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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词的体例仿照中华民国国歌。国歌源于党歌，党歌歌词本是孙中山先生参加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训词，那时是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一九三七年制定国歌，没有考量十三年后文化风尚和社会需要，只求在文献形式上延续传统，就歌词论歌词，已是一失。宪兵学校校歌继承了国歌歌词所有的缺点：文言深奥，一般国民很难接受；整齐的四言诗，没有长短错落，节奏呆板；国歌歌词押的是ong韵，离暮气太近，离昂扬的朝气太远。宪兵学校的校歌不见前鉴，押司，资，兹，声音从牙缝里出来，押施师，知，基，有“气”无力。而文字艰深又超过国歌。黄埔军校校歌押wu，同样不顾声韵，使人想起苏东坡在赤壁赋里形容的“其声呜呜然”，可见当年南京重庆主持文宣大计的人，如何忽略了听觉。他们只想到继承已往的五千年，没设想开创未来的五千年。后来这种模仿繁衍成派，陆军后勤学校校歌，陆军化学兵学校校歌，工兵学校校歌，都学黄埔，不避wu韵。国防管理学院校歌，中山理工学院校歌，都学国歌，四言一句，不避ong韵。这些歌词有共同的“特色”：你得读过许多文言文，才看得懂，即使读过许多文言文，也听不懂。
    《关山夺路》
    那时，我认为人生在一场大雾之中，四顾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脚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长。
    《关山夺路》
    军事冲突：对中国人来说，抗战是突然胜利的，谁也没料到日本断然求降，如何把半个中国接收过来，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发生了严重的争执。那些年，中共在华北各地发展很快，“解放区”的数量和实力超过中央遥控的“游击区”，正规的国军都隔着千山万水。日军从小据点撤退，向大城市集中，准备缴械回国，共军立即就近填补空隙，扩充地盘，把星星点点的解放区连接成大片大片。中央政府禁止中共这样做，派出国军接收，把共军赶出去，共军抵抗，再打回来，于是这里那里都有枪声炮声。依官方的解释，这不是战争，两个国家之间打仗、而且经过宣战，才叫战争；这也不算内战，国民党和共产党尚未以两个交战实体兵戎相见，双方因争夺接收而发生的局部战斗，官方称之为军事冲突。
    《关山夺路》
    我后来逐渐明白，军队的存在是一种非常的存在，和各行各业不同，因之，军人所受的训练，“老百姓”很难了解。那时，建立军队的特殊性，要从人人挨打的时候甘之如饴开始。他要摧毁我们每个人的个性，扫荡我们每个人的自尊，要我们再也没有判断力，再也没有自主性，放弃人生的一切理想，得过且过，自暴自弃。据说人到此时，从自轻自贱中生出勇敢，万众一心，视死如归。我称之为“无耻近乎勇”
    《关山夺路》
    一九四六年远望黄河，排长提起“不到黄河心不死”。一九四九年远望黄河，我想的是“跳进黄河洗不清”。行走在外，多少人我这个山东人，这两句谚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猜第一句嘛，黄河之水天上来，它的长度，古人无法绕过，它的宽度，古人很难越过，它的深度，古人无法涉过，到了黄河就是到了尽头，到了绝路，只好放弃一切妄想。第二句嘛，人生在世要注意避嫌，一旦蒙受某种误解，可能永远无法剖白，纵然有黄河那么多的水，也无法洗净他的污垢。——234
    《关山夺路》
    《施公案》、《彭公案》、《海公案》是本国古典，当然要拜读。这些奇案虽然知名度很高，一拿来跟福尔摩斯比就索然乏味了！包公、彭公那样武断草率，任意推理，信任神话和巧合，过程简单粗糙，也是一种可怕包公、彭公的确破了许多冤案，但是用他的方法一定破不了那些案，也许还会制造冤案！写小说的人为才情功力所限，只能预设破案的结局，支持包公、彭公的行为，为了目的正义、牺牲程序正义。我后来知道，它正好反映了、助长了中国人论断是非的态度：经验主义优于证据主义。军中流行一句话，凡是干过三年军需的人一律可以枪毙，保证没有个是冤枉的。福尔摩斯若是听到这句话，一定嗤之以鼻。 —— 161
    《关山夺路》
    一九四四年波兰在希特勒控制之下，波兰的“乡土军”追求独立自由，配合苏 联红军的攻势，进行“华沙暴动。乡土军起事以后，斯大林按兵不动，坐视纳粹军队消灭波兰的武装，六十三天后，“乡土军”溃败，波兰受难者多达二十万人，希特下令把华沙“夷为平地”。这件事“吓坏了"英国首相丘吉尔、他断定无法跟苏联共谋天下大事，这才出现了日后的“冷战”。
    《关山夺路》
    如现在写，我会说，“大时代”的青年是资本，是工具。我们振翅时，空中多少罗网；我们奔驰时，路标上多少错字；我们睡眠时，棉絮里多少蒺藜；我们受表扬时，玫瑰里多少假花。渴了，自有人向你喉中灌酒，死时，早有人为你准备好墓志铭。天晓得，因为热血多么狭隘的视界，多么简单的思考，多么僵硬的性情，多么残酷的判断，多么大的反挫，多么苦的果报。 如果是现在，我会说，学潮由中共授精，国民党授乳，中共与学潮之间曲曲折折的线，明明暗暗的人，闪闪烁烁的话，国民政府的情治人员只会逼上梁山。我会说，这是下一代反抗上一代，这是未来反抗现在，你的儿女反抗你、而你的看家护院打死他，你有再好的理由也难心平。
    《关山夺路》
    抗战胜利时，沦陷区民众“想中央，盼中央”，不在话下。“拉锯战”前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有两套班底，一套接待共军，一套接待国军。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军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军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听说有个乡公所，高悬蒋的肖像，同一相框的反面就是毛的肖像，若是忽然换了占领军，乡长可以立即把相框翻身。最后国军一败涂地，共产党“铁打的江山”，老百姓也只能有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也只能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了。国民党似乎并非因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土地オ失去人民。
    《关山夺路》
    我重温郁达夫和冰心。我在读小学的时候，一度亲近郁达夫的作品，他写漂泊的经验很吸引我，他使我觉得漂泊有一种无形的美感。他的作品常常写人在流离不安中同情受苦的老百姓，漂泊的人因此减轻了自己的痛苦。我们那一伙文艺青年，得意的时候读老舍，老舍教我们冷讽热嘲、幸灾乐祸；失意的时候读鲁迅，鲁迅替我们骂人；在家读巴金，巴金教我们怎样讨厌家庭离家读郁达夫，他教我们怎样流亡，怎样在流亡中保持小资产阶级的忧郁，无产阶级的坚忍，资产阶级的诗情画意
    《关山夺路》
    人在压抑之下、忧患之中，仍然要勇猛精进。澎湖的生活一言难尽，吃不饱，穿不暖，挨打受罚，冒着强劲的海风翻山越岭，修路筑碉，时时准备横尸海滩，保卫台湾，正如某政论家所说，政府对他们“待之不如牛马，所望有过于圣贤”。他们依然立志，依然进修，决不自暴自弃，压伤的芦苇自己不肯折断，将残的灯火那是自己熄灭。“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动心忍性”，都发生了正面的作用，证明咱们受中华文化陶冶的人可以具有这般韧性，青年朋友可以从中寻找大勉励大启发。
    《关山夺路》
    当有权有位的人对文学充满了希望、对作家充满了期待的时候，我这本书没法写，直到他们对文学灰心了，把作家看透了，认为你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不可能，他瞧不起你了，他让你自生自灭了，这时候文学才是你的，你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作家。 所以隐地说，我写《关山夺路》使用了我等待了一辈子的自由。这四年的经验太痛苦，我不愿意写成控诉、呐喊而已，控拆、呐喊、绝望、痛恨，不能发现人生的精彩。愤怒出诗人，但是诗人未必一定要写出愤怒，他要把愤怒、伤心、悔恨蒸馏了，升华了，人生的精彩才呈现出来，生活原材变成文学素材。
    《关山夺路》
    好吧，战地指挥官教我走、我就走，带着我的父亲。此时已是夕阳西下，父亲问我：“往哪里走？有路吗？”我说，“没有路也得走。”父亲连忙用面粉口袋装了一点白米，这是他逃难养成的习惯。他提起米袋，环顾四壁，掉下一滴眼泪，好大一滴泪，只有一滴。我心头震动，原来父亲也有沧桑之感 ，家国之痛，炎凉之憾。
    《关山夺路》
    我解释，依家乡传说，世上本来没有猫，只有老鼠，老鼠太多，人类无法安居。齐天大圣孙悟空动了恻隐之心，他把玉皇大帝座下的御猫带到下界“度假”，丢下不管，御猫找不到归路，只好留在人间克制老鼠，子孙后代永远记得孙悟空没有实践诺言。有人问：这段情节可有什么象征意义？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写《一方阳光》的时候，正患着严重的怀乡病，我想起当中央政府“迁台”的时候，那个最有权势的人说过，我把你们带出来，一定再把你们带回去。可是终其一生，他没有做到。那时，”人生观“是个时髦的名词，主流思想强调”革命的人生观“，轻视私情。我常常觉得”家“就是”枷“，耶酥说，天国里不嫁不娶，那时我的解释是，正因为如此，所以天国里的人快乐。我抬起头来从竹丛的空隙看青天，立志独身。后来我的”独身主义“不断加强，一直维持到一九六三年。那时有一种说法，情爱是上帝放下来的诱饵，把我们领进责任的圈套，纳入生生不已的大流，耗尽我们的生命。上帝设局骗人，他使年轻的女子都漂亮，使每一个女子都有一个男子梦寐以求。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女人的容貌越变越丑，个性的缺点也逐步扩大，她的丈夫只有忍耐适应。上帝使每一个婴儿都非常可爱，诱惑天下父母甘愿辛勤劳苦抚育儿女，孩子
    《关山夺路》
    我在公元2002年追述公元1945年的新兵训练，阅读相关资料，发现军中有些口耳相传的金科玉律，由大清朝的湘军淮军，民国初期的北洋军阀，经过北伐抗战，一直流传到国民党的台湾时代。例如，“合理的要求是训练，不合理的要求是磨炼。”这两句格言在军中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训练既然可以包藏在磨炼之中，磨炼也就可以冒充训练，磨炼和折磨的界限模糊，以折磨新兵卫乐趣的心态，也就百年不绝。班长们常说，“好铁不打不成钉，好人不打不成兵”，打打打！他们警告"鸡蛋碰不过石头“，”胳膊拗不过大腿“，胳臂又细又短，是弱者，大腿又粗又壮，是强者，恃强可以凌弱，识时务者为俊杰，否则”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后来知道，这些话也是不朽的经典。
    《关山夺路》
    人际关系就像瓷器，一旦出现裂缝，无论怎样修补也不能完整如初。
    《关山夺路》
    东方文化有“替死”的传统，首长平时注意物色人选，以备不时之需。
    《关山夺路》
    倘若第一颗纽扣扣错了，以后会一直错下去。
    《关山夺路》
    你如果行骗，必定骗最相信你的人，骗一向朝夕相处的人，骗曾经倾心吐胆的人。有一个人欺骗他朋友，受骗者抗议：“我们是朋友，你怎么可以骗我？”他得到的回答是：“正因为是朋友，我才骗的到你。”
    《关山夺路》
    我们也领到宪兵独特的袖章，白底红字，两个大字“宪兵”，官版正印，十分醒目，宪兵执行勤务的时候把它套在左臂上，象征国家赋予的权力。我在沦陷区见过日本宪兵，中国建立宪兵以日本宪兵为蓝本，袖章的式样和日本宪兵相同。日本宪兵代表天皇，中国“宪兵令”第一条自称“对内代表政府，对外代表国家”。也是学日本宪兵的口气。没人喜欢日本宪兵，可是那时我崇拜纪律和效率，日本军人的表现感动了我。那时我不能用超乎国家的观点看世事，我认为那些品质是“日本的”才有害处，如果是“中国的”，就是优点。条件相同，结果可以大异，犹如两部汽车性能相同，年份相同，由于驾驶人不同，目的地不同，其中一部车翻覆了，另一部可以一路平安。 穿戴整齐，再配上一双皮靴，“兵要衣装”，众列兵你看我、我看你，嘻嘻地笑，权当照镜子这般模样，可以去见东北父老了！文章写到这里不禁有个“假设”：假设当年国军接收台湾，也先给官兵打扮打扮，台湾同胞还会说他们是 “0叫花子”兵吗？还会对中国失望藐视吗？“第一印象”很重要！后来我读到一篇报道，国军到越南北部受降时，部队先在边境的一条河里洗衣服、刮胡子。假使当年开进台湾的国军也有这番见识，尽可能注意军容，抗战艰苦的烙印不掩兴
    《关山夺路》
    我一定得回去，我想，高尔基十一岁就独立生活，杰克·伦敦十一岁赚钱养家，张恨水十七岁负担大家庭的生计，我这年已经十九岁了，我总得汇点钱回家，哪怕是一块钱，有时候对他们也很重要。我也有过慷慨大志，可是我急速缩小。回去，总应该有一条路。那时，我认为人生在一场大雾之中，四顾茫茫，但是，如果你往前走，路就在脚下，你一步一步走，路一尺一尺延长。
    《关山夺路》
    我后来知道，骗子得手以后逃走了，消失了，他再也不会和你共同相处，你没有机会追究报复，可是“国家”不同，国家无计可逃，无处可藏，它永远面对被骗的人，还等着被骗的人对它效忠，为它牺。种种昨日，“国家”大而化之，难得糊涂，被骗的老百姓可是刻骨难忘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若是士兵，只要每次战斗每个人少放一枪，敌人就脱逃了；若是公务员，只要每个人每天积压一件公文，民怨就增加了；街谈巷议，只要每个人传播一句流言，民心就涣散了。这也是你应得的惩罚。
    《关山夺路》
    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军受挫、国军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的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痛陈中国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痛苦，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谋和，表现了惊人的执著和热情。他们坦率大胆，指着鼻子骂人，抗战八年，几时见过这般不留情面的言论，简直让我慌了手脚，即使是汪精卫政府指责重庆政府，也比这些文章客气三分。（两年半以后，李宗仁主政，向共产党求和，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并未对中共提出类似的要求。）
    《关山夺路》
    下午1：48 那时人人买银元，通货恶性膨胀，“金圆券”每小时都在贬值，餐馆卖酒按碗计算酒钱，第二碗的价钱比第一碗高，排队买米，排尾的付出的价钱比排头贵。坐火车的人发现餐车不断换价目表，一杯茶去时八万元，回时十万元。买一斤米，钞票的重量超过斤，银行收款不数多少张，只数多少捆。信封贴在邮票上，而不是邮票贴在信封上。饭比碗值钱，煤比灶值钱，衣服比人值钱。“骑马赶不上行市”，“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生活矫治犹豫，训练果断，人人不留隔夜钱。乡间交易要盐不要钱，要草纸不要钞票。
    《关山夺路》
    学潮使学生立刻获得权力，与校长（或者也包括县长省长）分庭抗礼，优如白昼飞升的神话人物。学潮也解放了学生的智力体力，大家抛开功课，自由发挥，居然无往不利，每个人立地成为拿破仓。这般情非常迷人，闹学潮是挑战既存的社会秩序、价值标准，学生以小博大，在如醉的品扬中，也模糊党得难以善了，索性豁了出去，说句漂亮话，就是宁为玉碎，于是行动步步升高，故意走绝路。后来大规模的学潮在全国各地发生，国民政府東手无策，正因为找不到办法逆转性
    《关山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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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鼎钧书籍名句
    王鼎钧
    年代： 近现代
    王鼎钧简介：
    王鼎钧，当代著名华文文学大师，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原临沂市苍山县）人，一生阅历丰富，文思不俗，勤奋不懈。1949年去台湾，1978年后移居美国纽约。王鼎钧曾用名方以直，山东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人，1925年生，抗战末期弃学从军，曾在报社任副刊主编，也当过教师。14岁开始写诗，16岁写成《品红豆诗人的诗》，51岁时移居美国，一直在纽约居住。他的创作生涯长达大半个世纪，长期出入于散文、小说和戏剧之间，著作近40种，以散文产量最丰、成就最大。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崛起的脊梁20世纪70年代他的人生三书在台湾总发行量60万册。他淡薄名利，穷毕生之力于写出全人类的问...(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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