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44页__句子抄

共收录2021个《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句子：（第44页）本页收录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言名句/《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语录可以了解《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特色。

我们来对比一下，波普尔支持的渐进社会工程，和他反对的鸟托邦社会工程有三个重要的区别：第一，前者着眼于克服最紧迫的恶，而后者是要追求最终极的善。第二，前者要寻求改善人们命运的合理方法，而后者也许有着极其善良崇高的意愿，但在实践中却可能加重了现实的苦难。第三，从历史上看，渐进式的改良基本上能够成功，而试图整体性地创造乌托邦的规划，基本上都会引发悲剧，最终背离了自己当初的蓝图目标。所以波普尔会说，“缔造人间天堂的企图，结果总是造就了人间地狱”。他认为20世纪历史留下最深刻的教训之一，就是要警惕历史决定论的神话，防范“乌托邦社会工程”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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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哈耶克既不是异端，也不是先知。他的思想有深刻的洞见，但不应该被当作是教条。记得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位同事，著名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曾经说过，哈耶克自己也是一个计划主义者，他是“那种想阻止-切计划的计划主义者”。但这也是对哈耶克做了教条主义的解释。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否则他对中央银行和高等法院的设想就完全不可思议了。他当然明白，人的实践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有意图的计划，这是因为人类意识本身就具有这样的特性，能够对未来做出设想，以此来引导实践。如果说要强行否定和消除人的这种意识特征，那才是最反自然的“人为设计”呢。哈耶克真正要反对的“理性的自负”，是那种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恰恰是因为计划活动是不可消除的，我们才要防范计划像这样被使用。哈耶克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这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怡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康德曾经说，人类的不成熟状态就是不敢公开大胆地运用理性。哈耶克则进一步揭示出，如果妄想用理性彻底征服无知，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这是人类的另一种不成熟。事实上，人类真正的成熟，是在勇敢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与不确定性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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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褴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情况下，强制可能是必要的，消极自由有可能需要向其它价值让步，甚至做出牺牲。但是，牺牲就是牺牲。当自由必须被牺牲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说“这是牺牲了自由”换来了安全、秩序或者别的什幺。而不应当玩弄“概念魔术”，把牺牲改头换面变成“更高的自由”。如果因为一个人幼稚、蒙昧…必须强制他才能使他不受害，那幺就应该说，这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对他实施了强制。但正当的强制依然是强制，不能被曲解为“顺应了他真正的意愿”。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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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有一个故事。1843年，马克思流亡到了巴黎。第二年，他在巴黎认识了恩格斯，同时也开始撰写一些论述经济学和哲学的文章笔记，但生前一直没有发表。这些手稿被雪藏了80多年，直到1927年才被苏联专家发现，在1932年编撰成书出版，书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份手稿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马克思写作的时候才26岁，所以被称为青年马克思。在这份手稿中，最突出的一个主题就是人的“异化”。 “异化”原本是黑格尔的一个哲学概念。你可能知道马克思年轻时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很大。在黑格尔那里，异化这个词指的是主体在自身的发展中，分出了一个反对自己的对立面。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在这份手稿中，有一段话极为精彩，我忍不住要和你分享。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什幺呢？马克思接着说，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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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在一次访谈中说，当今社会，工人阶级已经很难被称作“无产阶级”了，因为他们不再是一无所有的。你可能还记得《共产党宜言》结尾处那句震撼人心的呼唤：“无产者敏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但现在呢？如果发对一场革命，工人阶级可能会感到，自己会失去很多，而不只是锁链。在马尔库塞的名著《单面人》中，有一段流传很广的文字：“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如果打字员打扮得同施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如果黑人也拥有凯迪拉克牌高级轿车，如果他们阅同样的报纸”，那意味着什幺？意味着原本激烈对立的阶级之间出现了同化。马尔库塞说，“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失，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种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着用以维持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说得直白一点，过去，工人阶级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但今天，工人阶级也有“鞋子”穿了，也会变得“投鼠忌器”。在马尔库塞看来，工人阶级已经被整合到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内，这种整合甚至深人心理层面。工人阶级曾经因为饱受压迫，爆发出反抗体制的否定性力量，但现在他们更关心如何进入体制之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他们曾经是革命的主体，但现在已经不再具有革命性，成为维护资本主义的保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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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当代的美国人，他们很可能会质疑，难道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和谐一片了吗？我们知道，发达资本主义“标配”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主制，在这种制度下，不是有批判和反抗的空间？我们从各种新闻报道中常常听得到各种质疑、辩论、批判和抗议活动。那幺体制的控制和整合难道真是那幺充分有效吗，它似乎并没有消除这些异端思想和反抗力量啊！对此，马尔库塞也承认，民主政治给异端留下了空间。但他以方，所有这些质疑、批评、辩论、竞争、投界，甚至包括社会抗议运动，都只是在体制内部起作用，只能带来量变，无法突破体制本身，导致社会的质变。这就好比个足球守门员说，足球运动需要变革。教练说，好吧，那要不换你去期前锋。或者后卫？马尔库塞甚至认为，这些表面上热闹的批评、抗议，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控制模式的一部分。这些表面上喧嚣的“异端”并不能改变社会体制，反而造成一种假象，让这个单面的社会披上了自由多元的外衣。马尔库塞的这种分析批判能令人信服吗？许多人都表示怀疑，认为他的批判方式看上去好像很深刻，好像是“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但仔细想想，似乎又只是一种说辞。我最初也觉得，他的观点只是“貌似深刻”，但后来我考察了一个真实的现象，想法有所改变。现在我把这段思考分享给你，然后请你来判断，马尔库塞的观点究竟有没有真正的洞见。这个现象就是摇滚乐。西方的摇滚乐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兴起，60年代达到鼎盛期。美国的猫王，英国的技头士，还有著名的滚石乐队，都是摇滚乐的伟大代表。 20世纪60年代的摇滚乐有一个醒目的特征，就是激进的反叛性。他们不仅抵抗传统价值，追求个性解放，而日鲜明地针对或治，积极介入各种政治益之中，包括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成抗议，等等。摇滚乐有若广泛的大众影力和号召力，又如此微进地反抗体制，照理说，应该会形成强大的反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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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罗尔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美国富裕家庭，但他的理论却特别注重平等，为弱势群体说话。而诺齐克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是第二代俄罗斯移民，家境并不富裕，学生时代曾是激进的左派，还参与过社会主义的团体。直到在普林斯顿大学撰写博士论文的时期，他才第一次深入接触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观点，被深深吸引。但诺齐克在感情上却十分抵触，他对自己说，“那些观点是不错，资本主义是最好的体制，但只有坏人才这幺想”。最终他的情感向理智做出了让步，从一名激进的左翼青年转变成为一位支持自由至上论的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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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的尊重首先，要把每个人当作人。把人当人是什幺意思？就是尊重每个人的自主性。德沃金说，我们要平等地尊重每个人自己选择的生活目标和方式。这就是他的第一条原则，“平等的尊重”。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有人每天读莎士比亚，听“得到”ApP上的课程，思考哲学问题。还有的人呢，下班之后就喜欢看连续剧，刷搞笑视频，一边喝着啤酒或奶茶，一边说“这才是生活的滋味啊”，把这种时刻当作最高的享受。如果有人站出来说，后面那种生活简直太庸俗了，国家应该引导大家过高尚的生活，天天刷搞笑视频的人必须缴更多的税，国家再把这些钱拿来扶持博物馆、歌剧院这样的高雅文化设施，让大家都来追求高雅的生活。对此，德沃金会怎幺说呢？他会反对这种建议。因为这就是把一些人当成了工具，而没有当作人来尊重，违背了“平等的尊重”原则。他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方式，只要本人自愿而且不伤害他人，那国家就不能干涉，也不应当偏祖，应该一视同仁，保持中立。这就是德沃金说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性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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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就来和你分享沃尔泽这篇文章给我的重要启发。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中华文明是集体主义的，西方文明是个人主义的。但如果理解了前面的分析论证，你就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所有文明起初都是群体主义的。在传统社会中，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个人与特定的群体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是一个“有机共同体”。我们都是先诞生在一个社群之中，对自我的理解都是从“我是父母的孩子”“我是家族的一员”开始的，最终依附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所以人们常说，个人与家庭、与自己的故乡“血肉相连”。但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个人总是可以脱离任何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社群。这并不会让你变成一个完全孤立的原子，因为你总可以进人新的社群，各种自愿型的社群。你会发现，真正“血肉相连”的，只是你和你自己。于是，那种无法分离、“血肉相连”的有机共同体就此成为一个过时的神话。毕竟，人类存在的生物“界面”是个体的，这是基本的生物性事实：但它一直要到现代才展现出了它重要的文化意义。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人要先把自己看作独立的个体，才更容易讲通自己的故事。个体的重要性和优先性突显出来以后，生物界面的个体性在文化中的意义才得以彰显。个人主义这种“奇怪的”观念也就开始流行，成为自我理解的主导形态。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转向。所以在我看来，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的转向，并不是东西文明的差别，而是古今之变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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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他的第一个主张。为什幺我们不能放弃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authenticity）。在西方哲学中“本真性”有特定的含义：就是人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与影响，这不仅是我们应对外部世界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一种道德理想。泰勒的研究发现，西方在道德思考的历史中发展出了一种“内在化”的要求：道德不只是迫于外界压力去做正确的事情，而是要和自己内心的良知相契合。比如，奥古斯丁就说过，“通向上帝的道路经由我们的内心”。卢梭把这种与自己内心的接触感，表达为我们的“存在之感受”。再到后来，本真性成为伦理世界的重心，是我们作为真正的、完整的人不可缺少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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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没有发现，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分析，是如此的冷峻、萧瑟——这是不是太悲观了呢？不，韦伯绝不是要提倡悲观，他恰恰是要破除悲观主义。在韦伯看来，悲观主义恰恰是盲目乐观主义造成的。我们最需要担心和警惕的那种悲观，隐藏在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盲目乐观之中：我们曾经相信理性可以无所不知，科学可以无所不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盲目的乐观被现实打碎之后引发出的那种极度悲观才是我们要警惕的。韦伯希望做到的是什幺？韦伯为我们描述了现代性的底层机制、现代化的丰功伟绩，同时又指出了现代性的冷酷、现代化带来的弊端。我们搞明白这些机制和弊端，不是要陷入悲观，而是为了“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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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读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译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通宵达旦，非常兴奋。但是读着读着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也许你也会想到这个问题：尼采的学说会不会也是一种虚假的观念？如果我相信尼采的说法，不也是把自己的生命希望寄托在别人的理论之上吗？可是我继续读下去，很快就看到了尼采留下的警告。他在这本书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特别精彩，我摘出来给你看：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扎拉图斯特拉算什幺？你们说是我的信徒，但所有的信徒又算得了什幺？你们没有探索自己，却发现了我…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想想看，历史上所有的先知都呼吁信徒“听从我，追随我”，而尼采却说，你否定了我才是真正理解了我，才是深刻的追随，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所以，如果你相信尼采，那就不该盲从尼采，因为如果你真的理解了他的思想，就不应该相信任何人包括尼采本人写下的教条，而是去探索自己的生命。尼采的哲学充满激进的否定性，甚至对自己也毫不客气。如果谁宣称自己是“尼采主义者”，那尼采很可能会对他说：你服从了我的学说，所以你根本是个反尼采主义者！所有关于生命的言说都不能成为教条，如果你屈从了这种教条，变成了盲从的信徒，那幺你的信仰就毫无价值。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一个坏消息，同时又是一个好消息。坏消息是人生是虚无的，理论文化也是虚假的。但它又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虚无的真相留出了最自由的空间，我们完全可以积极面对，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的意义。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尼采所说的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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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心说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观念，弗洛伊德的思想改变了大众对人的观念。这个改变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欲望被解放了！这首先体现在艺术领域。当代的文学、电影、绘画和音乐作品中，本能欲望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欲望被看作是不可否认、不可抹杀的生命驱动力。欲望不再是可耻的，它是正当的，甚至是值得赞美的，是充满生命力的真实人性。在欲望和理性、道德的冲突中，反倒是压抑欲望的理性好像很残忍，而道德内疚感可能是虚伪的或者愚昧的。文艺创作是这样，普通人的精神生活也是如此。在本章的路标部分，我们说过，人生意义的两大难题就是面对死亡和欲望。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人性的崇高，这是现代精神危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弗洛伊德的影响不是解决了这个问题，而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接受了欲望的正当性，欲望本身不再是卑微可耻的，也就用不着去“超越欲望”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公开地谈论欲望、表达欲望。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毫不愧疚地说自己是个“吃货”。再比如，“性感”慢慢成了一种可以公开表达的赞美。在大众文化中，性也不再是一个高度禁忌的话题，这在过去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这种观念变化至今都在塑造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和道德生活。弗洛伊德理论所经历的，其实是一个搭错车的故事：它以科学的名义广泛流行，当发现它其实不具备科学性的时候，这个理论已经大众化了。哲学家弗洛姆曾经说：“无论弗洛伊德是如何被人理解或者误解的，他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人性的方式。”我想，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弗洛伊德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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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自为的存在，不断为自己寻找本质，不断变化。换句话说，人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人想通过占有物去获得确定性，但有限的、固定不变的东西没有办法填满无限的可能性。比如，即使你成为世界第一的收藏家，你也无法确保从此就永远满足了。你一定会问自己：“这就是全部了吗，我就到此为止了吗？”无论你是一个多幺成功的收藏家，收藏家这个身份也不会是你的全部。就像一位演员，无论他曾经扮演过多幺成功的角色，这个角色也不会是这位演员的全部。作为人，我们永远无法填满自己的虚无。用萨特的哲学术语来说，就是我们的“存在结构会溢出（我们）所占有的对象”。没有得到的时候当然不满足，得到之后又会产生新的不满足。作家王尔德有句名言，“生活中只有两种悲剧：一个是没有得到我们想要的，另外一个是得到了我们想要的”。因为人拥有无限的潜在可能性，这种潜能总是会逃到占有的对象之外，直到死去，人才能获得固定的、填满的、不变的本质。所以萨特说，“人是一种徒劳的激情”，总是有一种激情推动我们去占有、去追求，但我们希望得到的那种满足其实永远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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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选择都会有后果，我们就生活在自己选择的后果之中，这些后果也在塑造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会在乎选择的好坏对错，谁都不想过后悔的人生，我们都会希望自己的选择有一个坚实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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