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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子抄所收录1483条关于"林达"的句子：本页收录的林达/林达名句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林达可以了解林达的文字风格。

自建国以来，法庭就是美国人最重要一个公众论坛。律师班德文站在这个论坛上，不仅小心地避开原来法律对于黑人布下的雷阵，向人们宣布：“阿姆斯达”的黑人从来就不是奴隶，他们是被人绑架的“自由的非洲原住民”。同时，他又进一步直指事情的本质，“所有的拥有自然形式的生命，都是自由的”。挑战司法就这样开始了。律师们走出的第一步有没有成功呢？我得在下一封信再告诉你了。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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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里，有一个情节反映了对奴隶制问题的社会冲突，以及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受到的来自对立一方的威胁。就是在法庭门外，黑人的辩护律师突然被人一棍子击倒。这个情节虽然是虚构的，可是，在历史上，真正的情况比这个严重得多。例如，我前面提到的积极参与这个案子的泰朋两兄弟。由于他们反奴隶制的立场，1834年，他们的家和公司数度被暴徒洗劫。第二年，有一个匿名人居然以十万美元悬赏他们的脑袋。此后，他们从不间断地收到各类恐吓信，他们的家已经不安全到了这种地步，就是找不到一家保险公司愿意为他们的家庭财产保险。因此，说他们是以一种献身精神投入在“阿姆斯达案”的准备工作中，应该是不过分的。由于这是一个财产归属的申诉案，因此，他们研究下来，辩护的关键，还是必须证明“阿姆斯达”号的黑人不是奴隶，因此也不是他人的财产。而不是从“奴隶是否应该是他人财产”这个角度去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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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开始也非常犹豫。从他一贯的思维方式来看，他的犹豫，当然不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前总统，感到“有失身份”。他深深地感觉自己已经精力不足。正像他自己说的，我已经七十三岁了，耳聋跟花。我的助手们已经纷纷离我而去，我的牙齿也已经一个个离开了我的牙床。我怎幺还能担当如此艰巨的一个任务呢？同时，他虽然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就取得了律师的资格，但是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作为一个辩护律师站在法庭上了。更何况，他还有作为一个联邦众议员非常繁忙的工作。任何一个律师都知道，不要说打算上的是最高法院，就是接下一个普通的案子，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也不知道有多少繁复的出庭前的准备工作要做。所以，他比任何人都更深知自己的局限性。但是，他却无法拒绝。他无法淡忘延续父子两代的对于一个朴素理想的追求。他是一个自由的坚定维护者，坚信父辈提出的基本原则“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并且坚信不论白人黑人，都有同等权利。他对奴隶制极为憎恶。所以，人们终于惊讶地听到一个意外消息，这位已经七十三岁高龄的美国前总统，今天的联邦众议员，决定作为一个普通辩护律师，接下“阿姆斯达”案，走上最高法院，为这些来自非洲的黑人的自由，进行法庭辩护。在开庭之前，他作为一名联邦众议员和前总统，尽了最大的努力，试图劝说范布伦总统撤销上诉。这个时候，范布伦总统已经败选，在美国，新旧总统的交接是在投票结果出来的第二年的年初，以便行的一套工作有一个妥善的过渡。这个时候，范布伦总统正是处于过渡期肿。但是他的行政分支还是拒绝了这个撤诉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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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通过美国人的个人捐款，联合传教协会的资助，以及他们举办一些展览会筹集的钱，他们终于凑齐了这笔巨款。1841年的11月27日，一艘名叫“绅士”号的小三桅船，终于载着这些黑人，包括那三名黑人小女孩，在他们的美国白人朋友代表的护送下，离开纽约，驶往非洲。两年半以前，在西班牙人押送下在古巴登上“阿姆斯达”号的五十三名非洲黑人中，只有三十五名，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二的黑人等到回家乡的这一天。余下的十八名黑人，除了两名在美国因病去世，其余都死在“阿姆斯达”号暴动和暴动之后飘荡在海上的两个月中。也许，他们自由的灵魂已经找到了回非洲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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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对于安东尼奥的判决上，你已经看到，在“阿姆斯达”案黑人的胜利后面，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挫折。那就是，反奴隶制的人们所希望看到的，挑战司法的重大成果并没有出现。沉淀下来之后，人们发现，按照这个判决，原来的法律并没有被很大地触动。黑人获得自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的。也就是退一步来看，如果这些黑人，像安东尼奥一样，是古巴的合法奴隶，那幺，他们就还是应当归还给别人的财产；他们的状态就不是“被绑架的自由人”，也就失去了暴动的权利。安东尼奥就是一个标志。如果所有的黑人都是在1820年英国和西班牙的禁止奴隶贸易协定之前被卖到古巴的，他们的身份就和安东尼奥一样了，那幺，在同一个法庭，他们得到的判决当然就会完全不同。可以说，没有什幺人比那些激进的反奴隶主义者更清楚这个局面，也更感到沮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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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诺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不论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多幺便捷，把两块大陆的距离拉得多近，可是，在试图相互了解的时候，它们往往是原本有多少距离，现在还是有多少距离。因为一件事情、一个现象，在长距离的相互传送中会被逐步简化。等传递到了彼岸，原来的一条恐龙，已经只剩下一副骨骼了。至于一个历史事件，它不但遭受长距离海浪的冲刷，还受到时间的淘洗，当它漂洋过海，已经不但是骨骼，而且是骨骼的化石了。似乎经过简化以后，它反而显得清楚和容易被掌握，但是，它留给人们有血有肉的历史教训，却往往在途中失落了。所以，我想，我所应该在信中和你聊的，就是尽可能补上一些失落的东西。只要你看了以后发现，原来不那幺简单啊，我的目的就算是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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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的“地下铁道”了。这是牵涉到许许多多人的一个“犯法集团”。他们组成网络，有组织地将南方的奴隶群一群、一站一站地接出来，送到安全的地方，甚至不惜送出国境，一直送到加拿大。“阿姆斯达”号上的那名小黑奴安东尼奥，实际上就是在泰朋的帮助下，利用这个“地下铁道”，顺利跑到加拿大去的。你所熟悉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也是通过与“地下铁道”的接触，取得大量第一手资料，写成这本小说的。“地下铁道”最兴旺的年代，恰是从“阿姆斯达案”审理的那一年开始的，直至南北战争爆发。我一直相信，这二者绝不会是毫无关联的。我之所以要在这里强调这些活动的“违法性”，因为这不但在美国历史上很不寻常，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讲，也是它进入了一个危机的信号。那幺，这样一个危机是否就一定要导致一场战争这样的“大爆发”，以无数人的生命来换取一个社会变革呢？我想，并不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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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最高法院的投票是以8：1通过裁决，判定了普利格的胜诉。宣布这个裁决的，又是我们已经在“阿姆斯达案”中已经熟悉了的斯多雷大法官。裁决是这样的：首先，判定“联邦逃奴法”并不违宪。这就是指你已经知道的宪法中三个妥协条款之一的“逃奴条款”。同时他指出，宾夕法尼亚的“个人自由法”的内容，如果扩大到干扰逃奴的引渡程序的话，那幺是违宪的。然后，斯多雷大法官判定：宪法的“逃奴条款”中已经隐含了主人对于重获逃奴的权利，因此，只要在不破坏治安的情况下，平静带回逃奴，即使没有押送证明，也是合法的。但是在最后，斯多雷大法官宣布，各州应该执行联邦法律，但是，如果他们不执行，联邦政府也无权强迫他们执行。理由是，联邦政府没有权利对州一级的官员提出“执行要求”。在这里，所有人都应该从“阿姆斯达案”胜利的过分沉醉中醒来了。因为，显然这一次大家都清醒地看到了，历史遗留下来的那块“骨头”，依然鲠在那里。后来，斯多雷大法官的儿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这个判词的实质是反奴隶制的。而在美国历史上，这个案子的判决，也还是被作为一个对反奴隶制有利的判例来看的。这又是为什幺呢？我们谈起过，最高法院的权力是有限度的，大法官们在“司法复审”的时候，只能以“是否违宪”作为评判标准。因此，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但是，所有的人也注意到，最高法院判词的最后一部分很不寻常，它指出，联邦政府无权强迫州一级官员执行联邦法。这样，尽管这场官司没能救出一个玛格利特·摩根，但是，从司法挑战的意义上来说，还是有收获的。因为，这等于给了北方的自由州一个借口。此后，再有逃奴的话，北方州就有了理由，拒绝给南方以应有的配合。而你也知道，在美国，尤其是北方这样一个流动环境中，如果没有这样的配合，抓逃奴的成功率就将大大降低。很多的未来逃奴，就会从中受益，真正地逃之天天。从这个案子的判决，我们实际上还可以看到更多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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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就在“斯科特案”判决的第二年，伊利诺伊州展开了一场历史上有名的大辩论，就是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林肯和他的对手辩论奴隶问题。林肯表示了坚决反对奴隶制的态度，他的对手则相反。他们都典型地各自代表了当时社会南北两派对峙的观点。可是，在辩论中，他们有一个观点却是相同的，就是解放后的奴隶应该尽快送回非洲去。他们双方都没有把种族融合的社会，作为一个可以考虑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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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美国的建立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特例”，它是完全反“常态”总。那个时候，一般来说，人们想到一个国家，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概念。一个中央政府控制了各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一级级派下去，直至一个小官，管理着一群草民。具有很强的整体性。而美国从一开始，它的建国理念就是维护草民们的“个人自由”。它的出发点不是“上面”的管理方便，而是“下面”的自由保障。这样自下而上的一个观念的逆向行程，就造成了几乎是从个人开始的，一级级向上的“自治”和“联合”。这种国家概念在当时可以说是完全超越了那个时代的。它的出现，并不是源于一个高明的理论，而是出于一个向往平等自由的人性本能。从百姓来说，一个人、一个家庭或几个人，做自己的独立经营。一个村镇、一个城市，大家订一个契约决定他们以什幺方式联合与共存。一直推上去，直至州和联邦，都是这幺个意思。这就是“分治”的来源。所以，越到上面，联系越松散。这种联系本来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众的选择，因为他们认为联合的存在更有利于他们的生存。现在的毛病是到了联邦这一级，大家在奴隶制问题上达不成一个绝对多数的一致意见。南方按照自己对于“分治”和联邦的理解，认为在美国的联邦建制原则下，自由和分治是绝对的，而联合的形式则是相对的。所以，能合则合，合不拢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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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的六天之后，1865年4月14日，也许你还记得，那是萨姆特堡陷落四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边防城堡是在两个月以前刚刚从南军手中收复的。那一天，他们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庆祝这个联邦边防城堡的收复，他们邀请了当年驻守萨姆特堡的安德生将军回来参加一个仪式。安德生将军此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六十岁老人了。并且由于健康原因已经离开了他的军职。他在这个仪式上，重新升起了四年前他被迫降下的那面旗帜，不禁感慨万千。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里，林肯总统被一名南方籍的演员暗杀。这似乎预言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南北战争的感觉，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它的悲剧性压倒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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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维系就是美国作为国家最基本的一个共识，遵从契约。你可以这样想想，在如此松懈的一个国家结构中，如果没有对于契约的基本认同，还不是早就散了架了。以宪法为基础的各种法律，就是这样的契约，也就是松松垮垮的各个州，集合在美国这样一个名称下的基本依据。既然这种集合是自愿的，那幺遵从契约的行为也是自愿的。美国的这种组建经历，虽然使得它的中央政府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可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更容易建立起“真诚的法律”。因为法律的建立，是大家的契约。它不是一条皇上的圣旨，也不是一个上层集团的指令性文件。因此，它也就有一个天然保护层，就是民众认同。北方一个又一个废奴的自由州的诞生，就是这样来的：经过最广泛的民众辩论，达到一个基本认同，然后立法。这样法律相对来说，就更有“真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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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幺，这些激进反奴隶主义者的白人，他们又是基于什幺样的动因呢？答案是：宗教理想。你还记得我以前提到的，在北美殖民时期，最早在新英格兰的清教徒和宾夕法尼亚的教友派，他们持续两百年的反奴隶制的努力吗？那幺，这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他们的出发点，是对于人类不平等所造成的苦难，持有一种宗教性的深切同情和慈悲心怀。所以，才会产生这样无私而持久的抗争，才会激起如此巨大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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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你也一定注意到，尽管我有了触动这个话题的冲动，但是，这个题目的复杂性和难度却丝毫也没有降低。种族问题，这是在北美大陆几百年来，无数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社会学家、学者等等各类仁人志士试图去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似乎谁也没有什幺药到病除的良方。不仅如此，人们发现似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移民的增加、现代各种观念的迅速变化，种族问题的头绪也变得越来越多，线头线尾好像都要摸不清了。这种一塘浑水的状态使得所有触及这个问题的人，都多少感到祖丧。有些人甚至因此而变得不再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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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第一次北方正式开战，出发前去攻打里士满，大量平民带着野餐用具跟在后面，气氛颇为轻松。可是，刚刚离开北方的首都华盛顿，进入弗吉尼亚才不到三十英里，就受到了南方坚决的阻击。死伤者猩红的鲜血，给这场双方都高扬着爱国主义旗帜的兄弟相残的战争，真正拉开了序幕。如果说，萨姆特堡的炮声停顿之后，人们还有可能通过理性阻止一场战争的话，那幺，在这一仗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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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弗吉尼亚来说，他们不赞成南方以离开美国的方决矛盾，可是并不意味他们以为，一个州就没有离开联邦的合法权力。如果北方动武，就意味着北方偏离了美国的立国精神，他们将立即站到南方一边，以表明他对此的抗议，因为他们确信，林肯并没有这样的合法权力。不幸的是，弗吉尼亚最终无法避免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在北方决定进攻南方的时候，弗吉尼亚和另外三个位于南北之间的州，在最后时刻也离开了美国。由于弗吉尼亚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它重要的政治地位，使它成为最首当其冲的战争现场，厮杀惨烈。这真是一个惨痛的时刻，弗吉尼亚必须以不情愿地离开美国，来表示他们对于美国这个联邦立国原则的尊重。而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正是这个州一贯的坚持理性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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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法律来源，是这个国家、地区或者群体，对于一个命题的思考和反省的结果。他们因此制定一个规则，愿意共同遵守。对违规者按法规进行认真惩处。这样的法律逻辑性强，执行的过程也比较清楚。诚然，这样的法律仍然会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因为人类在某一个阶段的认识，总是有局限的。但是，它是认识一步走一步，也许前进的脚步缓慢，但却是扎实的。这种法律，我常常用大白话叫它是“真诚的法律”。另=种法律来源，是对外部压力妥协的结果。一些地区，它身并没有产生与这条法律相适应的认识基础，但是出于种种压力，不得不诞生这样一个法律。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系统从一开始就有着“违法”的强烈冲动。这样的法律，它的目标可以定得非常高，看上去可以比那些“真诚的法律”更“漂亮”。可是一触及现实就会完全面目全非。我把它叫做“虚假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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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宪法为基础的各种法律，就是这样的契约，也就是松松垮垮的各个州，集合在美国这样一个名称下的基本依据。既然这种集合是自愿的，那幺遵从契约的行为也是自愿的。美国的这种组建经历，虽然使得它的中央政府常常显得软弱无力，可是，它有一个好处，就是更容易建立起“真诚的法律”。因为法律的建立，是大家的契约。它不是一条皇上的圣旨，也不是一个上层集团的指令性文件。因此，它也就有一个天然保护层，就是民众认同。北方一个又一个废奴的自由州的诞生，就是这样来的：经过最广泛的民众辩论，达到一个基本认同，然后立法。这样法律相对来说，就更有“真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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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成功地寻求自己的幸福。教育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他们认为，重要的是一个孩子未来的幸福，一日成了螺丝钉，有谁会关心螺丝钉的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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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儿待的时间越长越觉得，不论现代社会的交通工具多幺便捷，把两块大陆的距离拉得多近，可是，在试图相互了解的时候，它们往往是原本有多少距离，现在还是有多少距离。因为一件事情、一个现象，在长距离的相互传送中会被逐步简化。等传递到了彼岸，原来的一条恐龙，已经只剩下一副骨骼了。至于一个历史事件，它不但遭受长距离海浪的冲刷，还受到时间的淘洗，当它漂洋过海，已经不但是骨骼，而且是骨骼的化石了。似乎经过简化以后，它反而显得清楚和容易被掌握，但是，它留给人们有血有肉的历史教训，却往往在途中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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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林肯总统的第一次征兵情况，就可以看出，他对于这场战争的前景是多幺估计不足。他宣布征兵，人数是七万五千人，征兵期限是三个月。我一直在想，如果他当时预料到他做出这个决定的后果，是长达四年的血腥厮杀和整整六十万美国年轻人的丧生，以及整个南方几乎化为焦土，不知道林肯是不是会说，就让南方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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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刚刚四十年的1662年，英王朝查理二世就特许“皇家非洲贸易公司”有计划地向西印度群岛和北美贩奴。到1713年，英王朝甚至与西班牙达成有关贩奴的重要协议，由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垄断包括南美在内的整个美洲奴隶进口，由两国的王室各分得利润的四分之一。此后的二十年内，根据记录，英国至少每年向美洲输入了一万五千名奴隶，其中四分之一左右进入南美的西班牙殖民地，大多数都进入了北美英属殖民地。你一定已经看出来了，英国国王在北美的这笔买卖特别好做。因为北美本来就是他说了算的。土地是他的殖民地，管理者是他派出去的总督，当然协助推销。事实上，曾经有一些殖民地对于汹涌而来的黑奴浪潮，出于种种原因，例如最普遍的安全理由，表示担忧和抵制。但是，都无法抵御英王朝和殖民地，总督上下一致的奴隶推销政策。就这样，一只强有力的手在北美推动奴隶制。就是这片土地当时的主人英国王朝，开始有组织地大量向这里输入黑奴。贩奴收入则一度成了一个王朝所刻意追求的“国家利益”。于是，贩卖奴隶不再是星散的船长们的海上冒险，而成了英国王朝垄断的皇家事业。换句现代的话来说，在贩奴行业，强盛的英国王朝成了一个最大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北美的奴隶交易就在英王朝强力的推波助澜中，达到了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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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马萨诸塞还是在开拓的最初岁月，但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行政管理。当地人在竭力形成依据一定的宗教道德原则而执行的管理。那里当时是清教徒们的天下。他们的原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圣经》所传达的上帝的原则。你已经知道，对于奴隶问题，他们认为，这个原则就是除了“战俘”，必须是“自愿出售自己”，才能成为奴隶。虽说他们宣称这是《圣经》的旨意，然而这显然反映了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对于人性和人道的认识程度。于是，斯密斯船长在当地一些严守戒律的清教徒眼中，显然是违反了上帝的原则。在贩奴已在北美逐步盛行的时代，这些马萨诸塞的清教徒还是决定顽固地坚守他们这个地方的“道德清白”。外地来的奴隶贩子他们管不着，可是他们绝不允许本地居民的灵魂也被魔鬼勾走，不准备让这位利欲熏心的斯密斯船长打开一个缺口。因此，这位船长就这样成了北美奴隶交易史中的一个特例。他在回到马萨诸塞以后立即遭到逮捕。而那些被他劫来此地的黑人，也遇上了“史无前例”的好运气，当时还处于草创阶段的马萨诸塞司法机构，当即下令用当地的公款送他们回到非洲的家乡。 1641年的马萨诸塞因此有了一条针对从非洲劫持黑奴的法律：“任何人，凡劫特人类者，判不赦之死刑。”尽管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最终并没有能够真的阻止此后的贩奴浪潮，马萨诸塞和其他殖民地一样，几十年后蓄奴成为普遍的情况。它的港口城市波士顿，也因为转运了大量来自非洲的黑奴而逐步发展起来。可是，我之所以向你讲述这个北美贩奴时代十分罕见的实例，因为尽管当时很少有人认为这样螳臂当车的行为有什幺意义。但是，当你看到，一百多年以后，摧毁奴隶制的烈焰就是起于这最初的一点一点火星，你就会感受到思想的力量，这也就是历史的迷人之处。清教徒们始终没有放弃的这样一个出于宗教理念的道德诉求，也在一百多年来逐步引起越来越多人的思考。这种气氛最终导致了在独立战争前后，北方对于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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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北美的奴隶来自两个不同来源。简单说就是“一手货”和“二手货”的区别。直接从非洲来的，都是“一手”的，来自南美和西印度群岛的，就是“二手”的了。在弗吉尼亚的一些人，他们反对的就是从非洲直接进口奴隶，他们提出只进口“二手”的奴隶。为什幺呢？“一手货”不是更便宜吗？这是他们心中尚未被大漠风尘所刮走的残余良知在“作祟”。在心灵深处，他们被阻挡在“把一个自由人变为奴隶”的这道“道德的门槛”前。新大陆的现实，使这些弗吉尼亚的反对者知道自己无力改变进口奴隶这样一个潮流，所以，他们提出只间接地从其他地方进“二手奴隶”。这样，至少他们没有去直接参与把一个自由人变为奴隶的罪恶，而只是把一个已经成为奴隶的黑人，挪了一个服劳役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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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谈论美国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不知你是否注意到，其中蕴含着的一个悖论。多元文化的概念在美国是与各族裔融合的社会形式一起共存的。“融合”而不是“分离” 还成为法律被确定下来。事实上，美国的族裔复杂性，也已经到了根本分不清楚的地步。但是，实际上“融合”与“多元文化”是有冲突的。当然，在融合中，各族裔有相互取长补短，滋生刺激出新的文化的正面作用，但是，也几乎所有的的文化，都面临在融合中逐渐消失自己部分甚至全部特色的危机。因此，处于如此强大的融合力量之中的任何一个族裔，不论它现在是多数还是少数，对此都有充分的忧虑的理由。如何又要“融合”，又要“多元”，是美国所有的族裔文化的难题。因此，提出“分离”的，也不必立即就给他们戴上“种族主义”的帽子，因为问题是复杂的。历史上以“分离”方式去达到保存一种独特文化的做法，也并不是都是负面的，例如，以色列。我们不对以色列的其它问题进行评论，单就他们所做的：将来自全世界的犹太人都聚集在一起，保存甚至发掘（例如恢复希伯来语）一种他们共同的独特文化，在这一点上，他们无疑是创造了一个奇迹。这并不是说，我主张族裔的“分离”，何况美国的情况事实上是想分也已经分不开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现代意义上的种族问题没有一个简单唯一的理论可以套用。表现得矛盾重重的美国，只是在现代世界各族裔不可避免的交流交往中，先行了一步而已。同时，“多元”与“融合”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形成悖论式的冲突。那就是“多元” 的意义在于保持各族裔之间的差异，而文化差异正是形成“融合”的最大障碍。现代意义上的种族矛盾在很大意义上，就是由差异本身引起的。因此，人们在提倡多元文化的时候，必须再三强调宽容的概念，这里包括宗教宽容，文化宽容，社会宽容等等。至今为止，我们仍然不知道，不同的族裔，如此紧密地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宽容度是否足以消除巨大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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