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收录2021个《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句子:(第14页)本页收录的《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言名句/《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经典语句/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语录可以了解《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的特色。
    一个清晰的答案,带出了更难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做到独立判断呢?对于这个难题,阿伦特也没有给出完整的解决方案。但她提出了一条线索,她提示我们:尽管这件事很难,但仍然有人做到了。那我们就去看看这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从他们的身上寻找启示。阿伦特提到过两个例子:第一个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士兵,名字叫安东·施密特。他虽然没有多大权力,却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犹太人逃亡,为他们提供可以逃命的证件和交通工具,最后这位士兵被纳粹逮捕,审判处决了。另一个例子是集中营里的一名医生,名叫弗朗兹·卢卡斯。为了救助奥斯维辛的囚犯,他从党卫军的药房里偷药品,用自己的钱给囚犯买食物,想方设法从毒气室中救下一些人。战争结束后,他也被送上了审判纳粹的法庭,当艾希曼这样的人在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辩护时,卢卡斯医生却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他说他无法从集中营的经历中平复自己。阿伦特问道:士兵施密特和医生卢卡斯这样的人,他们与艾希曼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据施密特的朋友说,他是一个寡言笨拙的男人,没有什幺哲学气质,也不怎幺看书读报。纳粹审判施密特的时候,他的律师为他辩护说,救助犹太人是为了给国防军保存劳动力,但施密特本人却否认了这个辩护理由。他坦言自己帮助犹太人就是为了拯救他们的生命。结果施密特被判了死刑。临刑之前,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妻子······请原谅我,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类来行事,我不想伤害别人。”阿伦特认为,施密特和卢卡斯这样的人始终要求“忠实于自己”,他们做出独立判断的前提是始终保持“与自己相处、与自己交谈的倾向”。他们选择不作恶,不是为了服从于纳粹之外的某个戒律,而是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作为杀人犯的自己,他们不愿意与这样一个自己共存。为此,他们甘愿承受危险、甚至付出生命。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独立判断的典范在西方思想的源头中就存在,那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说过“宁可自己遭受冤屈,也不愿行不...
    收藏:0
    但波普尔说的“不彻底的正确”,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刚才讲到爱因斯坦还表达了一个想法:即使观察结果和理论一致,也不能证明理论就是绝对正确的。波普尔从中得到了启发,意识到证实和证伪是不对称的。什幺意思呢?你看,一个理论被证实一百次、一千次、一万次,也不能证明它绝对正确,但只要被证伪了一次,它就被推翻了。这种不对称性,就对科学传统的“归纳法”构成了挑战。所谓归纳,就是从已知的事实中总结出普遍的规律。比如看到一只天鹅是白色的,一百只、一千只、一万只天鹅都是白色的,于是就归纳总结出一个普遍命题:凡是天鹅都是白色的。但其实谁都无法保证,会不会在某一天遇到一只黑天鹅。这个问题其实由来已久,从哲学家休谟到罗素都质疑过归纳法的可靠性。罗素很幽默,他说,一只每天被主人喂食的鸡,怎幺也归纳不出有一天自己会被拧断脖子。维特根斯特也曾说过,我们之所以采用归纳法,是因为它是和我们的经验相协调的最简单的规律,但它并“没有逻辑基础,只有心理学的基础”。但是问题来了:如果归纳法不可靠,那怎幺解释科学知识的成长机制呢?难道要把被反复验证过的科学知识全部推翻吗?波普尔提出了一个解释方案,妥善处理了这个麻烦。波普尔说,传统观点认为,科学发现是靠归纳,就是观察事实一归纳理论一证实理论。其实并非如此,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这样,波普尔就重新定义了科学发展的逻辑,用经验检测的“可证伪性”代替“可证实性”,用“问题——猜想一反驳”的“试错机制”代替“观察一归纳一证实”的“实证机制”,这就对科学发展提出了新的解释。这也意味着,科学无法达...
    收藏:0
    但伯林不只是一个俄国人,他还是一个犹太人。躲在房间里的小伯林,除了读俄国作家的书,还读到一本书,叫作《犹太百科全书》。成年后的伯林常说,自己是出生在俄罗斯的犹太人。犹太意识是伯林思想的一个底色。伯林表示,全世界的犹太人都有一种共同感受,就是一种“不在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之下,你无法全然沉浸于此时此刻身处的环境,总是有一种抽离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这里也不属于自己。这让伯林在思考问题时常常会有一种抽身而出的视角。爱因斯坦曾经和伯林有一面之交,后来爱因斯坦谈起对伯林的印象,说他就像是“上帝的宏大剧场中的一名旁观者”。爱因斯坦这个比喻,抓住了伯林的局外人特质。这种旁观者视角,让伯林能够注意到一些边缘思想流派的力量。比如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赫尔德,再比如法国保守派思想家迈斯特。这些名字,很多人可能都没有听说过,他们的观点和启蒙主流思想也是格格不入的。但伯林却发现,现代的很多现象都和这些边缘的思想流派有关。伯林一直坚持的多元主义的立场,就和他关注多种多样的思想流派有很大关系。另外,作为犹太人,伯林也很关注民族主义问题。他有一个好友,叫哈伊姆·魏茨曼,是以色列的第一任总统,他和伯林一样都是出生在俄国的犹太人。魏茨曼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奔走的时候,伯林也帮了一些忙。但等到以色列真的成功立国了,魏茨曼邀请伯林来做总统顾问,伯林却谢绝了。作为犹太人,伯林能够同情地理解民族主义,但同时他也非常忧虑民族主义的毁灭性力量。在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能否达成某种调和呢?这也是伯林一直关切和探索的问题。
    收藏:0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伯林说,在思想史上,自由可能有过两百多种定义,但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伯林把这两种自由叫作“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和积极对应的英文形容词,就是“negative”和“positive”,分别有“负面的、否定性的”以及“正面的、肯定性的”意思。消极自由是什幺呢?简单来说就是我不想要什幺、就可以不要什幺,英文是“free from”。而积极自由就是我想做什幺、就可以去做,英文是“free to”。换句话说,一个是摆脱障碍的自由,一个是实现目标的自由。可能有人要问,摆脱障碍不也是为了实现目标,二者是一回事儿呀,有什幺区别呢?当然有区别。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不想被抢劫,并不等于你已经决定了要把手上的那笔钱花在哪里。你要摆脱一种外来的干涉,并不需要你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标。消极自由强调的是维持一个不受干涉的领域。在这个意义上,消极自由更像是一种机会,只要保留了这个机会,就算什幺都不做,你也保持了你的消极自由。但积极自由就不一样了,它是“实现某个目标”的自由,你要是什幺都不做,那就麻烦了。也许你会说,我的目标就是“什幺都不做”,不可以吗?这就要说到积极自由的一个特别之处。首先你要知道,自由必定有一个行动主体。但在积极自由的概念里,主体常常有内部的划分:有一个是“真正的”“高级的”“理性的”自我,还有一个是“虚假的”“低级的”“非理性的”自我。积极自由的目标往往是指,那个理性的自我能够主导自己,去实现高级的目标。比如你下决心要去健身房锻炼,却又总是犯懒,一下班就不想动了。你想,反正也没有人催我,玩20分钟手机再去锻炼吧;结果玩了两个小时,最终也没有去健身房。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滥用了自己的消极自由,也没有实现积极自由。现在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自律给我自由”,这里说的自由,就是克服自己非理性的一面,实现积极自由。如果你的目标是...
    收藏:0
    现在搞清楚了,我们说的自由实际上有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就是不受到外部的干涉和阻碍;另一种则是积极自由,就是可以用理性来掌控、实现自己的目标。分清楚二者的区别,对现实有什幺意义吗?意义很重大。让我描述一个场景故事来解释吧。你开车去上班,马上就要迟到了,但这时你突然犯了烟瘾,很想绕路先去买包烟。可是这时,坐在副驾驶上的你的好朋友说话了,他劝你不要这样做。你对他说,你别管我,这是我的自由。你的朋友发脾气了,他说这不是真正的自由。他逼你下车,让你坐到后座,然后他来开车,把你送到了公司。你有点不高兴,但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你好”,你想了想,觉得他说得也对。一个月之后,你厌倦了这份需要“996”的工作,想要辞职不干了。你的朋友又出现了,他劝导你说,这个工作最符合你的长远利益,你现在太年轻、不懂事,必须听他的教导,他甚至每天早上亲自来把你绑上车送到公司。他说,这个工作才是你真正想要的,虽然现在你还不明白。那幺现在,表面上他强制了你,但在本质上是帮助你实现你一时还不明白的、却是你真正想要的目标,让你得到了更高的自由。说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像是在看恐怖片,有点毛骨悚然了呢?其实,这个“朋友”是一个隐喻,可以代表任何一种权威,他用积极自由的理论,把“强制”变成了“真正的自由”。伯林说,这是一种危险的“概念魔术”。但敏锐的你很可能会质疑伯林,为什幺呢?你仔细想啊,父母送小孩去上学不就是这个道理吗?强制有时候也是有必要的,怎幺能说是危险的呢?难道消极自由就一定高于积极自由吗?伯林自己不是说过,多元价值之间不分高低上下吗?这个质疑非常尖锐,你觉得伯林会怎幺回应呢?揭穿扭曲自由的“概念魔术”伯林明确说过,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这两种自由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伯林想强调的是,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更要对其保持警惕。伯林承认,在特定...
    收藏:0
    积极自由本身是重要的价值,但它很容易被扭曲和操纵。伯林警告说,很多奴役他人的做法往往就是借助“积极自由”来给自己正名,但这是一种滥用。为什幺积极自由更容易被滥用呢?伯林说,因为与消极自由相比,积极自由离日常生活和经验世界更遥远。回到经验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追求自由,是因为我们能体验到自由的反面。我们有一种普遍、深刻、强烈而朴素的体验,就是强制,而强制的极端就是奴役。“强制”这种苦难的体验与自由有最根本、最切近、最直接的关联,我们对自由的渴望,最直接的来源就是对强制的不满、对奴役的反抗,所以我们会大声喊出“不要强迫我!”这是一种否定性的愿望,它和强制与奴役相伴相生,跨越了文化和历史,是最为普遍的人类经验之一。所以伯林说,“自由的根本意义是摆脱枷锁、摆脱囚禁、摆脱他人奴役的自由。其余都是这个意义的延伸,或者是某种隐喻”。自由这个词实在是用得太广泛了,但如果这个词只能用来形容一种状态,那幺最有资格被称为自由的,就是“不受强制”。所以,在两种自由中,消极自由更接近这个词最原初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因为他认为,用消极自由的概念来理解自由,能让我们铭记自由最原初的含义,避免在眼花缭乱的概念魔术中迷失,也更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
    收藏:0
    萨特的特立独行还体现在人际关系方面。萨特的伴侣是法国作家西蒙娜·波伏娃,她是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重要理论家和先驱者,现代女权主义的奠基之作《第二性》就是她的作品。萨特和波伏娃在上大学时相识,彼此志趣相投,很快就陷入了恋情。但他们都认为人是绝对自由的,不必受到习俗制度的约束,于是签订了一个奇特的爱情契约,作为彼此的伴侣,但永不结婚。他们的爱情是开放的,不排除与其他人发生亲密关系;但彼此坦诚,不会隐瞒。而且这个契约的有效期只有两年,每过两年双方就要确认一次是否还继续这段伴侣关系。这听上去非常不靠谱,对吧?但结果是,这个契约足足延续了51年,从萨特24岁直到75岁去世,两人真正做到了相伴一生。这51年中并不都是甜蜜浪漫的故事。萨特有过许多情人,有一次还差点和别人结婚。波伏娃也有过好几位情人,曾经写过一本小说献给其中一位,小说后来还获得了法国的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实际上,在这段开放的关系中,两人都感受过猜疑和嫉妒的痛苦,但总有一种难以匹敌的力量让他们相守在一起。因为他们不只是爱人,还是精神的挚友和事业的伴侣。这样一段不受约束的开放关系,以“自由”为基础,却更显示出萨特和波伏娃对自我选择的坚持。波伏娃并不是萨特的附庸,而是一位特立独行的作家。她没有与萨特过同居厮守的生活,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寓,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空间。但令人寻味的是,在萨特去世六周年的前一天,波伏娃去世了。她选择与萨特合葬在一起,彼此永不分离。
    收藏:0

    标签:#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经典语录#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句#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金句#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名言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经典语录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
    作者:刘擎
    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简介:
    人生的意义、人们向往的自由与公平的价值,以及人类文明的复杂冲突与未来趋势——这些令人困惑的大小问题,也曾困扰过韦伯、尼采、萨特等杰出的思想者。他们竭尽全力做出阐释,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标识。在这部讲义中,刘擎介绍了现代视域下的十九位思想大家,广泛而系统地探讨了工具理性的利弊、如何面对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对人的异化、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以及全球化等议题。思想不惑,精神明亮。你将在这些大家的生平故事中,理解他们建构思...(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