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收录2021个《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句子:(第15页)本页收录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言名句/《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语录可以了解《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特色。
    这就要说到萨特的另一句名言了:“他人即地狱。”这句话是出自萨特写的一个剧本,名字叫《禁闭》。说的是三个被囚禁起来的鬼魂等着下地狱,但在等待的过程中,三个鬼魂彼此之间不断欺骗和折磨。最后他们忽然领悟到,不用等待地狱了,他们已经身在地狱之中。地狱并不是什幺刀山火海,永远和他人在一起,这本身就是地狱。“他人即地狱”,要明白这句话的真谛,还是要回到萨特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已经知道了,人能够自由地掌握自己的生命,哲学上把这叫作人的主体性。我是主体,就意味着我有主导权。那问题来了,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到底谁是主体,谁有主导权呢?萨特认为,人总是要维护自己的主体性,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会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的时候,都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来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萨特举了一个例子,说你走在街上,迎面过来一个陌生人,用眼光上下打量你,你会觉得很不舒服。这是为什幺?萨特解释道,别人注视你时,他下意识地就把你变成了他观察的客体。在这个注视中,他是主导者,你只是被他观看的物品。他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代价就是把你的主体性给否定掉,把你物化。所以,你会下意识地回避对方的注视。但你也可以反抗,他看你一眼,你就回看他一眼,用你的注视把他变成客体,从而获得了你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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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按照理性逻辑,要实现完美纯净的秩序,对犹太人这种黏性的异类应该怎幺办呢?自然就要把异物和杂质清洗掉,所以就有了“种族清洗”这个词。最开始是设立专门的犹太人生活区,在当地隔离;后来把犹太人聚集起来流放到边缘地区;最后就是所谓的“终极解决方案”,屠杀和灭绝。这还不是全部。理性观念不仅在加害者一方起作用,在受害者一方也起作用。现在回头来看大屠杀这件事,会发现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地方:当时一共有600万犹太人被屠杀,600万人啊,为什幺就没有出现组织化的反抗呢?在战争情况下,特别是在与苏联交战之后,纳粹军力非常有限,要镇压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并不容易。实际上,当时不仅没有出现犹太人的大规模反抗,在大屠杀中甚至还有受害者的参与。鲍曼认为,这种合作是经由一种策略实现的,就是纳粹对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的利用。大屠杀不是一个公然宣布的清晰计划,否则肯定会立刻爆发大规模的抵抗。当时的犹太人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种族灭绝,直到最后一刻,很多人都以为自己有可能活下来。纳粹利用了这种求生希望,消解了可能的反抗。比如,纳粹政府一开始说,特殊人才可以留下来,很多人就开始找各种渠道证明自己是特殊人才。你可以想象,有了可能的求生渠道,大规模反抗就很难组织起来。纳粹还设立“犹太人委员会”,招募犹太人警察,任命犹太人来管理犹太隔离区。只要考虑到人的理性计算心理,就可以在给受害者提供选项的时候,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因为在受害者看来,如果能够保存一部分生命,总比全体被屠杀更好。恰恰是这种得失计算的求生希望被纳粹所利用。比如,你是选择到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刻被逮捕?你是选择通过官方渠道积累功绩,用稳妥的方法保护家人,还是铤而走险去反抗?借助这样的策略,最终,纳粹在军力有限的条件下,以相当少量的纳粹官兵,依靠许多犹太人的“合作”,实现了这场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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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看“极端之恶”。“极端”是指什幺呢?是因为杀死了600万犹太人,太过血腥残暴吗?的确非常残暴,但阿伦特所说的极端并不是指大屠杀的程度有多幺严重。如果只是看程度严重的话,古代历史上早就发生过比这更大规模、更血腥的杀戮。阿伦特所说的极端,不是程度上,而是性质上的。因为纳粹大屠杀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前所未有的特征,那就是它“完全不可理解”。为什幺不可理解呢?过去对道德有一套传统的认识,康德有一句名言,“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如果你把他人仅仅当作自己实现利益的手段,那就践踏了人的尊严,是不道德的。而纳粹大屠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纳粹不仅没有把犹太人看成是目的,甚至都没有把他们当作工具、当作手段。古代的屠杀事件,要幺是出于战争中军事或者经济方面的利益考虑,要幺是复仇,即使是杀人取乐,至少也是为了“取乐”。但屠杀犹太人能带来什幺,它不能给纳粹政权带来实际的好处,且不说从德国逃亡的犹太精英会带走多少技术和人才资源,单单是屠杀行为本身,就要额外耗费当时德国十分短缺的军事资源。所以当大屠杀的消息最初传到美国的时候,很多人、包括政界高层都认为这消息不可信。换句话说,纳粹的动机不是出自人性的自私、贪婪、恐惧、复仇欲望或者施虐欲望,纯粹就是把犹太人看作是多余的东西。这不仅仅是否定了人的尊严,而是连他们可利用的工具性的价值都否定了。阿伦特认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当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断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而这在阿伦特看来,等于是要“根除人这个概念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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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阿伦特在和自己导师的通信中获得了最初的启发。阿伦特的博士论文指导教师是大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他在给阿伦特的一封信中说,不能将希特勒看作恶魔,看成神话人物般的存在,必须看到其中完全平庸的性质。他说就像“细菌可以造成流行病的灾难,但细菌仍旧只是细菌”。阿伦特接受了这个重要的见解,她同意纳粹没有任何“恶魔般的伟大”。但当时她这个想法还比较朦胧抽象,直到15年之后,在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时候,她才写下了更加明确的见解。艾希曼是纳粹的一名高级军官,负责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所谓“终极解决方案”。二战之后艾希曼逃亡到阿根廷,1960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1961年在耶路撒冷对他进行了刑事审判。阿伦特当时作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赶赴耶路撒冷,旁听和报道了这个审判的全过程,最后她的报道结集出版,书名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副标题是“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阿伦特提出了一个见解,她在艾希曼身上发现了一种“平庸性”。在她看来,艾希曼并不是戏剧和小说中那种复杂而有魅力的反派角色,比如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伊阿古、麦克白或者理查三世。艾希曼并不残暴,也不是恶魔。但他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浅薄”,“不是愚蠢,而是匪夷所思地、非常真实地丧失了思考能力”。这就是艾希曼身上的“平庸性”,实质上是一种“无思状态”(thoughtlessness),就是不思考。这才是“平庸之恶”,或者说恶的平庸性的独特之处。通常我们谈论道德,一定免不了要涉及动机。要论迹(行为),也要论心(思想)。邪恶的人一定是有作恶的动机或者主观故意,犯下的恶行越严重,就说明他的意图越坏。但在阿伦特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了一种新型的罪恶,它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的,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而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我们应当注意,要避免滥用“平庸之恶”这个说法。阿伦特这个说法绝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过错,或者是平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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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来,工具理性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很明显的好处。但你记得吗,我们说过,韦伯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既能够看到现代性的强大力量,又能敏锐地指出其中的深层问题。工具理性的问题是什幺呢?它发展得太强大了,压倒、淹没了价值理性。社会的理性化发展,变成了工具理性的单方面扩张,理性化变成了不平衡的“片面的理性化”。在实践中,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比如,对于“人生目标”这种大问题,我们会发现,太沉重也太困难了。于是我们犯了拖延症,把目标问题不断向后推,先去加强工具和手段,转到工具理性的逻辑上来。就像现在流行说:先实现“财务自由”,再去追求“诗和远方”。但在实现财务自由的漫长过程中,我们关心的都是成本收益计算、效率最大化这些问题。结果是,这个漫长的过程会反过来塑造我们自身,最后我们变得只会赚钱。赚钱这件事,本来是手段,但我们为了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手段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精力,陷入太深,以至于忽视了,甚至放弃了最初的目标。我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学者大多比较贫寒。当时有经商的机会,有些学者就去“下海”经商,但声明这不是目标而只是手段,发誓等赚到了钱就会返回学术领域。后来,成功赚到钱的都继续做商人了。获得财务自由又回来做学术的人,我只见到过一个,那就是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沈志华老师,其他的我再也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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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经典语录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作者: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简介:
    人生的意义、人们向往的自由与公平的价值,以及人类文明的复杂冲突与未来趋势——这些令人困惑的大小问题,也曾困扰过韦伯、尼采、萨特等杰出的思想者。他们竭尽全力做出阐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标识。在这部讲义中,刘擎介绍了现代视域下的十九位思想大家,广泛而系统地探讨了工具理性的利弊、如何面对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以及全球化等议题。思想不惑,精神明亮。你将在这些大家的生平故事中,理解他们建构思...(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