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人们》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3页__句子抄

共收录67个《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句子：（第3页）本页收录的《黑暗时代的人们》名言名句/《黑暗时代的人们》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黑暗时代的人们》语录可以了解《黑暗时代的人们》的特色。

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一个变得非人的世界中，我们必须保持多大的现实性，以使得人性不被简化为一个空洞的词语或幻影?换一种方式说: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对世界负责，即使是在我们被它排斥或从它之中撤离时?我当然不想断言，那白种"内在移民"作为从世界向隐匿处、从公共生活向匿名状态(当这种匿名状态成为事实，而不只是那种充分利用内在资源以缓解良心压力的借口)的逃离，并不是一种合理的态度;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是唯一可能的态度。在黑暗时代的衰微中，只要现实没有被忽略，而只是一直被当做需要逃避的对象，那么离开这个世界就总是合理的。当人们选择逃离世界时，私人生活同样也能构成一种很有意义的现实，尽管它仍然力量微弱。只要他们从根本上认识到，现实的现实性并不在于它的深度照会中，也不来自什么隐私，而只存在于他们所逃离的世界之中。他们必须要记住，他们是在不断地逃跑，而世界的现实性就在他们的逃离中确凿地显现出来。因此，逃避现实的真实动力来自于迫害，而逃亡者的个人力量也随着迫害和危险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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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逃离无法通过绕开或遗忘现实来完成之时，正如有人认为自己过于善良和高贵，以至于不能与世界相对扰，或者他无法面对蔓延世界的绝对"否定性这时即使是彻底的逃离和反抗力量，也要受制于既定的时代。例如，完全忽略纳粹让人无法忍受的愚蠢的喋喋不休，这对人是多么有吸引力啊!然而，元论人是多么渴望屈从于这种诱惑而躲藏到自身灵魂的避难所中，人对现实性进行抛弃的结果，都永远是一种人性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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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莱辛却为一件曾令哲学家们(至少从巴门尼德和柏拉图以来)非常苦恼的事情而感到欣喜，这件事就是：真理一经说出，它就立刻转化为许多意见中的一条，于是便被人争论，被人重构，被人简化为谈话中的一个主题。莱辛的伟大，并不仅仅在于“人类世界中不可能有唯一真理”这一理论性的洞见，而在于他能为这种真理的不存在而高兴，在于他欣喜于随之而来的人类谈话的永无止境，只要还有一些人存在的话。假如存在一条唯一的绝对真理，就会造成所有争论的死亡；而正是在争论中，这位德语辩论术的宗师感到如鱼得水，并总是采取一种彻底清晰和明确的立场。争论的终止，或许就意味着人性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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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莱辛是一个完全的政治人，他才坚持认为: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于人们不谈论身边当下碰巧发生的事，而谈论他们"持以为真"的事情之处。而这样一种谈话在孤独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属于这样一片场域:在其中有许多声音，每一种"持以为真"的宣告都既联结了人们，又把他们分开，从而在那些组成世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些真实的距离。任何超出这种场域之外的真理，无论它是给人们带来利益或灾祸，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人性的"。但这并非因为它会使人们彼此不和或将他们分离开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会导致所有的人立刻就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意见之下，以至于从许多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就好像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再是无限多数的人们，而只有一个单数的人，一个唯一的种类及其样本。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的话，由于世界只形成于多样化的人们之间的中介空间中，因而世界就会彻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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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视角来看，人类的新的统一体或许能通过一个沟通系统来获得它自己的过去。也就是说，在这一系统中，具有不同起源的人类可以在某种“同一性”（sameness）中展示他们自己。但是这种同一性根本不同于“划一性”（uniformity）。正如男人和女人只有通过彼此之间的绝对差异才能成为同一者，也就是说，成为人；同样地，每个国家的国民只有通过保持并坚守自身的政治身份，才能进入到人性的世界历史之中。一个世界公民，如果他是生活在一个世界帝国的僭政之下，用一种所谓的“世界语”来说话和思考，那么他就会是像“两性人”那样的怪物。使人们联结起来的纽带，从主观上说乃是“无限沟通的意愿”，在客观上则在于普遍的可理解性这一事实。人类的统及其团结，不可能建立在对一种宗教、一种哲学或一种政府形式的普遍一致的赞同之上，而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多”（manifold）总是指向着一种“一”（oneness），多样性隐藏同时又显示着这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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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她从未有过任何写作抱负或对写作的特殊愿望，更不用说去当一位作家了；她在非洲写下的很少一点东西可能被她扔掉了，因为写下它们只是为了“在干旱季节”减少她对农场的忧虑，并消除她无事可干时的烦躁。她只有一次“写了篇虚构故事去弄钱”，而且尽管《天使的复仇》（The Angelic Avengers）确实赚到了些钱，它也引起了“麻烦”。因此，她开始写作，完全是“因为她必须谋生”，而她“只会做两件事，厨艺……也许还有写作”。她先是在巴黎、后来在非洲学会了如何烹饪，这主要是为了款待她的朋友，而为了让朋友们和土著居民高兴，她便自己教自己如何去讲故事。“如果她能一直待在非洲的话，她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位作家。”这是因为，“我，我是一位讲故事的人，而非别的什么。吸引我的是故事，和讲述它的方式”（“Moi, je suis une conteuse, et rien qu’une conteuse.C’est l’histoire ellemême qui m’intéresse,et la façon de la raconter”）。她开始讲故事时，所需要的一切仅仅是生活和世界，几乎任何一种世界或环境都行，因为世界充满了故事、事件、偶然和奇异的发生，这一切都等待着被人讲述。它们之所以仍然没有被人讲述的原因，按伊萨克•迪内森的说法，乃是人们想象力的缺乏。因为只有在你能想象发生的事情并在想象中重复它时，你才能看到故事。并且也只有在你很有耐心地讲述和重复它们（Je me les raconte et reraconte）时，你才能很好地讲述它们。显然，她整整一生都在做这件事，但并不是为了成为一位艺术家，甚至不是为了成为她在书中提到过的智慧而老练的职业的讲故事者。如果不能在想象中重新经历一次生命，你就永远不能活得充分，“缺乏想象力”因而妨碍了人们的“生存”。“对故事的忠诚”，正如她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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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历史时间，亦即书名中提及的“黑暗时代”，我想在这本书中仍然随处可见。我是从布莱希特的著名诗篇《致后人》（To Posterity）中借用了这个词的。在那首诗中，这个词用来指涉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但它依然绝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可见的，更不用说能被轻易察觉了。这是因为，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这些人不断地、换着花样地将令人担忧的事实巧辩过去，并以之证明他们的考虑。当我们思考这些黑暗时代，思考在其中生活和活动的人们时，我们必须把这种伪装也纳入到思考范围之内。这种伪装从“体制”（establishment，以前被称为“系统”）而来，并被它重重包裹。如果公共领域的功能，是提供一个显现空间来使人类的事务得以被光照亮，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言语和行动来不同程度地展示出他们自身是谁，以及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当这光亮被熄灭时，黑暗就降临了。那熄灭的力量，来自“信任的鸿沟”和“看不见的操控”，来自不再揭示而是遮蔽事物之存在的言谈，来自道德的或其他类型的说教——这些说教打着捍卫古老真理的幌子，将所有的真理都变成了无聊的闲谈。所有这一切都并不新鲜。这些情况，早在三十年前就被萨特在《恶心》（我仍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著作）中用坏良心（bad faith）和严重感（l’esprit de sérieux）描述过。在那个世界里，人们认识的人都是肮脏的无赖（salauds），而每件事都处于一种不透明和无意义的状态，充斥着迷乱并引人厌恶。对同样境况的描述也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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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在那里，合理的憎恨只会使人脾气变坏，而有理由的愤怒也只是使自己的声音变得刺耳。所有这一切都具有充分的真实性，正如它们公开发生时那样；在其中没有任何秘密或神秘性可言。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他是“什么”（wha）—这与他是“谁”（who）这一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作用是什么；并且这一问题的答案永远不能是：我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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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迫害的压力下，受迫害者相互移动得如此之近，以至于他们中间的空间—我们在前面称之为“世界”，它在迫害发生之前理所当然地存在于他们之间―完全消失了。这样就产生出一种人类关系的温暖，它几乎就像一种物理现象那样，穿透了每一位有过这类群体经验的人。当然，我并不是想说这种受迫害人群中的温暖就不伟大。如果它充分发展的话，它确实可以养育出一种在其他情况下非常罕见的仁慈和纯粹的善。它也经常是一种活力的来源、一种仅凭活着就能产生的快乐乐的来源，它甚至能让人认为，只有在那些按一般说法是“被侮辱侮辱和被损害”的人之中，生命才能得到充分实现。但是在这样说时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种氛围所具有的魅力和力量的增长，同样取（决于下面的事实：世界中的底层人们在享受着这种伟大的特权时，也被免除了关心世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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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可以从我们自身的生命经验出发，对这一叙述活动感到亲近，因为我们同样有回忆自己生命中重要事件的需要，在其中我们将这些事件与我们自身和他人关联起来。因此，我们经常会产生出“诗意”，在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上，它是一种人类的潜在可能性；可以说，我们经常在期待着它从人类身上喷涌而出。而当这种诗意出现时，对已发生之事的叙述便成为一种对时间的中断，一个成形的故事作为新芽就被嫁接到世界的树干之上。通过诗人或史家的具体描写，对历史的叙述便获得了持存和不朽。因此叙述在世界中有它自己的位置，在那里它将比我们活得更长久。在那里它可以继续讲下去一哪怕只是一个罕见的故事。没有什么意义可以离开这些故事而存在，这一点我们通过自己的非诗意的经验就可以知道。哲学、分析和格言，无论它们多么深刻，在意义的强度和丰富性上，都不能与一个讲得好的故事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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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古典作家们认为朋友对于人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没有朋友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在支持这一看法时，他们很少会考虑我们在不幸时需要朋友帮助这一点，相反，他们宁可认为，除非有朋友来和我们分享快乐，不然我们就不会有任何幸福或好运可言。当然，古代也有像“患难方知真朋友”这样的格言；然而，那些无须这种证明就被我们视为真朋友的人，才常常是我们不用掩饰就可以与之同喜悦、共欢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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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辛同样生活在“黑暗时代”，并以自己的方式被时代的黑暗所毁灭。我们已经看到，人们在这些时代里是多么强烈地渴望着彼此靠得更近，在这种私密性的温暖中寻求光与启明的替代品，而这种光与启明只能由公共领域带来。然而，这意味着他们在回避争论，试图尽可能地只和那些他们不会与之冲突的人们打交道。对一个像莱辛那样的人来说，在这种时代、这种受限的世界中，只有很少一点空间；在那里，人们挤在一起来彼此温暖，他们从他那里远离而去。但他依然对可争论之物进行论辩，他宁可忍受孤独，也不要那种抹平一切差别的兄弟般的过度亲密。他从来不想真的和与他辩论的人争吵；他只想通过连续不断地谈论世界中的事务和事情，来使这个世界变得有人性他想成为许多人的朋友而不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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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只能存在于那些因谈话而获得人性的地方，只能存在于人们不谈论身边当下碰巧发生的事，而谈论他们“持以为真”的事情之处。处。而这样种谈话在孤独中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它属于这样一片场域：在其中有许多声音，每一种“持以为真”的宣告都既联结了人们，又把他们分开，从而在那些组成世界的人之间建立起一些真实的距离。任何超出这种场域之外的真理，无论它是给人们带来利益或灾祸，从严格意义上说都是“非人性的”。但这并非因为它会使人们彼此不和或将他们分离开来，恰恰相反，是因为它会导致所有的人立刻就统一到一个单一的意见之下，以至于从许多意见变成一个意见，就好像居住在地球上的不再是无限多数的人们，而只有一个单数的人，一个唯一的种类及其样本。如果这种情形发生的话，由于世界只形成于多样化的人们之间的中介空间中，因而世界就会彻底消失。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莱辛的一句话中发现，对真理与人性之关系中最深刻之物的谈论，似乎是对他所有著作中包含的智慧的总结陈词这句话是：“让每个人说出他所认为的真理；并让真理自己被引向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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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在国际会议上饶勒斯进行完一次雄辩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奚落了一番卢森堡的盲目的激情，但却一下子找不到人翻译他的话。于是罗莎站起来并重复了他令人激动的演讲：从法语译成完全对等的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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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的沟通”乃是雅斯贝尔斯哲学的一个理念，即使它不是中心理念。关键在于，在他这里，“沟通”第一次不再被设想为对思想的“表达”从而派生于思想自身。真理本身就是沟通性的，它离开沟通就会消失并且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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