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暮时分》简介

1.从一个更大的脉络来看，照料的贬值其实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它长期被排除在社会生产领域之外，被视为私人的、女性的事务（ England ,2005；弗雷泽，2023)。随着晚近照料的市场化，原先属于家庭内部的无酬照料劳动逐渐外包给市场中的受薪劳动者，但是照料劳动的组织仍然深度嵌入在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之中。

2.随着身体机能和心智能力的逐渐衰退，他们重则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被取消人的身份，成为“活着的非人”（nonperson）：一名大小便不能自理的老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正常人？一名罹患认知症、到处涂抹粪便的老人呢？一名长期依赖鼻饲、失去意识的老人呢？这些问题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当然很容易判断，但照顾者面对的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具体的伦理情境。正如考夫曼（Kaufman，2006）所指出的，认知症的存在模糊了生与死的边界，同时是一种“活着的死去”（death-in-life）和“在死去中活着”（life-in-death），它也在临床实践中左右着生命价值的协商与医疗照护决策。一旦阈限状态下的老人被“去人化”（dehumanization，照护者不再把他们“当真”，就开始潜藏着伤害的危险。正如朱迪斯·巴特勒（Butler，2004）所指出的，暴力总是对“非真实”的生命不加忌惮。

3.这里的“阈限”具有时间的维度，涵盖了一个人由生向死的生命过渡阶段，由于医疗照护的介入得以延续多年。同时，它也指向一个具体的空间场所，将某种特定的老年境况整合且限制在内部。【P34】

4.它不试图提出任何强理论，更重要的是带领读者进入一段时间和空间的阈限，看见一群普通人面对生老病死之时所经历的困境和努力。当生命走向薄暮，一切都摇摇欲坠，日复一日地继续活着、继续照看，构成了道德生活的深层底色。事实上，患病、失能、孤独、衰老、临终，这些都不仅是养老院里的人们所遭遇的特殊境况，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必将亲身经历的时刻，无论作为照顾者还是被照顾者。因此，民族志的作用也在于产生一种联结，把我们带回日常生活的粗粝质地，甚至回到饮食、排泄、穿衣、行走这些人类最基本的需求，触摸真实的身体和生命，并在这一过程中重返自身。【P282】

5.首先，在家庭和社群生活中，由于女性始终承担着大量的情感劳动和照料工作，所以她们更加擅长表达关怀、建立关系纽带、操持日常生活，这也让她们应对晚年生活更加自如。而男性的一生则专注于生产领域，把大部分时间投入在目标明确、成就导向的工具性活动中。由于更少地参与家庭亲属网络和日常生活领域，男性通常缺乏情感表达、照料他人、维系亲密关系的经验，这也让他们更容易在退休之后陷入孤立和意义危机。其次，迈尔霍夫认为，女性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生理上的变化和限制——月经、怀孕、哺乳、更年期，以至于她们对自我的理解、对人生的安排必然包含了对身体及其局限性的深刻体察，这让她们面对衰老时表现出了更强的韧性，也更能为晚年的体弱多病做好准备。相反，对老年男性来说，他们的人生往往受到"全能身体"的幻觉支配，追求对自我身体和社会世界的掌控感。因此，年岁增长带来的衰弱、失能总是会对他们的自尊造成更强烈的冲击，并在接受他人的照护和扶助时感到尴尬和抗拒。

• 吴心越简介

  
  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至善博士后，研究领域为老龄化与照料劳动。论文发表于《社会》、《社会学评论》、《妇女研究论丛》、The JournalofChineseSociology（《中国社会学学刊》）等期刊，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相关研究成果也见于一席、一条、腾讯新闻、看理想等媒体。...(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