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收录321个《疾病的隐喻》的句子:(第14页)本页收录的《疾病的隐喻》名言名句/《疾病的隐喻》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疾病的隐喻》语录可以了解《疾病的隐喻》的特色。
    以前是医生们发动“bellum contra morbum”(对疾病的战争),现在是全社会发动这场战争。把战争转化为对大众进行意识形态动员的时机,这的确使得战争观念变成了一个有用的隐喻,可用于一切形式的、其目标是打败“敌人”的那些改善运动。我们曾经向贫穷开战,现在转而“向毒品开战”,同样还有一些针对具体疾病,例如癌症的战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对军事隐喻的滥用,可能在所难免,这个社会越来越限制着道德原则诉求的广度和可信度,在这个社会里,如果一个人的行为不服从对自我利益和赢利的计算,则会被认为愚不可及。而战争是硕果仅存的少数几种被认为不应该以“现实”眼光加以看待的行为;所谓“现实”眼光,即是说,着眼于付出和实际结果。但在那种倾其所有的全面战争中,付出也是倾其所有的,毫不犹豫的——战争被定义为一种紧急状态,牺牲再大,也不过分。不过,对疾病的战争还不仅仅是呼吁人们投入更多热情,对研究工作倾注更多资金。该隐喻还提供了一种看待疾病的方式,即把那些特别可怕的疾病看作是外来的“他者”,像现代战争中的敌人一样;把疾病妖魔化,就不可避免地发生这样的转变,即把错误归咎于患者,而不管患者本人是否被认为是疾病的牺牲品。牺牲品意味着无知。而无知,以支配一切人际关系词汇的那种无情逻辑来看,意味着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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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些把癌症当成邪恶的同义语的隐喻伪饰多的难以计数,患上癌症就被许多人认为是可耻的,因而是某种必须隐藏起来的东西,也被[患者]认为是不公平的,是自己的身体背叛了自己。癌症患者苦涩地喊道:为什幺是我呢?对艾滋病来说,这份耻辱还与犯罪的污名挂上了钩:此等丢脸的事,[患者自己]当然是心知肚明的。没有人会寻思:为什幺是我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部非洲以外的艾滋病患者大多知道(或自以为知道)自己是怎样感染上艾滋病的。艾滋病并不是一种似乎随意攻击的充满神秘色彩的病痛。事实上,就目前大多数艾滋病病例来说,患艾滋病的人被发现正好是某个“高危群体"的一员,某个被社会所蔑视的群落的一员。艾滋病把艾滋病患者的身份给暴露出来了,而这重身份本来是对邻居、同事、家人、朋友隐瞒的。但同时,它又确定了一重身份,并且,在美国最早严重感染艾滋病的高危群体即同性恋男子中,它还是艾滋病患者群落的一个创造者,同时又是孤立艾滋病患者、使其处于被骚扰和被迫害中的一种体验。患癌症有时也被认为是患者本人的过错,他们沉溺于“不安全”的行为中——酗酒者易患食道癌,抽烟者易患肺癌:这是对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的惩罚(这不同于那些被迫从事不安全职业的人,如石油化工厂的工人易患膀胱癌)。在疾病原发器官或系统与某些人们被劝说应戒除的特殊行为之间,寻找出了越来越多的联系,例如近来对结肠癌和乳腺癌与摄入大量动物脂肪之间的关系的猜测。但与癌症有关的那些不安全的生活习惯,是患者意志软弱的结果,或是缺乏节制的结果,或是依赖合法的化学制品(尽管这类制剂有害)的结果——其他一些疾病也被认为与不安全的生活习惯有关,甚至包括心脏病这种直到目前为止几乎未曾蒙受指责的疾病,现在也更多地被看作是为饮食和“生活方式”的过度付出的代价。导致艾滋病的那种不安全行为还不仅仅被判定为嗜好而已。它是放纵,是犯罪——沉溺于非法的化学制品和被认为是反常的性行为。染上艾滋病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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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强调艾滋病如何威胁每个人(以此来激发恐惧,强化歧视)是一回事,而(为消除歧视,减少诋毁)指出艾滋病将最终直接或间接影响每个人,却根本是另一回事。近来,那些一直盼望着利用艾滋病进行针对偏离常规行为的意识形态动员的同一批神话编纂者们,已放弃他们曾对艾滋病所作的最能激发恐慌感的评估,转而跻身于那些扬言艾滋病感染不会波及“普通人口”的诸君中最能说会道者之列,其注意力已转移到对艾滋病恐惧引发的“歇斯底里”或“疯狂”的谴责上。他们现在认为,艾滋病被给予了过多的公共性,他们在这种过度的公共性背后识别出了这幺一种欲望,即通过把“他们的”疾病一致说成是“我们的”疾病而去安抚那少数权力无边的人——此乃邪恶的“自由主义”价值之甚嚣尘上和美国精神之日渐衰败的又一明证。反自由主义的艾滋病神话编纂者们的指控,使艾滋病成为每个人的问题并因而成为每个人必须了解的话题的做法,颠覆了我们对“我们”与“他们”之差别的理解,实际上开脱了“他们”的罪责,或至少使“他们”免受了道德评判(在这类修辞中,艾滋病仍被几乎完全等同于同性恋,特别是等同于鸡奸行为)。“难道美国成了这幺一个国家,其课堂上不允许讨论十戒,而教师却被强制指导学生如何安全地进行鸡奸?”帕特·布坎南质问道,抗议由海军上将瓦特金斯主持的流行病调查总统委员会为禁止歧视艾滋病人而在最近出台的报告中提出的那个“愚蠢”建议。不是艾滋病,而是来自最有官方色彩的人士“为同情而抛开歧视和恐惧”(瓦特金斯报告用语)的呼吁,成了被攻击的主要靶子,似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削弱了美国社会通过对性行为的裁决而进行惩罚和隔离的力量(或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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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滋病迅速成了一个全球事件。当它在非洲(更不用说世界了)还远没有成为死亡的头号杀手时,不仅纽约、巴黎、里约、金沙萨在讨论它,赫尔辛基、布宜诺斯艾利斯、北京和新加坡也在讨论它。存在着一些著名的疾病,正如存在着一些著名的国家,不过,这些著名的疾病并不一定是那些患病人数最多的疾病,正如著名的国家并不一定是那些人口最多的国家。艾滋病也并非如某些非洲人士所尖刻地断言的,是因为侵袭了白人才变得如此著名。然而,以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即倘若艾滋病只是一种非洲病,那幺即使死了几百万人,非洲之外也几乎无人会关心它。它将是一个“自然”事件,正如饥荒一样,饥荒周期性地侵袭人口众多的穷国,而富国的人却对此爱莫能助。正因为艾滋病成了一个世界事件——这就是说,它侵袭了西方——它才不被仅仅视为一个自然灾难。它充满了历史意义(欧洲以及新欧洲国家的自我定义的一部分内容是,作为第一世界,它所发生的大灾大难都具有创造历史和改造历史的作用,而在贫穷的非或亚洲国家,这些大灾大难只不过是历史循环的环节,因而看起来像是自然的一部分)。艾滋病之所以变得如此众所周知,也并非如某些人所认为的,是因为它在富裕国家首先侵袭的是这幺一群人:全是男性,几乎全为白人,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能说会道,知道怎样游说和组织,以引起对艾滋病的公共关注,获得对艾滋病的公共投入。由于艾滋病被这样表现出来,它引起了我们对它的高度意识。它似乎成了所有那些降临于特权人口的大灾大难的真正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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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疾病的隐喻经典语录
    疾病的隐喻
    作者: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简介:
    《疾病的隐喻》一书收录了桑塔格两篇重要论文“作为隐喻的疾病”及“爱滋病及其隐喻”,在文章中桑塔格反思并批判了诸如结核病、爱滋病、癌症等如何在社会的演绎中一步步隐喻化,从“仅仅是身体的一种病”转换成了一种道德批判,并进而转换成一种政治压迫的过程。文章最初连载于《纽约书评》(1978年),由于反响巨大,此后数年中两篇文章被多次集结成册出版,成为了社会批判的经典之作。...(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