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句_段子_美段_唯美长句 | 句子抄

传统的中国儒家士大夫在宗教层面是兼容并蓄的，可以接受不同的宗教信仰。儒家士大夫和道士、高僧往来切磋的故事大量存在，并不会因为信仰不同而有阻碍。明末清初的士人受王阳明学派影响最大，在求“真”上很执着。具体到对僧侣的评判标准，就是看该人是否为“知行合一”的“真”修行者，是否能够身体力行平时宣讲的道理。比如，明末的笔记小说中，有大量嘲笑和尚道士不能守戒律，经不起世俗诱惑的故事；但同时，也有很多故事记录实修的僧道，赞扬他们用功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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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史家的这些解释，都混淆了一个时间顺序，那就是雍正先是佛教修行者，然后才是皇帝。雍正从他20岁出头就与佛教结缘。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距离他的藩邸（现在的雍和宫）不到三百米就是当时著名的柏林寺。这对雍正亲近佛法可谓是得天独厚的条件。后来，曾做过柏林寺方丈的独超禅师圆寂后，其弟子来找雍正为其写塔铭。其中就写到二人是康熙四十一年开始一起谈经说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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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讲“一朝天子一朝臣”，康雍之间的皇位更替不仅改变了教士和康熙众多皇子的个人命运，同时也改变了那些跟这些人命运紧密相连的历史。庙堂之上的变动，我们后来者似乎能带着“后见之明”来评点一番；但变动发生前，谁也预料不到，哪有什么规律可总结？史家要做的，也许就是把发生过的故事和细节挖掘出来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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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一个个的个人选择中充满着不可预料的偶然，正如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个人决策下充满着不可预测的偶然一样。现在的世事就是未来的历史，而历史就是以前的世事。就像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对于个人、国家、世界都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到底它会怎样影响到历史的演进，我们不知道，但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这个突然出现的事件会是无数个人生命中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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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制定政策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欧洲教廷内部发生了巨变，1750年代开始，耶稣会在欧洲受到排挤打压，各国相继取消了耶稣会。1773年教皇宣布解散耶稣会。（直到1956年，罗马教延才又欧复了耶稣会的地位。现任教皇方济各就是耶稣会神父。）所以1760年代以后，留守在北京的耶稣会神父基本没有了欧洲的支特。在乾隆日渐对西方感兴趣的时候，耶稣会没有能力再派人到中国来。乾隆发现来北京效力的西洋人越来越少，其实也是这个原因。当然历史就是历史，结果就是传教士没有等来基督教解禁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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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今天流行的经济学观点，我们把信仰需求看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可以说基督教作为一款信仰产品进入不了西藏市场，因为那里的本土信仰产品已经足够强大。但当时的内地不一样，基督教作为信仰产品是能够进入到内地的，内地的百姓和主流文人都抱有一种开放的观念，把基督教当作一个外来的新产品在看待。尽管来华的传教士在对待中国传统习俗的态度上有分歧，但那是他们内部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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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人的历史评判，需要在当时人的行为和感受基础上来做评判。如果完全不考虑当时人的主观感受，而站在现代科学的立场，认为他的苦行没有价值和意义，那就跟当时历史没有了关系，这种评判严格讲也不属于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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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应该最少有两次评判。一是当时的人一历史参与者流露出的主观感觉，这可以算作一种评判。二是后来人综合历史上下文的评判。这两种评判可以不同，但是后来的历史评判不能无视当时人自身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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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需要站到当时人的环境中去体会。站在传教士的角度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明白他们都是历史中的人物，无法知道历史后来的演进。他们所有的决定，都是基于他们当时所观所感，做出他们认为的最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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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写作和阅读容易时空穿越，但理解历史需要站在当时的时空来理解。在当时的时空中，并没有近代以来产生的所谓西方先进和进步这样的观念。当时的中西交流就是相隔很远的两个不同文明区域在互通有无、互有启发地平等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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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个要素的循环在清初以来的私人关系网中随处可见，而整个过程中最核心的就是信任。只要信任没有因为某件大事被破坏那么双方关系就会持续。所幸的是，传教士在康熙一朝都没有辜负康熙对他们的信任，包括后来教皇派使节到中国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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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满人来说，天主教确实是一个外来的、陌生的宗教。但天主教和他们不熟悉的其他宗教并没有太大区别。刚开始进入中国的时候，满人对中国的道教以及汉传佛教的禅宗一样感到陌生。这些宗教和满人自己的萨满教以及后来蒙古人带来的藏传佛教区别很大。总体来说，满人在长期征战中，早就习惯了遇到陌生的宗教和文化。对于归顺的人，他们不在乎你信的是什么教，唯一在乎的是这些外来文化或者宗教会不会把满人自己老祖宗留下的东西给改变掉。前面讲到辅政大臣要在北京朝堂上改变汉人传统，就是满人老派势力的反抗。满人进入中国各地以后，八旗上下都慢慢喜欢上了中国习俗，而渐渐忘了满人的祖制。满人上层真正担心的是满人自身忘了本，被改变掉，而天主教根本就不在满人上层的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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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就是两位传教士作为清朝的实际谈判代表，和俄罗斯人谈出来的。双方会谈语言是拉丁语。最后的合约由拉丁文、满文和俄文三种语言签订，没有汉文。传教士在谈判中说着拉丁文但又忠于清朝，这让俄罗斯谈判代表很吃惊，而且他们发现传教士坚决捍卫清朝利益，比以前谈判过的满人还要强硬。最后签订的条约，彼得大帝不满意，而且对传教士竟然帮助异教徒谈判很不理解，一怒之下，把两位传教士所属的耶稣会给禁了，不允许任何耶稣会的传教士进人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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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系统介绍中医和中药的传教士是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邓玉函万历年间入华，是明清时期所有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科学界地位最高的一位。他年轻时是现代代数创始人韦达的助手，后来是伽利略的学生。他早年游学欧洲，在欧洲科学界有一流的关系网。后来他要加入教会伽利略很生气，跟他断绝了往来。到中国后，他被安排去做天文测算。当时中国教会需要准确预测日食来显示西方科技的发达，邓玉函就发信回欧洲询问天文测算问题。而为他答疑的，是大名鼎鼎的开普勒。后来传教士能够很精确地进行日食预测，用的就是开普勒的方法。邓玉函在欧洲的本业是植物学和医学。到了中国，遇上中医和中药，可以说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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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9年历法案件之后，安文思和利类思也渐渐远离了朝堂，因为他们一直坚持传教士远离政治的信条。南怀仁留下来做了康熙的老师，同时在钦天监任职。尽管南怀仁多次在写给欧洲的信中流露出想要远离政治，只做一个神父的志愿，但他权衡再三，认为侍奉康熙左右对整个传教事业更有利。对于他在朝廷任职，欧洲教会还是有非议的，他解释说，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皇帝对传教事业来说是天赐良机。他在信中还写道，他经常坐在康熙身边，一边喝着太监送过来的奶茶(估计是酥油茶，原文是“混有牛奶的茶”)，一边手把手教康熙学习数学和几何。他反问质疑他的人，要是他不入宫，怎么把欧洲的东西介绍给中国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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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这个词经常被大家用来解释人起意行动做事的原因，但往往没有注意到兴趣和兴趣之间的差异。比如一个人喜欢饮酒，喜欢女色，这些是天性，可以归结为自发产生的兴趣。但还有一些兴趣有很高的门槛，康熙感兴趣的数学就属于这一类。数学作为学问，有内在的逻辑和纯粹的美感，但要领略到这个美感，就得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康熙对西方数学感兴趣必然是先有传教士和康熙接触的因，然后才会有康熙对数学感兴趣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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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些西洋来的传教士却一直可以在康熙朝的六十一年中私下接触到康熙。康熙年轻的时候，有些传教士可以说是每天都在他身边。长期以来，大都认为是康熙对西学感兴趣，所以经常接触传教士。这个解释明显颠倒了因果。如果不是因为先接触到了传教士一个中国皇帝怎么可能对西学凭空发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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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幸福的一天，雾一早就散了，我在花园里干活。蜂鸟停在忍冬花上。这世上没有一样东西我想占有。我知道没有一个人值得我羡慕。任何我曾遭受的不幸，我都已忘记。想到故我今我同为一人并不使我难为情。在我身上没有痛苦。直起腰来，我望见蓝色的大海和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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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摄影有一部分是快捷商品：或迎合消费主义导向，或只关注自我，拍摄自己和身边人的小浪花，几天就可以出片儿。但他想慢一点做事，消除自恋，转身向外看，陌生人的生活里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报道摄影比较耗费精力，比如做残疾人主题，要想办法找到不同家庭，相处几个月甚至几年，承受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负担。最终作品能拍得多深入，取决于摄影师对他人生活有多诚挚的关注，有什么样的情感和责任感。这个活儿的投入产出比不高，很多人觉得不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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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他管理时间的方法，他看了那么多网文，发了那么多弹幕，怎么还能一年译几本书。他说：“很简单，我的秘诀是：五个一小时。这五个一小时里，你要绝对集中精力，排除一切干扰。其他时间你随便玩。真的，每天五小时高效工作，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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