一处地方都能触手可及。朱元璋的理想，是达成一种对社会细致而全面的控制，让统治者的意志，可以直接贯彻到大明最基本的户籍单位一户。这个不独是朱元璋的理想，对任何一个中央政府来说，最美好的状态，是每一道指令都能顺畅地传达给每一个具体的人，百分之百地上行下效，如臂使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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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手段的绝妙在于这些数字都是真实的，全经得起查证，只是在统计方式上稍做手脚，立刻显出卓然效果—一歙县本身的负担确实沉重不假，但被帅嘉谟这么一比较，变得简直惨绝人寰，读之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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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收完贿赂，便开始给这六十二个解户安排运输计划。由于大家都出了银子，陶、陈也不必特别偏祖谁，尽量公平地进行调配。说来讽刺，这本该是小吏分内之事，却要在集体行贿之后才能实现。陶、陈两人不用多做任何事，只是尽责地完成了本职工作，就能凭空造出一片寻租空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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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似愚套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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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官府讲空话的调门越高，越说明他们不打算干实事。人家活虽然干得一般，可PPT写得好，一文遮百丑。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在细微处去自己揣摩。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读史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把古人当白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和当时人的视角不同，获得的信息亦不同。如果设身处地去想，就能明白，很多看拟愚蠢的举动，自有其逻辑和动机。后湖黄册库的混乱状况，并不仅仅意味着黄册制度出了问题。它只是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是大明身染重疾的标志之一。鄞县县令黄仁山和奉化县令陈镐，都增经下决心在治下整顿黄册，严惩县中舞弊书手、算手等（自古宁波就是个好地方，宁波的官员也很努力）从黄册库的变迁争吃法中，管窥到大明兴衰起伏的规律成因。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想要了解一个社会的形态，去法院里坐几天就够了，那里是最容易看到人生百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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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嘉谟一拍桌子，这必然是有徽州府户房的书手从中舞弊！这个猜测，并非凭空臆测。在大明府、县这两级的政府里面，具体政务的执行机构叫作“三班六房”，三班指皂班、壮班、快班，合称为衙役；六房分为吏房、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与中央六部相对应。知府和知县是流官，干几年就会调走，但三班六房的职位往往为本地胥吏所把持。这些人都是本地土著，熟知基层，他们又掌握着专业技能，职务世代相传，自成一个体系。没他们配合，贵为知府也没法施展拳脚。尤其是六房中的户房，分管钱粮，是胥吏管理的重灾区。小吏们有各种手段可以颠倒乾坤。手段高超的书手，甚至能“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你说这得多嚣张。嘉靖年间的一位官员霍与瑕就曾无奈地写道：“各县各户房粮科，年年派粮，时时作弊。”可见当时基层之混乱。【注释】使连阡陌者空无籍，无立锥之家籍辄盈野：明代的田地主要有官田与民田两种，皇庄、学田、牧马草场、园陵坟地、勋贵庄田、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等，都是官田，其余为民田。田地是政府征收赋税的重要来源，明初曾核实天下田地，造有鱼鳞图册，以制定赋税额度，每一次田地的变动都要记录在案。但是，当土地兼并严重的时候，富人可以田连阡陌，贫者却无立锥之地。更可怕的是，被收买的小吏，可以使用高超却卑鄙的手段，使得家有良田干亩的富家在官方记录中表现为无田，富家便可轻松逃避赋税；而根本没有田地的穷家却被登记为田产丰富，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这笔丝绢税，一定是当年的经手小吏在账簿上做了手脚，才让歙县蒙受不白之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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