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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他们所有的人在这里都没有自己的家,所以他们可以日日夜夜地争论不休。这种纸上谈兵的热烈讨论既使人兴奋,也使人疲劳。当一个人在自己家里长年累月闭着嘴不说话,他就爱喋喋不休地讲话。当一个人第一次重新获得可以进行不受检查地思考和写作的权利以后,他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写,去发表文章;每个人,甚至连才气平平的人物——例如我说的那个吉尔波——也会竭尽全力。他们的兴趣之浓是空前绝后的。奇怪的是:大家在这里虽然只是在精神上经历着那次战争,可是都觉得比在进行战争的祖国感受得更深切,因为在这里似乎能更客观地看待战争,它完全摆脱了由胜利或失败所带来的民族利害关系。这里的人已不再用政治的眼光看待战争,而是从全欧洲的眼光看待战争,把战争视为是残酷的暴力事件,它所改变的,不仅仅是地图上的几条边界线,而是世界的形式和未来。——他(詹姆斯·乔伊斯)当时对我讲:“我要用一种超越一切的语言,即一种所有语言都为它服务的语言进行写作。英语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因而我不受传统的约束。”而在这里,我又重新看到了他(费鲁乔·布索尼),他的头发已经灰白,眼睛流露着悲哀的神情。他有一次问我:“我该属于哪一方呢?当我夜间做完梦醒来时,我知道我在梦里说的是意大利语,可是当我后来写作时,我是用德语进行思维。”是呀,他的学生已遍布全世界——“也许现在这一个学生正在向另一个学生开枪”——当时他不敢再去创作自己原来那部作品——歌剧《浮士德博士》,因为他觉得自己心烦意乱。“麻醉一下吧!”他指着酒瓶说,“不是喝酒!不过,有时候一个人也必须自我麻醉一下,否则就受不了。音乐并不能始终使人处于陶醉状态,而创作只有在良辰美景时才会光临。”所有这些家庭被拆得东分西散的人都到瑞士来避难,为的是避嫌疑,因为他们无论是在自己原来的祖国还是在新的故乡都一样遭受到嫌疑。这些心灵受到严重摧残和折磨的人,为了怕使彼此难堪,而避免讲任何一种语言。他们犹如幽...
    《昨日的世界》
    纵然斯韦东①的罗马也没有见过象柏林那种跳舞会上穿着异性服装的疯狂放荡场面。成百名男人穿着女人的服装,成百名女人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的赞许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值观念跌落的情况下,正是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没有受到波动的市民阶层遭到一种疯狂情绪的侵袭。年轻的姑娘们把反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在当时柏林的任何一所中学里,如果一个女孩子到了十六岁还是处女,就会轻蔑地被看作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每个姑娘都愿意把自己的风流韵事公开张扬,而且觉得这种风流事愈带有热带的异国情调就愈好。可是这种充满激情的性爱最令人反感的是它的可怕的虚伪性。①斯韦东(Sueton,原名Gains Suetonius Tranquillus,公元七○?———四○)罗马著名传记作家,代表作育《凯撒生平》,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安敦尼王朝的盛世。全国人民都已无法忍受;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整个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而且整个民族都在暗中憎恨这个共和国。这倒并不是因为共和国压制了那种放纵的自由,而是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宽了。 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即共和国的那种理想主义企图:它既要给人民以自由,又要给自己的敌人以自由。由于德意志人民从来是讲秩序纪律的人民,所以对自己获得自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正急不可耐地巴望着那些来剥夺他们自由的人。
    《昨日的世界》
    正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我今天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活着行走的人”,我四十年来在国际上创建的一切,或者说几乎是一切,都被他那一只拳头击得粉碎。所以,当我谈论自己“成就”的时候,我说的并不是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没有偏见一样,都已属于过去;如果我不事先指出我在被人推落以前所达到的高度,那么我今天也就无法形象地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音以后被人推落到有多深以及总的情况。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是如何一下子被彻底灭绝的,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还会有第二个例子。 当其他大多数人无法下决心对他们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表现比自己原本知道的更广和更深的内容时,我的抱负却在于:始终要了解比从表面上看到的更多的内情。如果说,我的书有时被人誉为节奏贤凑,那么这一特点绝非出自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由于采用了那种把所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一概去除的条理化方法。如果说我意识到某种艺术方法的话,那就是善于舍弃的艺术。因为倘若从写好的一千页稿纸中有八百页扔进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经过筛选的精华,我是不会抱怨的。如果有什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我的书之所以有这样的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严格遵守的规则: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一些,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使用的名字,无非就象雪茄的外层烟叶一样,只不过是一个标记,一个表面的、几乎无关紧要的客体,它和真正的主体,即原本的我只有松散的联系。然而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样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
    《昨日的世界》
    我们今天很少会怀着骄傲的感情回想自己政治上的迷惘,而是怀着可怕的感情回想那个时代曾把我们引向何方;要想说明过去的人,他必然要控诉,可是今天,我们谁有这种权利呢!(萧伯纳和乔治奥威尔)但在那场敏捷的、始终在最高水平上进行的对话背后却藏着一种精神上的愤怒,它是以英国人高贵的风度,通过最文雅的辩论形式表现出来。那就是寓严肃于游戏,寓游戏于严肃。我出去旅行,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预感: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只要轮船还能在大海上平安行驶,我就应该为以后更黑暗的时代积累印象和经验,使我下如此大的决心的,也许还有那种渴望:要想知道,当我们自己这个世界被不信任和不和睦破坏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大洋彼岸的世界是怎样进行建设的,甚至还有这样一种隐隐约约的预料:我们的未来,以及我本人的未来,是在远离欧洲的大洋彼岸。我又问自己,是谁提供那些新军服?是谁付的钱?是谁把那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组织起来?是谁驱使他们反对现政权、反对选举产生的国会、反对他们合法的人民代表机构?据我所知,国库掌握在合法政府的手中,军火库同样也在合法政府的控制下。那么,那些汽车、那些武器肯定是从外国弄来的,毫无疑问,它们是从邻近的葡萄牙越过边境运进来的。那么,到底是谁提供、是谁付的款呢?那是一般新的要想取得政权的势力,它在这里和那里活动,它是一股喜欢暴力、需要暴力的势力,我们所信仰并为之毕生奋斗的一切思想、和平、人道、友善,在那股势力看来,都是过时的弱点。那群人诡秘地隐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和他们的垄断企业里,他们阴险地利用青年人的幼稚思想为自己的权力欲望和阴谋服务。他们信奉暴力,企图用新的、诡谲的伎俩把古老的野蛮战争带给我们不幸的欧洲。一个通过亲眼目睹、自己感觉到的印象往往会比千百篇报纸文章和小册子对心灵产生更大的力量。我看到那些无辜的年轻小伙子被那些神秘的幕后操纵者用武器武装起来,让他们跟自己国家的同样无辜的年轻人作对。我突然预感到...
    《昨日的世界》
    希特勒在那座城市还没有当上八天主人,残暴的禁令就已下达;犹太人不准坐在长凳上—这是专为那些恣意折磨人的肉体的残酷目的而想出来的许多禁令中的一条。我今天不能不把一件踉她的死有联系的小事写出来;我觉得,正是那些细节对一个正在到来的时代是重要的,类似的事在今后的时代一定不会发主。我不得不想起几年前一个流亡的俄国人跟我说的话:“早先,人只有一个躯体和一个灵魂,今天还得外加一个护照,不然,他就不能象人一样被对待。” 事实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使人感觉到世界大倒退的,大概莫过于限制人的行动启由和减少人的自由权利。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同意不同意,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当我今天跟年轻人叙述我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的那些事情时,我总是高兴地看着他们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那时候不用护照,或者根本没有见过护照。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今天要填的一百多张表格,你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那些国境线只不过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象越过格林威治的子午线一样同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铁丝网。一直到一次大战后,由于民族主义作祟,世界才开始变得失常。而且,作为第一个看得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是对外国人的仇视:仇视异族人或至少是害怕异族人。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早先对付罪犯的一切侮辱手段,现在都用在每一个在旅行前或正在旅行的旅客身上了。看来都是些小事情。一开始我也觉得是些不值一提的琐事。可是由于那些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那一代人也就毫无意义地浪费了不可挽回的宝贵时间。……后来我才感觉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失掉了多少呵。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
    《昨日的世界》
    老实说,我对从小学到中学的整个生活始终感到无聊和厌倦,一年比一年感到不 耐烦。盼望尽早摆脱那种枯燥乏味的求学生活。我记不得在当时那种单调枯 燥、缺乏温暖、毫无生气的学校生活中曾有过什么“愉快”和“幸福”。当我看到今天的儿童无拘无束和几乎是平等地与自己的老师闲聊时,当我看到他们不像我们似的始终怀着一种隔阂的感觉而是毫无畏惧地奔向学校时,当我看到他们可以在学校和在家里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愿望和年轻、好奇的心灵中的爱好时,我还总觉得有点难以置信。学校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强迫、荒漠、无聊,是一处不得不在那里死记硬背那些仔细划分好了的“毫无知识价值的科学“的场所。我们从那些经院式或者装成经院式的内容中感 觉到,它们和现实,和我们个人兴趣毫无关系。正因为刻板的计划性和干巴巴的教条,使得我们的课死气沉沉和枯燥透顶。上个世纪还没有发现:正在发育的青少年是需要空气和活动的。因此,以为在硬板凳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以后只要在阴冷、狭窄的过道里休息十分钟就够了。我们一星期两次被带给体操房,在那里的木板地上毫无目的地来回踏步走。 每踏一步,尘土扬起一米高。而这样一来,也就算是考虑到了卫生保健措施;国家也就算对我们尽到了“智育基于体育”的“责任”。许多年以后,当我路过那幢暗淡、凋敝的楼房时,我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总算不必再跨进那间我青年时代的牢房了。不过,那种令人沮丧的学校生活也不能怪我们的老师。对于他们,既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他们既不是暴君,也不是乐于助人的伙伴,而是一些可怜虫。他们是条条框框的奴隶,束缚于官署规定的教学计划,他们也象我们一样必须完成自己的“课程”。我们清楚地感觉到:当中午学校的钟声一响,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获得了自由,欢愉之情和我们没有什么两样。
    《昨日的世界》
    有一次,我告诉我尊敬的朋友保尔•瓦莱里,我和他的文学作品打交道已经有多少年头了,我说,我在三十年前就已经读过和喜爱他的诗歌。瓦莱里善意地笑着对我说:“您别瞎说了,老伙计!我的诗一九一六年才出版。“可是当我分毫不差地向他描述了我们于一八九八年在维也纳第一次看到他的诗的那本文学小刊物的颜色和开本时,他不胜奇怪,说:“可是那本刊物在巴黎也几乎没有人知道,您们在维也纳又怎么能搞到呢?“我只能这样回答他:“正如您作为一个中学生能在自己的省会读到马拉梅的那些在当 时文学界鲜为人知的诗歌一样。“他赞同地说:“是呀,年轻人总能替自己发现自己想要的诗人,因为他们要从中发现自己。“青年就象某些动物那样对气候的变化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所以我们青年一代比我们的教师和大学里的师生更早地感觉到:随着旧世纪的结束,某些艺术见解也将告结束,一场革命或者至少是价值观念的改变业已开始,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自然,青年人对业余爱好的态度都不会是消极被动的,因为青年人的本性不仅仅是要获得若干印象,而是要对印象作出创造性的回答。那种艺术创作的欲望在我们班级里十分流行,这倒是和维也纳的氛围以及当时特殊的条件相适应的。班上最普遍的爱好是文学。我们通过彼此的激励,在文学方面成熟得越来越快;通过对每一首诗的互相切磋,使我们这些十七岁人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过业余爱好的水平,而且使每个人真正作出有效的实际成绩。当我今天回首往事时,我不得不十分客观地承认,就我们当时知识的广博、文学技巧的圆熟、艺术水平而言,对一些年仅十七岁的人来说,确实是惊人的,然而,通过霍夫曼斯塔尔那种神奇的早熟的例子,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喻的,是霍夫曼斯塔尔这个令人鼓舞的例子,促使我们奋发努力,互相不甘示弱。我们掌握各种艺术诀窍,运用语言夸张大胆,谙熟各种诗体的技巧,在无数的习作中尝试过不同的风格—从晶达式的悲怆到民歌的淳朴。我们每天交换自...
    《昨日的世界》
    我在一生中遇到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可是从来没有一个艺术家有象他那样如此清醒、如此客观地看待自己。合作刚一开始,施特劳斯马上坦诚地向我承认,一个七十高 龄的音乐家不再具有音乐灵感的原始力量,因为恰恰是纯音乐需要一种最高的创作活力。不过,歌词还始终会使他产生灵感。他说,他还能够将一种现成的、已经形成的主题用音乐戏剧性地表现出来,因为对他来说,音乐的旋津是自动从那些意境和诗歌中发展出来的,因此,他到了晚年,就专门从事歌剧创作了,他说,他虽然清楚地知道,歌剧作为艺术形式本已过时。他说,瓦格纳是伟大的高峰,无人能够超越他。“不过,”他用粗犷的巴伐利亚人的笑声补充道,“我可以绕开他走。”他说:“我不象莫扎特,能忽然产生长长的旋律。我总是先从短的主旋律开始。不过,我知道以后怎样去变奏那个主旋律,去自由装饰那个主旋律,把蕴藏其中的一切从主旋律中挖掘出来。我相信今天没有人仿效我的做法。“我对他的这种坦率真又是惊愕不已;说实在,施特劳斯的作品几乎没有超过若干个节拍的旋律;可是那些节拍不多的旋律—如蔷蔽骑士的华尔兹一一后来又是怎样升华,怎样用赋格作曲法使它们变成完美绚丽的音乐的呵! 他评判自己的作品是那样客观,那样实事求是,好象他第一次听到那音乐似的,好象那音乐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作曲家创作的。他衡量自己的那种令人惊奇的感情从未离开过他。他对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有多大能耐,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不太感兴趣把自己和别人比较:比别人差多少或者比别人强多少。他也同样不感兴趣:自己在别人眼里的身价。使他感到乐趣的是创作本身。 施特劳斯的“创作”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过程。他没有那种精灵作祟的力量,没有艺术家的“颠狂”,没有那些沮丧和绝望—象人们从生活传记中所知道的贝多芬和瓦格纳似的。施特劳斯创作时既实际又冷静,他作曲的时候—象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一样,象所有技艺高超的艺术大师一样——安详而有条不紊。
    《昨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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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籍: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著称,煽情功力十足。他的小说多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但他不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而是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事。代表作品有《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象棋的故事》《伟大的悲剧》《列夫·托尔斯泰》《从罗丹得到的启示》等。  在一般美国人的心目中,爱默生是位哲学家。在他的时代的一次”公众投票“中,他被...(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