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如何书写历史》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2页__句子抄

共收录149个《女性如何书写历史》的句子：（第2页）本页收录的《女性如何书写历史》名言名句/《女性如何书写历史》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女性如何书写历史》语录可以了解《女性如何书写历史》的特色。

伍尔夫立足于当下市民最为渴望的和平与合作的价值观，为读者建构了另一种历史；与此同时，同前几位女性一样，伍尔夫重设了历史边界—这一梅克伦堡广场女性的传统。伍尔夫因此再次面临那个同样曾困扰哈里森和鲍尔的难题：历史如何构建，在构建的过程中排除了哪些声音。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她描述自己在特里维廉书页目录中寻找“女性的位置”的场景，结果只在参考目录中找到一点零星的痕迹，大多关于被安排好的婚姻的习俗、对妻子施行肢体暴力行为以及莎士比亚书中虚构的女主角；她以讽刺的口吻问道，读者是否会推测历史上女性从来便处于附属地位，还是她们一直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形象供奉在神殿上。书中各个章节的目录都围绕着战争、君主，对此，伍尔夫讥讽地发问，为什么很少有笔墨描述女性在那些“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事件”之中的身影。伍尔夫和昔日的鲍尔、哈里森一样，清楚地明白必须有新的历史学家来提供不同的视角。她写道：“我更青睐局外人。局内人笔下的英国毫无色彩……他们完成的工作就像罗马铺设的大道一样。但是他们避开了森林，忽略了那些虚幻而不可捉摸的存在。”现在，正如艾琳·鲍尔在《中世纪人》中记录下中世纪女性的生活一样，伍尔夫决定填补这些空白，追寻那些被男性历史学家所忽略的“未曾有人踏足的路径”，书写那些“从未出现在书本上”的生活。“持续报道聚光灯以外的存在。”她在笔记本上写道。伍尔夫规划出一条令人信服的路径，她将沿这一路径“跟随无名者从古代到现代，从树篱边到泰晤士河畔”，探寻未知的答案：诚然，印刷术发明后，诗人与读者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没有距离，人们自此可以在家中独自欣赏艺术。但早在印刷术发明以前，随着阶级结构逐渐确立，人们就已经不再你一句我一句地共同歌唱。她希望探索这种最早的艺术创作形式之一遭到摒弃的根源。现在，诗人不再是无名者，他们清楚地知道自身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他们的作品受到市场压力、赞助人喜好的影响，同时，作为社会框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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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现实因素就是她在《往事札记》中提到过与自己切身相关的“隐身的存在”；现在她将这些因素命名为“宁”、“克罗特”和“普利”，称这些因素“对作家创作有着持续的影响，撕扯她，隐匿她，曲解她”。伍尔夫沉浸于阅读关于巫师、修女、诗人、女表演者、仆人、家庭女教师等人的故事，希望能在社会的另一种描绘方式中将这些“身影模糊的人的生活”放在一起，从而能像她的回忆录那样，将“环境和建议对思维方式的巨大影响”纳入考量，允许女性能够光明正大、不需要承担任何指摘地站在历史舞台正中央。“跳过当下时刻。关于未来的一章。”她在笔记中写道。伍尔夫告诉埃塞尔·史密斯，她感觉自己就像“一只贪吃小虫掉进了一块巨大的斯蒂尔顿奶酪，尽情地享用着美味，快活得醺醺然”，这个描述让人在脑海中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她在研究英国文学时，地面上散落着“散发着陈腐气味的剧作家的作品”。“等我写到莎士比亚的时候，轰炸大概已经开始了。所以，我已经给自己安排好了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会读着莎士比亚，忘掉自己戴着防毒面具，我的思绪会飘到很远很远，彻底忘记。”这部本将深奥、思想激进、充满艺术感的作品最终没能完成，只残存两个章节的原稿和大量笔记。在构思这本书之初，伍尔夫预备回应拉特鲁布小姐通过那场历史表演剧对世人发出的请求，那就是“通过我们的母亲回望过去”，通过她仰慕的女性作家、女性历史学家的作品，回望那个艺术可以把群体团结在一起的时期，为当下的危机提供一些安慰和启迪。“该到了设计新情节的时候了。”《幕间》中的一位观众建议道。对于伍尔夫而言，对于哈里森和鲍尔而言，这个“新情节”应当是一个重启的全新世界，新世界将通过艺术联结在一起，以合作为基础，积极拥抱变化，愿意追随女性的脚步，更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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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请求你去赚钱，去拥有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时候，”伍尔夫写道，“我是在请求你生活在现实当中，过一种蓬勃旺盛的生活。”渴望蓬勃旺盛的而不是幸福或成功的人生，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想象力。如H. D. 在《让我活下去》中所写的“向着传统观念迎面痛击”真正好比踩着“岌岌可危的细长钢丝”。书中这几位女性的人生都经历过充满矛盾甚至是深刻痛苦的阶段，可当她们的人生画卷徐徐铺展在我的面前，使我感动的是她们锻造全新生活模式的决心。这些生活也许各有不同，它们复杂、多样，有时甚至具有危险性，但都立足于对人格独立性的追求和对知识深沉的热爱。正如简·哈里森在1913年所写，“许多人的脑海里至今仍残存着偏见，他们认为女性适宜学习的知识仅限于某些特定的方面……女性的领域是去感受，因此最好不要学习知识”。本书中的女性如饥似渴地学习各种形式的知识，如关于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关于广阔世界的知识，以及并不更简单的对于自我的觉知。她们通过接受教育、旅行、友谊、工作以及装饰家园，不约而同地开拓“女性领域”。她们不懈地追寻充实的人生路径，在二十世纪引发着深刻的回响。直到今天，“两者兼得”的难题仍然挂在我们嘴边，个人成就和情感满足两者兼得的理想状态依然可望而不可即。女性仍然焦虑地谈论着如何才能平衡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谈论着拒绝遵循永无止歇的人生规训所需付出的代价，这些忧虑与一个世纪以前并没有分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内容都讲述了同一个故事，那就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的故事，也是伍尔夫在回忆录中呈现的故事：一场希望被尊重对待的斗争、搬到新地方的行动、对传统叙事之外的生活方式的追寻。在很多方面，我在本书中讲述的故事属于一个大团体，这个团体不仅限于布卢姆斯伯里女性，还包括历史上和当今时代的女性，包括地理范围上更广阔的世界的女性。本书五位女性绝不是主流价值观意义上的完美楷模，但当我追寻她们生命的足迹，她们让我明白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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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五位成时住在广场的女性，都拓展了学术的边界，创新了文学的形式，推动了社会规范的变革：她们拒绝受限于女性身份，致力寻找一种不同的、以自身创造活动为先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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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1850年的哈里森，在几十年间经历无数挫折、几次三番被学术殿堂拒之门外之后，终于成为第一个具有专业学者地位的女性。大学毕业后，她申请的学术岗位先被授给了男性同辈学者，后又授给了这位学者的男学生；一直到近五十岁回到纽纳姆学院，她才找到一个完全由女性组成的环境，这里给予她认可，给予她充足的时间和薪酬去完成让她声名鹊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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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她们拥有迥异的性格，为不同的关切占据心力，沿着偶有交叠但总体全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前行。除了都在某些时候栖身在这个布卢姆斯伯里不为人知的角落，是否有什么更本质的东西，将她们联结在一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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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有人而言，在广场度过的时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她们有着重大的影响。她们都认同长期以来迫使女性居于从属地位的社会体系虚幻而极不稳定：她们以写作和生活方式试图为女性打破界限，为女性重塑全新的叙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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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让我活下去》之外，H. D. 那些大多写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早期、本不打算出版的小说，无一例外都以这样的方式结尾：H. D. 的角色在与另一位女性的亲密关系中寻找到认同和自由。一开始H. D. 撰写关于梅克伦堡广场时期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向她和珀迪塔、布莱尔三人组成的新型家庭致敬。在这个由女性组成的家庭中，以自由和创造力为核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通过法律绑定，而是出于个体选择。在《画下来，在今日》（这一版本创作于1921年前后，是几部小说中同性恋描写最为明确的一部）中，阿尔丁顿这一角色地位无足轻重，主人公与他结婚只是为了安抚专横的父母，从他们身边逃离，这段婚姻也只是主人公的两段主要同性恋情之间的小插曲（这两段同性恋情的对象分别以弗朗西丝·格雷格和布莱尔为原型）。在《重写之书》(Palimpsest)（1926年）这个更为冷峻的故事版本中，背景设定于罗马一处军营，与阿尔丁顿的婚姻被改写为一场迫不得已的结合：希腊奴隶被迫嫁给一位好色的士兵，布莱尔的角色拯救了主人公，帮助她重新写诗，唤醒她身上已被婚姻扼杀的“纯粹的、令人心醉的智慧”。在小说《常春花》（1921—1922年，1926年修订）中，怀孕和分娩往往被刻画为男人对女人施暴的源泉，并且总与战争相联系。而在小说结尾，怀孕、分娩成为创作表达的一种形式。这一故事版本着重描述赫耳弥俄涅最终与贝丽尔（布莱尔的角色）一起生活，共同抚养女儿。她告别不合适的伴侣，最终找到幸福；不再害怕怀孕；不再继续在异性恋爱中追寻幸福；找回对生存本能的自信，能够继续生育、写作。《让我活下去》是H. D. 唯一一部完全以异性恋爱为中心的小说，格雷格、布莱尔以及她的第二次怀孕没有在书中出现，并且结尾以一个其他手稿中不存在的角色里卡作为中心人物。1949年，H. D. 表示《让我活下去》是第一部让她满意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我向英格兰、布卢姆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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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根本不知道为钱犯愁是什么滋味。”《杀人广告》(Murder Must Advertise)(1933)中，凶手对温西说道。但温西的创作者显然能感同身受。回望在梅克伦堡广场生活的那一年，除了小说《谁的尸体？》最终大获成功带来的喜悦之外，还有那些患得患失的情绪所带来的黯淡记忆：写作是否真能带来物质上的回报？塞耶斯在给父母的信件中，通常会事无巨细地向父母汇报日常生活、对写作的感受，很少提及那些幽暗的情绪。即便塞耶斯没有全然向父母吐露隐忧，我们仍能从信件中寻找到她在这段时间正经历沮丧情绪的痕迹：“最近发生的事都诸多曲折，令人疲惫，也令人欢喜。我的情绪起伏很大，这一刻还是欢欣鼓舞，下一刻或许就跌入了绝望深渊，连我自己都无法预料。我如此痴迷于彼得爵爷的故事，其中一个原因或许是写作能完全占据我的思想，这样我才不会一门心思想着那种我渴望却求之不得的生活。”她后来回想起消沉是怎样给她因新获独立而振奋的心灵蒙上阴影，正如痛苦而清醒的认知是怎样煎熬她写作的决心，她明白万一写作这条路无法带来物质回报，那么她投入写小说的时间越多，她亲手给自己搭建的孤立无援的境地—既是情感上，也是经济上—轰塌时就越声势浩大。和H. D. 一样，只有在度过困境之后，塞耶斯才有勇气承认她是如何咬紧牙关在这关键的一年里坚持了下来。在梅克伦堡广场，为了抵御时时侵袭的忧郁情绪，塞耶斯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幻想雅致、考究的生活：她将所期望通过写作获得的财富尽数加诸笔下的人物。她在几年后写道：“彼得爵爷有巨额的收入（虽然我从来没有特地思索过收入来源）……我是特意安排给他的。这样的安排不需要我特别费力，而我那时经济相当拮据，给爵爷花钱能让我获得快乐。我不喜欢住在装修简陋的屋子，就给爵爷安排一间位于皮卡迪利大街的豪华公寓。我屋子里的地毯廉价粗糙，还有个破洞，就给爵爷安排一块极尽华美的奥布松地毯。我没有钱付公交车费，就给爵爷安排一辆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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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人数》杂志由来自激进社团英国性心理学研究学会、喀罗尼亚社团的成员创办，其中后者是由男同性恋者组成的社团，旨在挑战那些在家庭、情感方面僵化严苛的道德理念。作为杂志唯一的女性作者，塞耶斯在这本只发行了一期的杂志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增光添彩的存在，她曾在给编辑的信中强调自己喜欢异性的取向：“女性之间的友谊很少能被视作浪漫爱情性质……我避之如瘟疫。”除去这些传统的方面，塞耶斯也有她不遵循传统的坚持，她绝不会为任何将她视为“天使主妇”的男人安定下来，进入婚姻：住在梅克伦堡广场这间寄宿屋尽管有种种不便，她依然享受这里的生活，并不急着成为某个传统家庭的女主人。早在1917年的时候，于某次牛津大学的晚宴上，晚宴主人正在厨房制作咖啡，老朋友伦纳德·霍奇森牧师向她求婚—这场慌乱的求婚让塞耶斯大惊失色，她“不愿与这个男人有任何牵扯”。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不要对我说教，我是绝对不会和不喜欢的人结婚的！”霍奇森后来再次向她表明心意，塞耶斯坦然道：“一想到有人全心全意地爱慕我，我只觉得烦闷无比。我讨厌别人对我言听计从，讨厌别人对我百依百顺。每句话都被人算计着，每个举动都被人注视着，这样的生活只会让我发狂。我只想要一个能与我并肩作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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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摇两人关系的所谓“基督徒生活守则”实际上与避孕措施有关，这是在当时关于性、现代家庭、女性经济自由的讨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问题。1921年3月17日—这时塞耶斯已经结识库诺斯—玛丽·斯托普斯在梅克伦堡广场西边不远处的荷洛威开设了大英帝国第一家免费的节育诊所。有人认为斯托普斯这种行为败德辱行，会对神圣的婚姻造成难以转圜的破坏。这些保守言论没能阻止大批的女性慕名前来，诊所门口排起了长队。经过培训的护士、助产士为她们提供专业建议。斯托普斯以为节育正名为己任，主要向“已婚夫妻、即将步入婚姻的伴侣”提供建议。（同时也会建议不适合生育的夫妻进行绝育。）她在1918年出版过一本《夫妻之爱》(Married Love)。没有出版商愿意冒风险，这本书只能秘密出版，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成了大卖的畅销书，几百名年轻女性读者给斯托普斯寄来信件。这些女性在维多利亚式的环境中长大，如今生活在更为开放的社会中，她们担忧过早生育会阻碍事业发展，但是圣公会在1920年7月公开批判“使用避孕药具会对身体、道德、精神造成严重损害”。这些年轻女性因此陷入两难的境地。库诺斯并不想和塞耶斯步入婚姻，也从没对她避讳这一点。他只是坦然表明自己愿意在采取保护措施的情况下与她发生性关系。而塞耶斯的拒绝并不是出于对避孕药具本身的担忧，而是因为避孕药具所象征的含义。“现代文明创造出避免自然结果的卑鄙伎俩”助力下的性本身对于塞耶斯并不具吸引力，她不像库诺斯那样被“动物本性”所驱动。她自然也希望与库诺斯同枕而眠，但必须是在一段充满爱意的关系中，而不是在一段特地“排除坦率、情谊和孩子”的关系中。但库诺斯将塞耶斯的拒绝视为一种虚伪的表现，她所宣称的渴望自由仅仅是口号。库诺斯在曼哈顿中心区的阿尔贡金酒店写下的寄给约翰·古尔德·弗莱彻的信件中，透露了他失望离开伦敦的原因：“在酒店的每一个角落，初次相遇的男男女女眼神火热，目光相对，然后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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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耶斯没有因库诺斯的离去消沉太久。1922年12月18日，她写信告知父母：“千万别惊讶，我打算周六骑摩托车回家过圣诞，还会带位男子回来。请求你们说些友好的欢迎话语，和善地招待他。”比尔·怀特原来是名职员，后来遭遇破产，眼下正从事汽车生意。这年秋天，怀特为了寻找新的工作机遇来到伦敦，临时住在塞耶斯楼上。他让塞耶斯误以为他这个“可怜人一无财产，二无家室”。塞耶斯对他十分同情，开始为他做饭（“我现在在烹饪方面越来越有创意！”）。她现在的境况比起以前已经稳定了许多，对怀特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她告诉父母：“我曾在伦敦有过苦寂而潦倒的生活，个中滋味我再清楚不过。我知道你们一定也能设身处地地理解失业者的感受。”怀特的性格与库诺斯截然不同，他时刻富有昂扬的激情和幽默，又带有一丝痞气。他带塞耶斯去哈默史密斯舞厅，两人伴着爵士乐起舞；为她清理起居室，把地面打磨得光可鉴人；教她骑摩托车。塞耶斯委婉道：“才智不是他的强项。事实上，你们或许会认为他是世界上我最不可能带回家的那种人。不过无论如何，他确实是一个和善的人。”比起和库诺斯之间那段交织着矛盾与忧虑的感情，这段新感情更为随心所欲。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又或者仅仅是因为怀特更富魅力，感情的未来因此更令人向往，塞耶斯和怀特之间在采用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发生了亲密关系。可惜造化弄人，1923年春天，塞耶斯发现自己怀孕了。怀特这时已住在“西奥博尔德斯路外的一处贫民窟”。得知塞耶斯怀孕，他承认自己已经结婚，妻子和七岁大的女儿住在多塞特郡。怀特闷闷不乐，不愿意担负任何责任。真相对两个女人而言都是晴天霹雳，却让这两个女人奇异地联合在了一起。比阿特丽斯·怀特来到伦敦与塞耶斯会面，决意为丈夫的谎言收拾残局。塞耶斯不想与比尔·怀特结婚，怀孕的事必须瞒住父母和雇主。比阿特丽斯了解塞耶斯的想法之后，无私地承担起一切责任—她邀请塞耶斯去她的家乡南伯恩待产，在当地为塞耶斯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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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特丽斯·怀特至死都没有泄露这个秘密。塞耶斯用她独特的方式向她表达感谢：在其1935年的小说《校友聚会惊魂夜》(Gaudy Night)中，用比阿特丽斯的本名“比阿特丽斯·威尔逊”给一位出场不多但令人钦佩的年轻女孩命名。这位年轻女孩不愿意听从母亲的意见去找个丈夫作为依靠，只想成为一名机械师（“我不想要一个丈夫……我更想要辆摩托车”）。就像布莱尔向H. D. 伸出援手一样，比阿特丽斯的善意举动极大地抚慰着失望的塞耶斯，毕竟，比尔·怀特逃离之迅速敏捷比起塞西尔·格瑞来也是不遑多让。（这边塞耶斯肚子里的孩子还没出生，比尔·怀特就已经有了新欢。不过这对塞耶斯的影响不大：“我从没对他有过什么期盼，只当作人生中的一段插曲罢了。”）比阿特丽斯对丈夫情人的态度不符合世俗常理，但她并不是特意要特立独行的，这一点和H. D. 接受弗洛伦斯·法拉斯、阿拉贝拉·约克的出发点不同。比阿特丽斯大度接纳塞耶斯并非因为她拒绝受社会道德观念束缚，反而其实是受其驱使：或许是心疼女儿瓦莱丽，父母离婚会让她蒙受耻辱（而且她清楚离婚后比尔不会再为女儿提供经济支持）；或许也因为同情这个和曾经的她一样被这个男人的花言巧语所迷惑的女孩。比阿特丽斯接受了糟糕的局面，并尽全力弥补。塞耶斯后来在小说中写道：“在所有的犯罪动机中，侦探小说最少提及的‘体面’反而是最为强而有力的，会推动一系列的犯罪行为：从谋杀到各种最奇特、最匪夷所思的反常举动。”“体面”一词推动着比阿特丽斯咽下所有的苦闷来安排好一切，也令塞耶斯的心灵因向公司、父母编造谎言而备受啮噬。对于孩子、她自己，未来该何去何从，必须有所决断。就连身边好友也只有在1957年塞耶斯突然离世时才发现她有一个儿子。在人生中，她只有某次在火车上向一位陌生人提起过这件事。当时，这位萍水相逢的女人刚刚离婚，带着十岁大的孩子，向塞耶斯倾诉自己的遭遇。因为这个秘密被隐藏得如此之深，后人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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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频繁前往牛津市探望，但隔段时间就会写信给艾维，急切地询问孩子的饮食多少、是否哭闹，每个月除了看医生的费用，还会再寄三英镑。她曾告诉艾维，她希望孩子在“爱意中长大，而不是在过分富足的物质条件中长大”；或许是因为想起了库诺斯，还告诉艾维，“我希望孩子长大以后不会想在音乐、艺术方面发展，我真的厌倦了作家和这类人”。在塞耶斯这段时间写给艾维的信件中，乐观、务实的态度一如往昔。但在伪装面具之下，必然有着许多令人心碎的痛苦与挣扎。她将一切都安排得天衣无缝。在这一点上，想必过去精心构思侦探情节的经验一定对她助益良多。可为孩子提供物质保障毕竟不能永远代替母子之间的感情。她曾幻想过与库诺斯的将来，幻想两人有第一个孩子后的生活，可现实与幻想相去甚远。可是，她为了追寻梦想中的生活来到梅克伦堡广场，希望在这里独立生活，取得职业上的成功，智识上的自由。她是多么渴望这样的生活啊！如果私生子的单身母亲这一身份曝光，父母或许会因为失望与羞愧而与她断绝关系，国家不会为她提供制度上的支持，自食其力也会遭遇额外的阻碍，这样一来，刚刚展露一线希望的梦想生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塞耶斯这时的境遇与当年离开梅克伦堡广场的H. D. 可谓惊人地相似，可她并没有一位布莱尔在身边，为她提供情绪和经济支持。她不是因为比常人更勇敢才没有选择传统核心家庭这条更为保险的路，而只是因为一旦选择这条路，她只会更加地忧虑、自责。她没有忘记写作这一初心。可是她想不到有什么方法既能让她全心全意地写作、又能兼顾母亲这一身份所隐含的自我牺牲的期望。在当下，顾家、追寻事业这两者对于塞耶斯而言不可兼得。塞耶斯拥有选择的自由，做出了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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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怀特夫妇、艾维以及她后来的结婚对象，塞耶斯在一生中只将约翰·安东尼的存在告诉过一个人：约翰·库诺斯。一到纽约，库诺斯似乎就忘记了绝不结婚、绝不要小孩的承诺，与一位叫海伦·克斯特纳的女性订了婚。这位女性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孩子，用不同的笔名写浪漫爱情小说、侦探小说。1924年1月1日，也就是多萝西临产前两天，库诺斯与克斯特纳在伦敦的斯特兰德皇宫酒店步入婚姻殿堂。8月，塞耶斯给库诺斯写了一封信。信中措辞克制而隐忍，掩饰字里行间的痛苦之情。塞耶斯在写给父母的信中一直努力呈现出强大的形象，但这封信展现了她脆弱的一面：亲爱的约翰：听闻你已步入婚姻，我衷心希望你能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有一个真正相爱的爱人。我越过了险峻高峰。如你所知，我本很快就会抵达。但我没有选择与你同行，而是选择了一个我根本不爱的人。我无法承受与你一同坠落，陷入绝境。但是越过高峰之后的绝境比我预想的更为可怕。我生下了一个小男孩（感谢上帝，万幸不是个女孩）。与我同行的男子不愿承受压力，选择离开，去牵别人的手。我还没有想好怎样把孩子抚养长大，可他是那样可爱。你瞧，你我都踏上了曾发誓不会踏足的路径。希望你的选择会比我好。你不必担负必须回信的义务。我只是觉得似乎应该让你知道这些。希望你永远快乐。多萝西库诺斯选择了回信，在信中语气哀怨地控诉塞耶斯的区别对待：愿意和怀特发生亲密关系，却不愿和他。面对这样的指责，塞耶斯很快恢复理性与原则，回信道：“比与没有感情的男人生下孩子更糟糕的事，是被曾经爱过的男人判处终身没有后代。”库诺斯提议见面，塞耶斯激愤拒绝道：“上一次见面，你以那样残忍的直白告诉我，厌恶与我对话。难道你竟会以为，分别以后我所遭遇的不幸会令我贫瘠的才智新添光彩？还是说，我会为你那约翰·贡巴列夫哲学的新一章提供素材？如果见到你，我大概只会哭泣—可过去三年我已经哭得太多了，我对哭泣实在已经厌倦至极。”她自称已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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