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新论》简介

    《国史新论(新版)》作者“旨求通俗,义取综合”,从中国的社会文化演变、传统的政治教育制度等多个侧面,融古今、贯诸端,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之特质、症结、演变及对当今社会现实的巨大影响,作了高屋建瓴、深入浅出的精彩剖析,内中各篇,“有以分别眼光治史所得,有以变化眼光治史所得。每一论题,必分古今先后时代之不同,而提示其演变。而各篇著作有其共通之本源,则本之于当前社会之思潮”。
    国史新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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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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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26-04-22

    1.皇帝或国君,仅是政治上最高的一个官位,所以说天子一位,公、侯、子、男各一位,共五等。君一位,卿、大夫,上、中、下士各一位,共六等。天子和君,在政治上也各有他应有的职分和责任。天子和君不尽职,不胜任,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

    2.中国心理偏重于从政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的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

    3.P208 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担任这一业,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通德属于“仁”,通识属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识,乃为上品人,称大器,能成大业,斯为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识,只是小器,营小事,为下品人。

    4.若论真肯认定一家一派学西方的,平心而论,则只有今天的共产党,但他们也只肯学列宁、斯大林,并不肯学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所毕心尽力的仍在政治,不在学术思想。从前中国知识分子,常想用学术来领导政治,这四十年来的新知识分子,则只想凭借政治来操纵学术。从这一点讲,即从其最好处说,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依然未脱中国自己传统文化之内在束缚,依然是在上倾,非下倾,依然在争取政治领导权,依然是高唱治国平天下精神。在西方,科学、宗教、哲学、艺术分门别类,各务专长。一到中国,却混成一大洪流,便成为推翻旧传统、推翻旧文化、创造新政治、建立新社会一呼号。

    5.西汉知识分子从农村中来,孤寒拔起。唐代则从门第中来,都带有贵族气分。因此,西汉政治是淳朴的,循谨的,最好表现在于地方行政与下级干部。而唐代政治,则是恢弘的,阔大的,最好表现在于中央与上级大僚。唐代知识分子,在其门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谙习世故,练达政事。所以一出来担当大事,都是有气有才,能实干像西汉,而局度恢伟则远胜。西汉只多贤良的地方长官,没有像样的大宰相与高级大僚,这一层比不上唐代。唐代知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 钱穆简介

      钱穆简介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江苏无锡人,汉族,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吴越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七岁入私塾,1912年辍学后自学,任教于家乡的中小学。1930年因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成名,被顾颉刚推荐,聘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后历任北京大学、北平师...(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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