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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邪恶》名言名句
共收录354个《平凡的邪恶》的句子:(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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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邪恶》名言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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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邪恶》经典语句
/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平凡的邪恶》语录可以了解《平凡的邪恶》的特色。
假如人们很清楚,在“国家行为”的概念背后其实是国家利益理论,那么可能距离事实真相会更近一步。按照这个学说,既然国家要对一个国家的存在以及保障其存在的法律负责,那么,国家行为也就不必遵循与公民同样的准则。就好比暴力的尺度。法律恰恰是用来消解暴力的绝对统治的,可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存在,一定尺度的暴力又不可或缺;国家为了维护自身存在,一定会被迫做出通常被视为犯罪的行为,而且既不是在战争状态也不是在国际关系当中。即便在文明国家的历史上,类似的犯罪行为也屡有发生。比如拿破仑谋杀昂吉安公爵,或者很可能由墨索里尼本人执行的对社会党领袖马泰奥蒂的谋杀事件。无论是否公正合法,国家利益理论都诉诸紧急情况;而以此名义实施的国家罪行,就算在其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法律体系下属于犯罪性质,却仍被视作紧急措施、受现实政治利益所迫,被视作为维持权力从而保障现存法律制度整体而作出的退让。可是,如果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法律秩序下,犯罪一直以规则外的例外情形示人,一直“逍遥法外”——因为国家的存在本身就岌岌可危,而没有哪个国家能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存在,或规定其如何持存——那么,就像我们刚刚从第三帝国的犹太人政策中学到的那样,原则上具有犯罪性质的国家组织,反过来把非犯罪行为(比如1944年夏希姆莱命令停止遣送犹太人)看成了迫于失败近在咫尺的现实作出的应急方案。此处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组织如何行使自主权?它难道不是靠自己一手遮天破坏了以公民法律为前提条件的平等性吗?平等者之间,的确只是说说罢了?还是相反,要以本质上的公平或平等为基础?或者换一种说法:一边是视犯罪为合法和常规的国家秩序,另一边是把犯罪和暴力视作例外和极端事件的国家机器,这二者能适用于同一个准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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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认识的最伟大的犹太“理想主义者”是鲁道夫·卡斯特纳博士。从匈牙利运送犹太人期间,艾希曼同他进行过磋商,并且达成协议:艾希曼同意让几千犹太人“非法”离境、转移到巴勒斯坦(火车事实上由德国警察监管),条件是把集中营里的数十万犹太人“安静有序”地转移到奥斯维辛。几千位声名卓著的犹太人和复国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因为这一协议而得救。用艾希曼的话说,他们是“最好的生物材料”。卡斯特纳博士,按照艾希曼的理解,为自己的“理念”牺牲了犹太同胞,乃理所应当之事。本雅明·哈拉维法官,艾希曼审判的三位法官之一,曾经主持过以色列的卡斯特纳审判。当时,卡斯特纳就与艾希曼以及其他纳粹高官合作一事为自己辩护;在哈拉维看来,卡斯特纳“把灵魂卖给了魔鬼”。现在,魔鬼就站在审判席上,可魔鬼到头来竟是个“理想主义者”。尽管会有些令人难以置信,出卖自己灵魂的人很有可能也曾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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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对事实的歪曲利用令人恐惧,因为事关恐怖行径;不过从根本上说,这同人们在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之所见所闻并无太大差别。(1961年议会选举年,施特劳斯曾问避难挪威的波兰特:“那十二年里,你在德国境外都做了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德国国内做了什么。”语气中满是无辜,无人提出异议,更不用提醒这位波恩政府成员,那十二年里,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已是臭名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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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自称在维地纳期间曾拯救过数十万犹太人,这个荒诞的说法曾广受舆论嘲讽,却匪夷所思地得到了犹太历史学家金奇有理有据的支持:“整个纳粹专政期间最矛盾的一章就这样拉开序幕:即将以杀害犹太人民的主谋之一身份载入史册的人,同时也是拯救欧洲犹太人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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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在维也纳期间(1938~1939)纳粹政权就放弃了亲犹太复国主义的态度。纳粹运动的本质就是变动不定,年深日久,越发极端;但是其成员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心理层面上总是比运动落后一拍。他们要克服巨大的困难才能跟跟上这场运动或者像希特勒常说的那样他们“无法跳出他们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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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达加斯加计划一直旨在扮演掩护的角色,其真正目的是要为从生理上灭绝西欧地区所有犹太人做进一步准备(对波兰犹太人的灭绝并不需要这样的掩护!);同那些费尽心力却总在思路上远比元首慢半拍的专业反犹部队相比,马达加斯加计划的最大优势在于,它熟谙之前的一切暗示——什么特别法案,什么“异化”,什么犹太人聚集区,都只是过程;把欧洲犹太人赶尽杀绝,才是最终目标。一年后,马达加斯加计划宣告作废,每个人从心理上,或者说,从逻辑上,都已做好了下一步准备:既然根本就不存在可供“遣送”之地,那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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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直言不讳地说,以色列的政治制度将染上法西斯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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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信中间回答肖莱姆指责她缺乏“对犹太人的爱”时说:“这个民族相信伟大纯洁的神,而且信仰的方法、对神的信赖和爱超过了对神的畏惧,今天这个民族只相信自己。从这出发,还能产生什么样的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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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问题不是特定的人,不是被告席上的一个人,倒是整个德意志民族,或者是所有形态中的反犹主义,或者是人类的本质及原罪,因此如果不能看到这种追究本质的样子的话,整个人类将排队出现在被告席上这也是可能的。……如果只是把被告作为一种象征,把审判看作为比判断一个人有罪无罪还重要,让人一看是作为提出饶有兴味的问题一种借口的话,那么作为当然的结果,我们只能向艾希曼和他的律师低头了。即起诉艾希曼是因为需要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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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政治犯罪者,必须揭露他的真面目,特别应该让人们耻笑。……希特勒的企图失败了,不意味着希特勒是个大傻瓜,这种庞大的企图,也不意味着他是伟人。(布莱希特《阿尔特落·乌依的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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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酷到底”曾是第三帝国统治者们高度赞赏的一项素质。可是到了战后,德国在对纳粹历史轻描淡写方面展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天赋,“冷酷到底”转而常常带有贬义,形容不好的、不善的。尽管天生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没什么错,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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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则由欺骗、自欺以及令人发指的愚蠢写就的反面教材吗?或者不过是又一例死不悔改的罪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他的日记中提到,在西伯利亚,在大量谋杀犯、强奸犯、盗窃犯中间,他没遇到过哪个人承认自己有错),当他的罪行已经成为现实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再也无法面对现实?不过,艾希曼的案子不同于普通犯罪,因为后者只要隐匿在有限的团伙之中,就可以与无犯罪的世界隔离。而艾希曼只需回忆过去,就能确信他不是在说谎,不是在自欺欺人,因为他和他所生活的世界曾经那么完美和谐。德国社会的八千万人,曾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以相同的自欺欺人、谎言和愚蠢隔绝于真相和现实之外,所有的这些自欺、谎言和愚蠢也都深深根植于艾希曼的头脑。这些谎言一年变一个样,还时常自相矛盾;更有甚者,对于纳粹党组织的各个不同分支或不同人群而言,这些谎言也并非一定一致。但是,自欺欺人的做法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几乎成了生存的必要条件;甚至直到现在,纳粹政权垮台十八年后的今天,谎言中的大多数具体内容已经被遗忘,有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谎言竟已成为德国民族性格的组成部分。战争期间,对所有德国人民影响最深的谎言是那句“德意志民族的命运之战”。发明这个口号的不是希特勒就是戈培尔。从三方面看,它更易令人自我蒙蔽:它首先暗示出,这场战争并非普通的战争;其次,它是由命运而非德国所发起的;第三,它事关德国人的生死存亡,不是消灭敌人,就是被敌人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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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国家中的法律认为,即便人的本能欲望和喜好有时会导向杀人,良知的声音也会对每个人说“你不得杀人”。所以,希特勒的法律才要求良知的声音告诉每个人“你可以杀人”,尽管屠杀的组织者完全清楚,杀人有违大多数人的正常欲望和喜好。第三帝国的罪恶,已经失去了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本质——罪恶不再以诱惑的形态出现。许多德国人,许多纳粹,很可能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定都倾向于不 去杀人,不 去抢劫,不 去眼睁睁看着他们的邻人走向死亡(因为他们当然知道犹太人被运上了死亡列车,尽管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清楚恐怖的细节),不在所有罪行中添一把柴、成为帮凶。然而,上帝知道,他们已然学会了如何克服本能、抵御“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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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艾希曼)的空洞绝不等同于愚蠢。他骨子里既不充满仇恨也不癫狂,也没有无尽的嗜血欲,但更可怕的是,他体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纳粹成功翻转了他头脑中的合法秩序,把谬误与恶意变成一个新式“正义”的基础……传统的善成了一种诱惑,大多数德国人则迅速学习来抵制这种诱惑。在这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里,艾希曼似乎并未意识到自己在行凶作恶。在基本道德问题上,阿伦特警告世人,那些一度被视作正直的本能,再也不是理所应当的。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只能是极端的,因为它不具备深度,也不具备魔性纬度——而这正是它的恐怖之处,它可以像真菌一样散布在地球表面,把整个世界变成一片荒芜。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阿伦特被攻击的原因,与其说是她说话的内容,倒不如说是她说话的方式。她提出了真正的道德问题,却用不必要的讽刺而令问题变得晦涩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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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国主义,毕竟是一场犹太人的自我批判运动。他写道:“我当时不在场。”阿伦特对此的回应是,拒绝表态是对历史与正义根基的腐蚀。她的立场是,假如你对自己说“我该审判谁”,你就已经输了。托尼·朱特几年前在《纽约书评》上撰文 ,称阿伦特犯过一些小错,她的批评者们因此永远不会原谅她;然而她在许多大事上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为此,她值得被铭记。若知道自己的书重新唤起读者的兴趣,她一定会一边欣慰一边苦笑。她曾说,最悲哀的荣誉莫过于“死后的荣誉”。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丑闻如火如荼之际,雅斯贝尔斯曾写信安慰她:总有一天,犹太人将会在以色列为你建造一座纪念碑,就像他们刚刚为斯宾诺莎所做的那样。尽管你也许活不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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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凡的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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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汉娜·鄂兰
《
平凡的邪恶
》简介:
《平凡的邪恶》是汉娜·鄂兰所著、施奕如翻译的纪实类图书,2013年由玉山社出版,副标题为“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该书基于作者1961年作为《纽约客》特约记者对纳粹战犯艾希曼审判的现场观察,剖析其在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中的具体职责,提出“恶的平庸性”概念,原书名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全书通过艾希曼从万湖会议到集中营运输管理的执行过程,揭示系统性恶行如何通过普通官僚的服从机制实现。书中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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