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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名言名句
共收录128个《国史新论》的句子:(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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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名言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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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经典语句
/摘抄根据受欢迎度排序,通过这些《国史新论》语录可以了解《国史新论》的特色。
中國社會的自身淵源,是唐代以來的科舉社會。它的病痛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而所由得以維繫不輟團結不散者,則是賴它自有的那一套獨特而長久的「文化傳統」,與由此所形成的強固「民族意識」。若并消滅此二者,則中國社會將剩四億五千萬個生活窮苦的個人生命,外此一無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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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政治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便再进一步来期求各人内在个性的发展。个性发展的真实表现,一般说来,最主要的是在文学和艺术。...所以说,学术思想最灿烂的时期,是在秦以前。政治社会最理想安定的时期,莫过于汉、唐。而文学艺术的普遍发达,则在唐代开国以后。...因此,中国文化在秦以前,造成了人生远大的理想。汉唐时代,先把政治社会奠定了一个大规模。宋以后,人们便在这规模下享受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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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Feudalism 之起源,事先并非出自任何人的计划与命令, 也没有一种制度上之共同规律。只因北方蛮族入侵,罗马政府崩溃, 新的政府与法律不及产生, 农民和小地主,在混乱中无所依赖, 各自向较强有力者投靠, 要求保护, 于是在保护者与被保护者间, 成立了各样的契约。后来此种契约关系, 逐渐扩大, 连国家、国王、皇帝、城市乃至教会,都被卷入。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演进。中国历史上所谓封建,究竟始于何时,已难详考。据传说, 远从夏、商时已有。古史渺茫, 此当由专门古代史家经过严格考据来论定。但我们不妨说, 正式的封建制度则始自西周。西周封建乃由武王、周公两次东征, 消灭了殷王室的统治权,逐步把自己的大批宗室亲戚,分封各地,以便统制。先由天子分封诸侯, 再由诸侯分封卿大夫, 逐步扩张。这种演进是由上而下的。西方封建由统一政府之崩溃而起, 东方封建则是加强政府统一的一种强有力的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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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以劳工为无产阶级,劳工则低居人下。中国门第社会以读书人为无产阶级,而高出人上。此则中西传统文化之一大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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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虽则承认,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封建”二字,应有一明确的界限,若连家人父子的一片恩情也算是封建,人民对国家民族传统文化历史的一片崇敬爱护之心也算是封建,如此漫无标准,则打倒封建,无异打倒一切。政治建基在社会上,社会建基在文化上。现在要凭一时的政权,恣意所在,连根来铲除社会传统,扑灭文化传统,一切人性人道,只为我所不快的,全求打倒,这不是社会向政府革命,而是政府向社会革命。试问这一个政权,凭借何种力量来完成大业。如上分析,在内则仍只有军队,在外则仍只有凭外力。那些是否可资凭借,兹且不论。但你攀登树巅来自伐树根,伐木者只有随木俱到。幸而这老树根深蒂固,然而旦旦而伐,终有根断株绝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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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之事,肉食者谋之。天下之事,则匹夫有责。”当时明遗民皆以天下为一己大任所在。中国人有创业有守成,西方则有创无守,有业无承。故中国观念有传统,而西方则无之。中国五伦,由夫妇得子女成血统,君臣为政统,朋友则当属道统,尤在政统上。故师道尤在君道上。西方人无传统观,今国人则称之曰法统。法由人造,随时更改,何得有统。梁任公以西方为法治,中国为礼治。礼则人类之性情,大群之道义,自可有统。西方之法,由多数人创立。其多数则随时变易,故法亦无统,惟尚多数。中国道统则本之心性,可以历久而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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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代,照法理讲,农民绝无私有的土地,耕地由贵族平均分配。照现在观念来说,土地是国有的,农民是在政府臸定的一种均产制度之下生活的。现在税收制度改了,贵族容许农民量力增辟耕地,又不执行受田还田手续,贵族只按亩收租。循而久之,那土地所有权却无形中转落到农民手里去。从前是一种制约经济,现变成自由经济了。有些农民增辟耕地渐成富农,有些贫农连 百亩耕地也保不住,经由种种契约而转卖给富农。既是土地所有权在农民手里,他们 自可世代承继而且自由买卖。与私有制相引而起的,则是贫富不均,此在中国史上 谓之兼并。农民有着自由资产,中间便有着贫富的阶层。富农出现了,渐变成变相的贵族。从前平民贵族两阶级的基础也连带摇动。所以井田制度破坏,必连带促进封建制度之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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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国自宋以下,八百年来,《大学》成为识字人第一部必读书。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修身为本。富润屋,德润身,修身当重德,不重富。民国初年,小学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会上做人,此身明明为各人私有。则私德即公德。后遂改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点,转若不在私而在公。试问每一人之生命,究属私有,抑公有?无私又何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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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们把所谓封建势力的实际内容,归纳到指摘政治上一种脱离中央违背统一的地方性割据,在经济上一种阶级性的不平等,凭着政治黑暗,脱离劳苦大众,而走向私家经济的特殊权益,则我们不能不说这两种势力,确在最近期的中国社会里,不断地兴风作浪,造成了目前一切的灾祸。但这不仅最近期的中国社会是如此,远从有史以来,只要政治不上轨道,没有一个中心的指导力量来控制社会,社会自然趋势,永远会向这两条路迈进。人类永远有想攫取权力财富,来在社会上形成一特出地位的一套私意。不幸而近代中国的革新工作,偏偏多在社会方面来打到与推翻,却不在政治方面来建立与革新,循至社会元气逐步*丧,更不易生长出一个中心力量来,而政治遂一无凭借。如是,则革命只是破坏,破坏愈彻底,建设愈困难,终将造成中国前途一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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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中国真要学西方,诚心求西化,魏、晋、南北朝、隋、唐的高僧们,应该是一好榜样。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才是。非守死节证其不好学,亦即证其不笃信,如此又何能善道?中国四十年西化无成绩,这是知识分子的罪过。高谈西化而负时望者,实际都在想做慧能马祖,不肯先做道安、僧肇、慧远、竺道生。先不肯低头做西方一弟子、一信徒,却早想昂首做中国一大师、一教主,这依然是道咸一下狂放未尽。龚定庵诗:“但开风气不为师”,一百年来,多在想开风气。他们自负是学习西方的启蒙运动,却把中国两千年学术文化,当作一野蛮、一童蒙看。他们不肯真心学佛,只借仗释迦来骂孔子老聃。不肯先做一真实的学者,老实退出社会一角落,像西方学人那样分头并进,多角放射。却自居为政治社会之领导中心,先自认为是新道统。道统建立,岂是如此般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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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来,整体急剧转变,社会经济亦同时变形。以前知识分子之安身处,现在则一切皆无,于是使其内心空切,而又无所忌惮。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新出身,则又是古无前例,完全走上一外国留学为唯一的门径。一批批的青年,在本国并未受有相当基础的教育,即便送往国外。试问举世间,哪一个国家,了解得中国?又是哪一个国家,真肯关心为中国特地训练一辈合适中国应用的知识与人才?他们走进一个国家,选定每一门课程,互不相关的在仓促的三四五六年间浅尝速化,四面八方,学成归来。了解不同,想象不同,传统不同,现状不同,拼凑安排,如何是好?各国间的政俗渊微,本原改革,在他们是茫然的。本国的传统大体,利病委曲,在他们则更是茫然的。结果都会感的所学非所用。激进的,增加他们对本国一切的憎厌和仇恨。无所谓的,则留学外国变成变相的科举。洋翰林,洋八股,虽谑而允,受之不愧。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自唐而下,虽都参加科举,却并不从科举中养出,现在则完全托由在外国代办新科举的制度下,来希冀新中国的理想新人才。…………………………中国当前的知识分子,遭遇是艰苦的,职责是重大的,凭借是单薄的,培养是轻忽的。结果使国内对国外归来者失望,国外归来者也同样对国内失望。憎厌中国,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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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央政府高高地摆在偌大一个广阔而平铺的社会上面,全国各地区,谁也没有力量来推动一切公共应兴应革的事业,像水利兴修,道路交通,教育宗教一切文化事业,社会没有力量,全要仰赖中央,这是不可能的事。一到金胡南下,中央崩溃,社会上更无力量抵抗和自卫,其所受祸害,较之晋代五胡乱华一段更深刻更惨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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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社会是让人个别地竞争,共产社会则转向无产阶级集体竞争一面去,这亦可算是人生一进步。但中国人以仁义道德来作人群集体的指导,尚和平,不尚竞争,比西方的共产主义更进步更高明多了。中国人有创业有守成,西方则有创无守,有业无承。故中国观念有传统,而西方则无之。......梁任公以西方为法治,中国为礼治。礼则人类之性情,大群之道义,自可有统。西方之法,由多数人创立。其多数则随时变易,惟尚多数。中国道统则本之心性,可以历久而长存。或疑科学亦由人类智慧所发明,但此种智慧乃从人心之兴趣来,兴趣则随时随地随人而易变,并易生厌倦。中国人之智慧则从心性之全体来,故重在道义上,乃天人合一,不专以随时随地个人之兴趣为依归,并亦不会有厌倦。故道义有传统,而兴趣则不能有传统。西方人之科学发明,亦实无传统可言,因此无持久之希望与把握。此则亦当深思而极论者。西方社会既属个人主义,故其父成为一大资本家,其子女转易对资本生厌倦心。历时既久,而人心之厌倦亦甚。其事业之不能长继永传,亦自无疑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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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下,道德观念,一向很看重。它要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番大责任,它要讲忠孝、仁义、廉耻、节操一番大道理。这好像一条条的道德绳子,把每个人缚得紧紧,转身不得似的。在西方则并没有这么多的一大套,他们只说自由、平等、独立,何等干脆痛快。中国人则像被种种道德观念重重束缚了。中国人生可说是道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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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汉、唐两代的经济制度作一对比,汉代只注意裁抑工商资本之过度发展,而没有注意到下层民最低生活之保障。唐代颇注意农民生活之保护,而放任工商业之自由发展。汉代立法,像是不许有过富的,却可能有很穷的。唐代立法,像是许可有过富的,却不许有过穷的。因此唐代社会经济较之汉代更活跃,更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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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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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新论(新版)》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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