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夜歌歌

如鱼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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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话常说“性命”两字，人的际遇起落，确实关乎命运也牵于性格，如脚踏车的两个轮子，前轮缺不了后轮，后轮也离不开前轮。
NO.114295 ——马家辉《双天至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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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永远只是极端的，但绝不是激进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性。正是因为它像真菌一样在表面继续生长，所以可以破坏整个世界。而只有美好的东西才是深刻的、激进的。
NO.114137 ——汉娜·鄂兰《我想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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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从现代开端到我们自己的时代的突出特征中，我们都能发现技艺人的典型态度：他对世界的工具化，他对工具的信任，对人工制品制造者的生产力的信任，他相信手段—目的范畴适用于所有范围，他认为每个问题都可以用功利原则来解决，每一种人类动机都可以还原到功利原则；他的独立促使他把任何给定的东西当成材料，并把整个自然当成“一块巨大的织布，我们可以任意裁剪来重新拼制出我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他把理智等同于创新，也就是说，他鄙视所有“一开始不能用于人造物品的制作，特别是不能用于制造工具的手段，并无限地改进这种制造”的思想；最后，他毫无疑问地把制作等同于行动。
NO.114105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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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eudaimonia）首先是一种依赖于财富和健康的客观条件。贫穷和疾病都意味着受制于物理必然性，此外，做奴隶还意味着服从于人为的暴力。
NO.11407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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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遵照如此频繁地催促着我们的建议，即让我们的文化态度也去适应当前科学成就的地位，我们就会不顾一切地采取一种让言谈不再有意义的生活方式。p前言3
NO.114039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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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是使公共领域——行动和言说的人们之间潜在的显现空间一一得以存在的东西。权力（ power）一词本身，以及它的各种现代变形，都暗示了它的“潜在”属性。我们可说，权力总是潜在的一种力量，而不是像强力（ force）或体力（ strength）那样是不变的、可衡量的稳定实存。体力是一个人在孤独状态下也拥有的自然属性，而权力是从一块行动的人们中间生发出的力，他们一分散开，权力就消失了。由于权力的这种特性和所有有潜能的事物一样，只能现实化而不能完全物质化，它就程度惊人地不依赖于数量或手段等物质因素。一个人数相对较少但组织良好的团体，能几乎无限期地统治一个辽阔和人数众多的帝国，在历史上也不乏又穷又小的国家打败富有大国的例子。（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仅在比喻的意义上是真的；少数人的权力有可能比多数人大，但是在两个人的竟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权力，而是体力加上机智。所谓机智实际上是指脑力，而脑力肌肉一样，是决定胜负的物质力量。）另一方面，反抗物质上强大的统治者的民众暴动，也可以产生几乎不可抗拒的权力，即使他们在面对物质上大大超过他们的强力时放弃了暴力的使用。把这称为“被动抵抗”确实有说反话的意思，这实际上是人们设想过的最积极有效的一种行动方式，因为它的力量不会被斗争所消耗。在斗争中有胜有负，但是有在大屠杀中才可以说即使胜利者也是被打败了，被胜利欺骗了，因为没有人能统治死人。在权力的产生中唯一不可缺少的物质要素，是人们的共同生活。只有在人们如此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以致行动的潜能始终在场的地方，权カオ与他们同在。因而城市的建立的确是权力最重要的物质前提，作为城市国家，它始终为所有西方政治组织提供了典范。在行动转瞬即逝后还能把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我们今天称为“组织”），同时又通过持续的共同生活而保持活力的东西，就是权力。任何人出于任何原因，把自己孤立起来和放弃了这种共处，就是放弃了权力和...
NO.11390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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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人们相互之间只行为而不行动的顺从主义，同样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基础。与社会的兴起同时出现的现代经济学，和它所依赖的主要技术工具——统计学，变成了最重要的社会科学。只有当人们都成为了社会存在并全体一致地遵循某种行为模式时，经济学才获得了科学的特征，以至于任何不遵守规则的人都被看作是反社会的或反常的。而直到现代以前它还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一个不太重要的部分，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人们可以像在其他方面采取行动一样，对他们的经济活动采取行动。
NO.11376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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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行动至少部分地驱除了不可预见性，具有双重性质：不可预见性一方面在于“人心灵的黑暗”，即人基本上是不可靠的，谁也无法保证今天的人明天会怎样；同时另一方面在于，在一个由平等者组成的、每个人有同等行动能力的共同体内，不可能预见一个行动的后果。人既不能依靠自己也不能完全信赖自己(这是一回事)，这就是他要为自由付出的代价；而不可能始终完全掌控他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可能预见结果和依靠未来，则是人们为复数性和真实性(每个人的真实性是由所有他人的存在保证了的)所付出的代价，为和他人一起生活在世界上的欢乐所付出的代价。承诺力量的功能就在于控制人类事务的这一双重黑暗，这样它给出了从统治自我发展出的统治他人的控制权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也是唯一的一种选择；它恰好对应着在非自主情形下给定的自由。与那些建立在统治和主权概念上的政治体不同，所有以契约和协定为基础的政治体，内在的危险和优点就在于，它们以契约和协定为中介，在茫茫大海上抛下了一些可预见的岛屿，建立起一些可靠的路标，但同时仍然把人类事务的不可预见性和人的不可靠性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承诺一旦失去了它在不确定的海洋上作为确定性孤岛的性质，也就是说，当这种能力被误用来覆盖未来的整个空间，被用来描绘所有方向上的道路时，它就丧失了它的约束性力量，它的整个事业也就自我断送了。我们前面提到过当人们聚集在一起和“协同行动”(act in concert)时就产生，一旦人们分散就消失的权力。这种使他们保持在一起的力量，是相互承诺或相互定约的力量，既有别于他们聚集在内的显现空间，也有别于使公共空间得以存在的权力。如果一个孤立的单个实体——不管是单个的个人实体还是单个的民族集体——宣称拥有主权，这个主权就是虚假的，而在许多人通过契约联合起来的情况下，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限的实在。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未来的不可计算性，而它的有限性则是制定和遵守承诺的能力本...
NO.113744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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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现代和现代世界还不是一回事。从科学上讲，肇始于17世纪的现代，已于20世纪初终结；从政治上讲，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现代世界，诞生于首次原子弹爆炸。
NO.113723 ——汉娜·鄂兰《人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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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伦堡大审判的文件中可以发现，「没有任何一位亲卫队成员，因为拒绝执行屠杀任务而遭死刑。」（赫伯特．耶格尔〔Herbert Jäger〕，〈艾希曼审判之省思〉，《犯罪学与刑罚改革》〔Kriminologie and Strafrechtsreform, 1962〕）。而在纽伦堡审判中，一位辩方证人塞洛希（von dem Bach-Zelewski）表示：「可以提出转调申请，以规避任务职责，当然对个人来说，一定会遭受纪律处分，但还不到有生命危险的地步。」艾希曼很清楚他并未身处典型的「困境」：士兵「若不服从命令，会被军事法庭枪毙，但如果服从命令，则会被法官和陪审团判处绞刑。」
NO.11351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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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主控官，豪斯纳代表政府，尽力地，尽其全力地听命于主人。所幸，他尽力的结果常常不够完美，原因在于，豪斯纳先生效忠的是他的以色列国，但某些人则以同样的忠诚献身于正义
NO.113449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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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人当然期望把本国犹太人的财产收归己有。艾希曼的愤怒不无道理，因为这些交易违背了纳粹一贯的宽容政策，因为在协助解决任何一个国家的犹太间题时，除了要求犹太人自付其遣送费和处决费之外，不会染指他们的财产。遣送费和处决费在不同国家也存在很大差别：在斯洛伐克，每个犹太人需要支付三百到五百帝国马克，而在克罗地亚只需要三十，法国七百，比利时两百五十。（似乎除了克罗地亚人之外，没有人支付过。）战争后期，德国人要求匈牙利以物品形式支付，即把食品运到德国，数量由犹太人在遣送途中可能发生的消耗量决定。
NO.113350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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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娜·阿伦特通过这种作业来理解艾希曼一步一步地向搞清楚“他是如何变得这样的呢？”问题的答案逼近。这么做对于阿伦特自己来说，一个明显使她不满意的艾希曼的形象浮现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没有思想、连自己到底在干什么都不知道的男子的形象，她判断艾希曼是个平庸的人物。暴露出来的平庸的自我和她期待一个恶魔般形象截然相反。而对于认为如果不是恶魔的话，那就不会杀害犹太人的人们来说可是说是一种侮辱。……汉娜·阿伦特是根据人类的水准、一种高水准来衡量、评价（纳粹分子）的。这种把纳粹现象的整体看作人类的一半水准以下的东西的主张，对于犹太人来说，对于德国人来说，不，对于犹太人、德国人以外的人们来说，他们认为是对自己的侮辱。（卡尔·雅斯贝尔斯）
NO.113283 ——汉娜·鄂兰《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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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品质对我的影响，令我到现在都充满感激，义一点也让他能像磁石吸引钢铁一样，敏锐地捕提到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活动或任何情况的本质同时行事也能突破先入之见或偏见的条条框框。色有自己所谓的“真诚”标准，会用自己从未系统角述过的法则来确定人们是否“真实”。这种对多样性经历的热切接纳让我非常兴奋，对我也很有价值，因为此时，我也刚准备好接受任何在人生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影响。我已经到了某个阶段，开始隐隐约约地、大多数时候是私下地，对抗一直支配着我们这个家庭的规则，这种对抗并没有多么执拗或理性，因为实在也没有什么值得对抗的：我爱我的家人爱我的家，我喜欢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正是保罗，带着他那简单明了、充满激情的论断一譬如“你要记住，最重要的就是要接受人们本来的样子”，以及“我讨厌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自然处世的人”一出现，打破了我的边界，让我渴望将人们当作平等的个体去交往，而不论阶级或种族：他将我从当时虽然并没有伤害到我，却很有可能困往我的和中解放出来，为此我永远感谢他
NO.113222 ——戴安娜·阿西尔《长书当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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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生活又回到了即悲哀又无聊的状态。有时我问自己，到底是什么，让我，以及我确信其他不计其数的老年夫妻或伴侣在类似情况下，能够坚持彼此照顾？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只能用比喻来说明，尽管一株植物的根和长在茎干顶端的花朵或果实看起来差异很大，但依然属于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对我来说，从爱里生长出来的责任和义务，看起来也如此不同，却也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部分。否则的话，责任如此不受欢迎，怎么还会这么不费力就和爱绑在了一起？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选择第二条路，因为对他来说，没有第二条路。也许一个无私的人（这样的人确实存在）会把做好事当成工作，从中获得满足；但一个自私的人，一边承担着责任，一边也许会尽力想办法逃避，或尽量补偿自己。这个办法也许不值得赞美，但我觉得我不是唯一这样做的老人。
NO.112720 ——戴安娜·阿西尔《暮色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