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言名句_经典名句金句摘抄赏析_第48页__句子抄

共收录2021个《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句子：（第48页）本页收录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言名句/《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语录可以了解《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特色。

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也不竟在哪里？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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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6 经济领域中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哈耶克在1944年出版了他的名著《通往奴役之路》，其中对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批评已经非常有名了。但很多读者往往忽视了一点：这本书中还专门探讨了纳粹主义的思想起源。在此之前，流行的观点认为纳粹主义是一个没有思想深度的反理性运动，是一群疯狂之人的所作所为。哈耶克说，事实并非如此，纳粹主义有它深刻的思想起源，它其实是集体主义梦想的一个最高版本。哈耶克分析指出，推崇组织计划的思想早在20世纪初就在德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引用20世纪20年代德国出版的一部著作《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里面这样写道：“普鲁士的观念”要求每个人都应当成为国家的公务员…未来的国家将是一种官吏治理的国家。将来是商业统治国家，还是国家统治商业：必须由德国来为全世界解决这个决定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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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56:从1930年初期，德国就开始创建一套强有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包括建立系列经济控制机构，通过垄断集团来控制企业，甚至直接由政府来规定商品价格，等等。这种做法一度非常成功，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国民生产总值在1932年到1937年间增长了102%，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但在这种奇迹中隐藏着深刻的危险，比如农业的各个细微环节都受到了国家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发展停滞的状态。在进一步向战争经济转型之后，德国的经济体制最终随着战争失败而破产了。士哈耶克强调指出，这种规划模式表明，纳粹德国并不是疯狂的产物，在它的思想和实践中都包含着高度理性的部分，试图用理性的现代化来铲除所有非理性的东西。甚至在对于犹太人的迫害中，纳粹的口号首先不是仇恨，而是用伪科学来证明犹太人是不符合秩序的存在，因此他们要被铲除。纳粹德国在道德和社会秩序上的“浩癖”都来自所谓科学理性，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人类的终极知识，想要无限度地追求卓越。这里就体现出了哈耶克的另一个独到之处。和当时西方主流观点不同，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诊断首先不是道德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其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人们追求的理想可能是极其崇高的，但“理性的自负”会让事与愿违。哈耶克说过，那些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波普尔的看法相当一致。波普尔也说过，要承认某些极权主义的设计者具有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又有非常明智敏锐的理论洞察力，但却是因为陷入了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才造成了灾难。哈耶克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通向地狱之路，是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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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伯林。p161:伯林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他借用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思想家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还有人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型。那幺伯林自己呢？他说自己就是一只典型的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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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2:你可能也知道，那一代俄国作家最关注的主题就是人间的苦难和不公、社会的陈规陋习、人在社会中受到的禁锢等。伯林在这些书中感受到强烈的道德关怀。这些作品都在努力探寻能让人类摆脱困境的根本方法，而这也给年幼的伯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伯林后来说，俄罗斯思想家有一个共同信念，就是相信对于人类的困境存在一个确定的答案，存在一种真理。只要找到了真理，去推动激烈的社会变革，就可以终结人间的苦难。但伯林又亲眼看到了激烈变革的惨烈状况，他意识到这种“拯救的信念”其实有很危险的一面，它可能会导致暴政。为什幺对理想的追求会引发这幺惨痛的灾难呢？你看，伯林对俄罗斯经验的思考塑造了他最初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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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3:这种旁观者视角，让伯林能够注意到一些边缘思想流派的力量。比如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再比如法国保守派思想家迈斯特。这些名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观点和启蒙主流思想也是格格不人的。但伯林却发现，现代的很多现象都和这些边缘的思想流派有关。伯林一直坚持的多元主义的立场，就和他关注多种多样的思想流派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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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7:“冷战自由派”并不是一个内部一致、边界清晰的学派，但他们具有一些“家族相似”特点：他们主要活跃在冷战时期，各自的学术专业虽然不同，但都属于广义的自由主义立场。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格外重视思想观念的巨大威力，强调所谓“power of ideas”。这一学派的学者认为，一些貌似很深刻、很正确、很有魅力的思想理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危险。在反思20世纪的教训中，他们特别专注于辨别“错误的观念”，分析这些观念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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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把“平庸之恶”理解成一种“螺丝钉理论”，就是说普通人只不过是某个官僚系统中的一个螺丝钉或齿轮，只是服从程序、执行命令，所以冷漠地成为杀人机器的一部分。可是阿伦特自己明确表示不赞同“螺丝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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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林做过一个有名的比喻。他借用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知道一件大事”，说思想家也可以分成两种类型，有人兴趣广泛、研究很多问题，属于狐狸型；还有人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就是刺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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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转变，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高度的“流动性”，总是在不停地移动和变化。沃尔泽分析指出，高度的流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地理上的流动”。>> 其次是“社会身份的流动”>> 再次是“婚姻关系的流动”>> 最后是“政治上的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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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通常的感知中，人们是因为冲突才会出现分裂，是因为有共通之处才会走到一起。但如果把视角拉得更远，你会看到，人类的历史恰恰是一部“因为冲突而汇聚到一起”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经过冲突、达到共通、最终汇聚到一起。比如美国从建国到南北战争，再到战后的重建；比如欧洲经过了世界大战、战后的和平进程，再走向欧盟。而且，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有时并不是彼此喜欢，而是我们面临共同的威胁和挑战：气候和环境的危机，极端主义对安全的威胁，新技术带来的挑战，全球疫情传播的冲击，还有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所有这些都不是一个国家在内部能够单独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在负面的意义上，人类也分享着共同的命运。面对着无法独自应对的共同问题，各个国家需要在竞争中保持对话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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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借用了黑格尔的这个概念，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状况，发现了“劳动异化”的现象。你上中学的时候可能学过，马克思说，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是人的第一需要。你当时可能会感觉，这句话很反常识吧？大家好像都不太喜欢劳动啊。但马克思接着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完全是异己的活动，这就是劳动的异化。 ……马克思说：“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它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结果是“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在这段话的最后，马克思写下这样两句话：于是，“动物的东西成了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马克思的语言从容不迫，但你听这句话是多幺的振聋发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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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韦伯深刻把握了理性化对现代世界的塑造力量及其巨大成就，也敏锐地觉察到理性化造成的缺憾与弊端。在个体生活领域，理性化让现代人的心灵生活失去了对传统信仰的可靠倚傍，甚至会陷入精神危机；在公共生活层面，理性化倾向于将社会政治秩序蜕变为“现代的铁笼”，隐含着多种困境。而这正是现代性问题中两个重要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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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精神层面上总会面对两个根本性的人生难题，一个是死亡，一个是贪欲。我们先来说说死亡。死亡真的是一个间题吗？我们经常听人说“好死不如赖活”，孔子在《论语》中也说“未知生，焉知死”。你可能觉得，西方人对死亡问题可能过于较真，这是因为文化不同，中国人对此就坦然多了。其实，西方也有比较坦然的想法。比如说，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就有过一个消解死亡的说法：只要你还能思考死亡问题，就说明你还活着，那你就不必为死亡而操心。而一旦你死去了，也就不会感到死亡是个问题了。他的意思实际上是说无论如何死亡不会是人的现实经验。这似乎就消解了死亡的问题。但这种说法可靠吗？我觉得不太可靠。虽然活着的时候，死亡不是我们现实的生命经验，但人是有意识的存在，我们具有关于死亡的意识。我们知道死亡是一种可能性——意外的天灾人祸、事故或者疾病——随时可能发生。而且死亡这种可能性非常严峻，它是终结其它一切生活可能性的可能性。我们知道，每个人都终有一死，但人的意识中又存在“永恒”这个概念，这会让人对于死亡感到深刻的悲凉，感到一种无可弥补的缺憾。所以我们会哀悼逝者，也会为自己最终的死亡而忧虑或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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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之轻”是什幺呢，这个“轻”来自人的存在方式，人的存在有着无限展开的可能性不被任何本质所限定。这是一种自由而轻盈的体验。但这种轻盈的自由又是孤独而沉重的，因为你必须独自承担你所有的选择，独自承担自己的生命，你是自己“生命的孤证”，这会让人感到难以承受。结果，我们就体验到“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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