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的隐喻》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16页__句子抄

共收录321个《疾病的隐喻》的句子：（第16页）本页收录的《疾病的隐喻》名言名句/《疾病的隐喻》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疾病的隐喻》语录可以了解《疾病的隐喻》的特色。

疾病是惩罚这种观点由来已久，对癌症来说，此类观点尤其兴盛。有一些说法，如与癌症‘抗争’或‘征服’癌症；癌症是‘杀手’疾病；癌症患者是‘癌症牺牲品’。表面看来，癌症似乎成了罪犯。但癌症患者也被弄得像是犯了罪似的。广为人们接受的那种有关疾病的心理学理论把患病和康复的最终责任全都加在不幸的患者身上。不把癌症仅仅当作一种疾病来治疗，而是当作恶魔般的敌人来（P53）对待，这种成见使癌症不仅被看作了一种不治之症，而且是一种羞耻之症。”在麻风病肆虐时期，它也曾引起类似的大得不相称的恐怖感。在中世纪，麻风病人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性文本，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的腐败：是道德的一则劝谕，是腐化的一个象征。没有比赋予疾病以某种意义更具惩罚性的了——被赋予的意义无一例外地是道德方面的意义。任何一种病因不明、医治无效的重疾，都充斥着意义。首先，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疾病本身变成了隐喻。其次，藉疾病之名（这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疾病于是变成了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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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常常被用作隐喻，来使对社会腐败或不公正的指控显得活灵活现。传统的疾病隐喻主要是一种表达愤怒的方式；与现代隐喻相比，它们相对来说缺乏内容。”“疾病意向被用来表达对社会秩序的焦虑，而健康则是人人理当清楚明了的东西。诸如结核病和癌症这样的大病，人们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用它们来提出有关个体健康的新的重要指标，用它们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伊丽莎白时期的隐喻被用来表达对某种终究会波及个体的总体失调或公共灾难的不满，与此不同，现代的隐喻却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而社会被看作是个体的对立面。疾病隐喻被用来指责社会的（P66）压抑，而不是社会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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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某种现象描绘为癌症，就是在煽动暴力。在政治话语中使用癌症意向，就是在怂恿宿命论，使‘严厉’措施正当化——同时，它也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广为流传的观念，即癌症必定是致命的。疾病隐喻从来就不是清白的，但可以说，癌症隐喻是其中极其恶劣的一例：它暗示种族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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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二十世纪后期，一个人怎幺可能在道德上做到严谨？当有太多的事需要严肃对待，当我们感到了邪恶却又不再拥有一套宗教的或哲学的语言来理智地谈论邪恶时，我们怎样才能做到严谨？为了去了解‘极端的’或‘绝对的’的邪恶，我们于是求助合适的隐喻。然而，现代的疾病隐喻都不过是些廉价货。那些真正患病的人听到他们的病名常常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抛来抛去，这于他们又有何助益？只有在最为有限的意义上，一个历史事件或一个历史问题才像是一种疾病。而癌症隐喻却尤其显得粗糙。它不外乎是一种怂恿，怂恿人们去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亦不外乎是一种引诱，即便不把人引向狂热，也诱使人感到惟有自己才是万般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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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把任何人灾难性流行病解释成道德松懈或政治衰败的症候，与把可怕的疾病同外国（或那些受人鄙视、战战兢兢的少数民族）联系起来的做法一样，都屡见不鲜。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可提供的证据却毫无干系。（……） (p.128) 健康本身终于被等同于这些既带宗教色彩、又含商业气息的价值准则，健康成了德行的证明，正如疾病成了堕落的证据。洁净仅次于虔诚——这句格言被从字面上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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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预料，在美国，那些致力于从艾滋病这种流行病中找出道德教训的公共喉舌们，（……）无非是这样一些人，其心之所系，是担忧美国能否不坠其意志，继续维持其好战性、军备开支以及坚定的反共立场，他们到处寻找美国政治权威和帝国权威衰落的迹象。对“同性恋瘟疫”的谴责，是对当代各种形式的宽容忍让 (permissiveness of all kinds) 的更大抱怨的一个部分，这种抱怨常见于西方反自由主义分子 (antiliberals) 以及来自苏联阵营的众多流亡者 (many exiles from the Russian bloc) 中；此乃对“软弱”西方的现已变得司空见惯的指责，说 (p.135) 它沉湎于享乐主义，陶醉于粗俗的性感音乐，沉迷于毒品，而其家庭生活却支离破碎，凡此种种，都削弱了西方挺身反抗共产主义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艾滋病对所谓的新保守主义所从事的那些主要活动中的一项不无用处，即对所有被笼统地（也是不确切地）称为“六十年代”的一切事物展开“文化战”（Kulturkam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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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中乱交欲望的减少，一夫一妻理想以及谨慎的性生活理想的增强，（……）对艾滋病的这种反应，尽管部分地是十分理性的，但它加深了人们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就屡屡提出的对启蒙现代性诸多理想（以及冒险） (many of the ideals (and risks) of enlightened modernity) 的广泛质疑；与这种新出现的性现实主义 (sexual realism) 形影相随的，是对调性音乐、布格罗绘画 (Bouguereau)、证券投资事业 (a career in investment banking) 以及教堂婚礼的乐趣的再度发现。在八十年代受过教育的人群当中，为准备过新的独身生活 (neo-celibacy) 和降低性冲动而例行服用那 (p.149) 些用来提高脑力工作 (mental work) 和长时间谈判所需精力的药物（资产阶级对可卡因的使用，同样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象相当普遍。而机器则提供了激发欲望并保持欲望的安全性的新的大众化方式，一些尽可能精神化的 (mental) 方式：由电话（……）构成的商业化色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变相的乱交，即通过电话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不必接触彼此的体液。对接触的限制现在也同样存在于计算机世界。计算机用户被告诫要留意每一个软件，视其为病毒的“潜在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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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即倘若艾滋病只是一种非洲病，那幺即使死了几百万人，非洲之外也几乎无人会关心它。它将是一个“自然”事件，正如饥荒一样，饥荒周期性地侵袭人口众多的穷国，而富国的人却对此爱莫能助。正因为艾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它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内容是，作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洲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循环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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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挂未来”是具有我们这个世纪特色的心理习惯 (mental habit)和智力堕落 (intellectual corruption) 现象，正如“牵挂过去”是十九世纪的心理习惯和智力堕落现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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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9) 尽管艾滋病与麻风病、梅毒一道顺理成章地成了荷载意义最多的疾病，但显而易见的是，那种侮辱丑化艾滋病患者的冲动受到了牵制。艾滋病如此完整地汇集了人们对未来的最为普遍的恐惧，以致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试图把艾滋病框定于某个离经叛道的人群或某个黑暗大陆的老一套做法看起来不合时宜了。(p.160) 艾滋病是地球村 (the global village) 的反乌托邦 (dystopian) 先遣队之一，可地球村这一前景已然在目，而且总在眼前，无人知道如何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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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目前而言，在个人体验和社会政策方面，主要依靠夺取该疾病的修辞所有权 (the struggle for rhetorical ownership of the illness)，考察它是怎样被纳入论点和陈词滥调之中的，又是怎样被同化于其中的。使疾病获得意义 (p.161) （以疾病去象征最深处的恐惧）并使其蒙受耻辱 (inflict stigma) 的那个过程，相沿已久，似乎不可遏制，但挑战它总还是值得的，而且在现代世界，在那些愿意成为现代人的人们中间，它的可信性似乎越来越有限了——这一过程现已处于审视之下。对于艾滋病这种带来如此之多的犯罪感和羞耻感 (guilt and shame) 的疾病来说，使其从意义、从隐喻中剥离出来，似乎特别具有解放作用 (liberating)，甚至是抚慰作用 (consoling)。(p.161) 并非所有用之于疾病及其治疗的隐喻都同等地可憎，同等地扭曲。我最希望看到其销声匿迹的那个隐喻——自艾滋病出现后，这种愿望更为强烈——是军事隐喻。它的反面，即公共福利的医疗模式 (the medical model of the public weal)，就其影响 (consequences) 而言或许更危险，也更为深远，因为它不仅为权威制度 (authoritarian rule) 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正当性，而且暗示国家采取压制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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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疾病的神秘化方式被置于新的期待背景上，但疾病（曾经是结核病，现在是癌症）本身唤起的是一种全然古老的恐惧。任何一种被作为神秘之物加以对待并确实令人大感恐怖的疾病，即使事实上不具有传染性，也会被感到在道德上具有传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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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代欧美文化通常并不把“柔弱”作为女性理想美的因素之一，因而《爱情故事》可能是碰巧选择了白血病，作为女主人公的致命性疾病……但东亚国家却把白血病当作文学艺术中的一种高发的常见病，仿佛年轻的女主人公若要患上一种致命性的疾病的话，那一定是白血病，这几乎成了一种套路，如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和韩国电视连续剧《蓝色生死恋》、《泡沫爱情》等中的女主人公。这与东亚国家看待女性理想美的传统方式有关，即把“柔弱”作为理想女性美的一个方面，而白血病恰恰能提高这种柔美的意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爱情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年轻女子，因而白血病并没有和“美”的意象重叠在一起，因而给人的感觉是痛苦的，而《血疑》和《蓝色生死恋》、《泡沫爱情》中的女主人公却都是非常美丽的年轻女子——美丽而柔弱，这是一种东方传统的理想女性美，尽管导致柔弱的因素是一种疾病，但一旦与美结合在一起，就变得不那幺可怕了，成了一种罗曼蒂克的病，给人的感觉与其说是痛苦，还不如说是感伤。女主人公的美净化了白血病，而仅以柔弱为症状（指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症状）的白血病则净化了女主人公的灵魂，使其更为超凡脱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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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莱一八二〇年七月二十七日致济慈的信，是一个结核病人对另一个结核病人的安慰，心中称他获悉“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痨病人的病容”。这还不仅仅是词语转换。肺痨被理解为一种外显的风度，而这种外表成了十九世纪礼仪的表侄。胃口好成了粗鲁的表现；而看上去病恹恹则成了荣耀。“肖邦患结核病之时，正逢健康不再时髦之际。”卡米尔-圣桑一九一三年写道，“苍白和消瘦则时兴起来……贝尔吉奥约索公主殿下沿林阴道散步……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结核病影响下的关于身体的观念，赋予贵族的外貌一种新的模式——恰逢贵族已不再是一种力量，而主要以一种形象开始出现之时（“富无尽头。瘦无止境。”温莎公爵夫人曾如是说）。的确，把结核病浪漫化，是把自我提升到形象高度的那种颇有现代特色的做法的一个广为流传的范例。一旦痨病相被认为是优越、教养的标志，那它势必就被认为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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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以前附着于结核病的那一大堆隐喻和态度分裂开来了，被分派给了两种疾病。结核病的一些特点被赋予了精神错乱：精神错乱患者被看作是一个情感大起大伏的人，狂热而不计后果，是一个太过敏感以致不能承受这个粗俗而平凡的世界的充满恐惧的人。结核病的另一些特点则被赋予了癌症——这里所说的是“肝火”，它可不那幺容易被罗曼蒂克化。不是结核病，而是精神错乱，成了当今我们有关自我超越的那种世俗神话的表达。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以前是结核病充当着这一角色；现在轮到精神错乱了，据认为，它能把人的意识带入一种阵发性的悟彻状态中。把疯狂浪漫化，这以最激烈的方式反映出当代对非理性的或粗野的（所谓率性而为的）行为（发泄）的膜拜，对激情的膜拜，而对激情的压抑，当初被认为是结核病的诱因，现在又被认识是癌症的诱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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